我陷于毫无办法的困境中：不用说，那些不了解的人没看到我参加为我丈夫举行的安魂弥撒会有什么看法；我自己也渴望与丈夫作最后的告别，在他的灵柩旁祈祷和哭泣。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心想，扎谢茨卡娅已经走过去，不能来替我解围了。幸而事情并非如此，扎谢茨卡娅的同行者有力地证明了我的身份，我们被放行了，于是我和女儿就向教堂奔去。碰巧弥撒刚刚开始。
安魂弥撒由高级神职人员，维堡区的主教涅斯托尔主持，修士大司祭和修士司祭们辅助，出席安魂弥撒的有：神学院院长约·列·亚内舍夫以及与我丈夫有私交的大修道院副院长西梅翁。[14]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扩大的合唱团和伊萨基辅大教堂合唱团唱得极为感人。在举行安魂弥撒之前，大司祭亚内舍夫发表了卓越的讲话，其中突出地描述了作为作家和基督徒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全部美质。[15]
安魂弥撒结束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天才的崇拜者们把他的灵柩抬起来，走出教堂，在这些崇拜者中间，年轻的哲学家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那激动的神情特别引人注目。
齐赫文斯基墓地上挤满了人，他们爬上纪念碑，坐在树上，抓住栅栏；抬灵柩的行列则缓慢地移动着，两边是各机关的代表们送的花圈，行列就在那些高高地立着、朝着行列倾斜的花圈下面前进。落葬以后，人们开始在未撒上土的墓前发表讲话。第一个讲话的是过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亚·伊·帕利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帕利姆（1822—1885），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诗人和作家，笔名Π。阿利明斯基。他在长篇小说《阿列克谢·斯洛博金》中用假名描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杜罗夫。；接着讲话的有奥·费·米勒、康·尼·别斯图热夫留明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别斯图热夫留明（1829—1897），俄国历史学家，教授，斯拉夫慈善协会主席。教授、弗·索洛维约夫、帕·亚·盖杰布罗夫和其他人。在未撒上土的墓前还有许多人朗诵了献给死者的诗歌。[16]群众带来的花圈几乎覆盖了墓穴的顶部。其余的花圈被扯开，在场的人把上面的叶子和花朵带回家去，留作纪念。快四点钟的时候，墓穴才封上土，我和孩子们被眼泪和饥饿弄得精疲力竭，乘车回家去。可是人群还长久没有走散。[……]
注释：
[1]根据阿·谢·苏沃林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部写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预定“是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作者意欲使他在修道院度过一段时期后成为一个革命者。他犯下了政治上的罪行。他受到残酷的惩罚。他寻找真理，而在寻找的过程中很自然地成了革命者”。（《阿·谢·苏沃林日记》，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页16）根据儿童文学作家Α。М。斯利维茨基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把长篇小说《孩子们》作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续篇，前一部长篇中的孩子们应该是续篇的主人公……”（《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页355）德国女研究家恩·霍夫曼曾来到彼得堡，从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那儿收集了许多材料，在她所写的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也报道了有关《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续篇的某些情况。这位女研究家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的叙述，记下了计划中续篇的情节：“根据作家的计划，阿辽沙一定会遵照佐西马长老的遗嘱，来到世人中间，承担起他们的痛苦和罪过。他娶了丽莎，但是后来为了美丽的女罪人格鲁申卡而把丽莎遗弃了，这个女罪人激发了他身上的‘卡拉马佐夫精神’。经过了迷惘、疑惑和否定的动荡时期，阿辽沙成了孤身一人，重又回到修道院。他置身于孩子们中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们：他真诚地爱他们，教导他们。谁都会想到这与梅什金关于孩子们的叙述的联系；谁都会忆起那个小主人公，所有他那些令人心醉的孩子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只有在爱面前才会展现出来。”（参阅恩·霍夫曼《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研究》，柏林，1899年，页427。比较С。Β。别洛夫《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续篇的又一说法》，《文学问题》，1971年，第10期，页274—275）
[2]《作家日记》的最后一期（出版于1881年1月）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言”，其中充满了对俄国和俄国人民未来历史性发展的深切忧虑：“随后出现了没有节制的狂饮，醉的海洋仿佛在俄国泛滥，虽然它至今还在肆虐，但人民纵然喝醉了酒，他们仍然没有丧失对新事物、新的真理、完美的真理的渴望。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受另一种思想和潮流的影响而无力抵御[……]主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孤单无依，也就是说，处于孤立的状态，一切全得靠自己的力量，没有人在精神上支持他们。虽有地方自治机构，但它是‘领导’……”（《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2卷，页433—434）在这篇文章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说出了自己关于“穿灰色自制粗呢大衣”指农民。的代表们的乌托邦式幻想，这些代表们的使命是，以民主精神改变地方自治机构，从而拯救俄国。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描绘了整个俄国社会解体的十分鲜明的图景，这显然使他为《作家日记》1月号的命运担心，请求出版事务总管理局局长尼·萨·阿巴扎调换《作家日记》的检查官（本来应为Н。Е。列别杰夫）。尼·萨·阿巴扎就亲自担任了1月号的检查工作。（《彼得堡报》，1881年，第24期，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