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章太炎及其弟子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群体。而在章门弟子中，以钱玄同、周氏兄弟、许寿裳和曹聚仁等浙籍弟子为核心构成的一些较小的文人群体，以及最终被整合在“章门弟子”名下的大群体，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走向，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文人群体自有其较为固定的形成、传承模式，但这种模式自19世纪末叶以来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后，必然发生变化。变化之一就是文人在进入某个群体或者群体自身在形成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一个如何对待外来学说以及更具体的如何对待“洋教师”——无论是西洋老师还是东洋老师的问题。就章太炎及其弟子这个文人群体而言，其中很多人都曾经留学日本，那么日本文化以及留日这一经历对于其群体的形成以及该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的作用又有怎样的影响？章太炎与其弟子的交往是否因为他们曾留学国外而产生一些不同于传统的变化？此外，受地域文化和同乡因素影响，浙籍弟子作为所谓的“嫡系”自然会受到章氏青睐。也许外省弟子中唯一受到章太炎看重的就是一个黄侃，不过这基本可以看做例外，因为黄侃本人的学问已经和章太炎不相上下——史称“章黄之学”，章太炎自然不能轻视之。
章太炎的浙籍弟子中，名气最大者当属周氏兄弟，其次就是钱玄同。因此本章重点讨论章太炎与这几位赫赫有名的弟子及这些弟子之间交往的情形。
周氏兄弟拜到章太炎门下，是在其东京留学之时。在众多章门弟子中，周氏兄弟不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至少不属于所谓的“五大天王”即天王黄侃，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这五人在他们各自所从事的领域中，均是大师级的人物，后来，我国文史界的不少重要人物都分别出自于他们的门下…在章太炎心目中，周氏兄弟大概也不是最被看重的弟子。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章太炎晚年所列的“弟子录”中，只有周作人而没有鲁迅，他人问起时，章太炎的回答是仅凭记忆，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在内。章太炎的回答恐怕有问题——那时鲁迅的名气之大，其实已经和他这位老师差不多，何况他们周氏兄弟是一起拜在章太炎门下的，他怎么会只记得弟弟而忘记哥哥呢？不过，有意思的是偏偏是他所记得的周作人，却写过《谢本师》，要与章氏断绝师生关系。而一向被认为是激进的反封建斗士鲁迅虽曾撰文指责过章太炎“拉倒车”，反而未做出“谢师”这样决绝的举动。兄弟两人为何如此不同，确实耐人寻味。不过，章太炎对周氏兄弟似乎也并无多少偏见，反过来周氏兄弟对老师也没有真正不敬的举动——即便周作人写了《谢本师》，章太炎到北京时他还是和其他章门弟子一起招待老师，而章太炎也没有表示出任何不快情绪。其实，学术界一般认为，在精神气质、文学趣味和作品风格方面，周氏兄弟其实最得章太炎真传，例如他们对魏晋文学的认同以及对道家思想的高度评价等。
对于周氏兄弟何时和怎样开始和章太炎交往，太炎先生之孙著名学者章念驰曾特意撰文叙述此事：引自章念驰：《论章太炎与鲁迅的早年交往》，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3—301页。
鲁迅与太炎相见，是1906年之后的事。当时太炎因“苏报案”刑满释放，七月初抵达日本，他作为“革命党之骁将”，在留学生心目中具有英雄形象，受到热烈欢迎，七千多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为他召开了欢迎大会，倾听了他著名的革命演说。当时，鲁迅刚刚从国内完婚后返日，他有没有去参加欢迎会或聆听太炎演讲，难以确知，但王士菁在他的《鲁迅？章太炎？尊师重道》一文中说，“鲁迅作为激进爱国、胸怀兴亡感的青年留学生，很可能也参加了这个七千人的大会”。如果鲁迅确曾参加了这欢迎会，那么，这就是鲁迅第一次见到了太炎。太炎抵日本后，投入了繁忙的革命活动之中，主持《民报》，宣传革命，而鲁迅是《民报》忠实的读者，他不仅爱读《民报》，而且还把它收集起来，装订成册，他当时虽然知道太炎创办国学会事，但他正彷徨于“医学救国”与“提倡新文艺来改良社会”这样一条“治人”还是“治国”的十字路口，所以他没有立刻成为太炎讲学的第一批学生。次年，鲁迅移居东京本乡东竹町中越馆，弃医从文，与革命党人陶成章、龚未生、陈子美、陶冶公等交往日频，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周遐寿：《鲁迅的故家》），而“陶成章和龚未生几乎每日必至”（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载《上海文史资料专辑——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出版）太炎寓所，“另有章行严、秋瑾、周作人、吕操元、陈独秀等亦为（太炎）座上客”（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载《上海文史资料专辑——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出版），这期间太炎与鲁迅之间有这么多共同朋友，必然会导致相识与交往，但真正从学拜师太炎却是1908年去《民报》社听课时候的事。
此外，周氏兄弟和章太炎还曾有过共同学习梵文的经历，那也是在主办《民报》期间，章太炎计划翻译佛学著作，为此决定学习梵文。待老师找好后，章太炎认为应该让尽可能多的弟子来听讲，就写信给学生要求他们来学习梵文。他给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的信是这样写的：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月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
谁知上课那天竟然只有章太炎和周作人两人，鲁迅因为要回国缺席，而其他弟子居然也一个未到。由于这位老师教学过于死板，内容又枯燥乏味，周作人学了两次就不愿再去，不久章太炎也因经济负担过重而放弃学习梵文。
总之，东京期间，周氏兄弟与章太炎往来还是频繁的。如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时，就得到章太炎的鼓励支持。周氏兄弟翻译俄国斯谛普虐克的《一文钱》，章太炎不仅为其修改，还将其译作登在自己主编的《民报》上。
而作为弟子的一方，鲁迅对老师也是极为尊重并多次出手相助。1908年10月《民报》遭日本政府查封，并处以罚款一百五十元，日本法院故意宣布如果不能按时交纳罚金，身为编辑人兼发行人的章太炎就要被罚做苦役。当时章太炎根本没有能力支付罚金，于是日本政府将章太炎抓捕准备处以劳役。鲁迅得知此事后即与许寿裳等商议，替老师缴纳了罚金，使章太炎在被关押一天之后即获释放。
此外，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时，鲁迅也时常去探望，其日记中即有七次探望记录，春节时更是去给章太炎拜年。对此章太炎自然也很感动，曾亲书庄子的一段话赠给鲁迅，条幅内容为“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郄守神，以物为量”。对于章太炎给予早期鲁迅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影响，著名学者章念驰是这样评价的：1908年8月至12月，鲁迅发表了《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这是他早年两篇思想代表作，如果将这两篇论著，与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四惑论》等著作，以及当时发表于《民报》上一系列文字相对照，会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观点如出一辙，简直是太炎先生著作的翻版。由此可见他当时多么全面接受了太炎在《民报》上的主张。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迅发表这两篇代表作之时，正是他在《民报》社听太炎讲《说文》期间，正是他从师太炎，交往最密期间。可见，他不单单是去听太炎讲古老的汉学，而是如他自己所述“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去《民报》社听讲，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鲁迅从太炎那里所接受的主要影响，也是太炎先生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思想，从而影响了一生的选择，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选择了以文学为武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反封建的主将。他以文学为武器，源自太炎先生“用国粹激动种性”，他一生致力国民性的改造，源于太炎先生“增进国民的道德”说。只是，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他渐感单纯依靠宗教、国粹，是增进不了国民的道德和爱国热肠的，这止不过是“高妙的幻想”，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
章念驰还关注章太炎和鲁迅在魏晋文学与文风方面的共同爱好和趣味，认为后者的喜爱魏晋与章太炎有很大关系：太炎文风，总的来讲，尚质，讲究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重形式、轻内容、刻意模拟，或无病呻吟，反对雕琢、浮华、颓败、陈腐的旧文风，他说：“文不论骈散，要以文骨为主”，他认为文风可见国势的盛衰和民气的刚柔，反之，国势与民气又需要文风的改革，在众多文学流派中，他特别赞扬和推崇魏晋文风，称之“可以为百世师矣”。
鲁迅正是继承了太炎文风，尚崇魏晋文风，不尚空言，长于辩理，精于用词，文风峻利，用词典雅，嬉怒哀骂，皆成文章，师生可谓一脉相传。
鲁迅好友刘半农曾为鲁迅撰联一幅，称他“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即是说鲁迅思想上曾迷恋尼采学说，崇尚浪漫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文章则汲取魏晋文体之长，尚崇反抗和叛逆精神，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鲁迅另一位同门好友曹聚仁曾说：“章师（太炎先生）推崇魏晋文章，低视唐宋古文。（黄）季刚自以为得章师的真传。我对鲁迅说：‘季刚的骈散文，只能算是形似魏晋文；你们兄弟俩的散文，才算得魏晋的神理。’他（鲁迅）笑着说：‘我知道你并非故意捧我们的场的。’后来，这段话传到苏州去，太炎师听到了，也颇为赞许。”参看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上）》，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28—429页。鲁迅逝世后，他在东京时的另一位同门马幼渔写了一幅挽联，称鲁迅“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菿汉阁；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菿汉”是太炎先生号）。将鲁迅的为人与文风与章太炎并论，也是看出了他们思想和文学风格等方面的一致。从刘半农、曹聚仁、马幼渔的评价，都可证明鲁迅确实是继承和发扬了从魏晋到章太炎的文风与精神。
1927年，鲁迅在广州有一次讲演，就是那篇有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鲁迅对魏晋文人及其文学风格的意见，从中很能看出他受章太炎影响的痕迹。此处仅摘录两段，供读者欣赏：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