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鲁迅，距离“呐喊”之日还有很多年，他还是需要凭借“时时看之”来减轻内心的寂寞，驱除那弥漫在他四周的无边的悲凉。好在，有一点他比同时代的吴虞幸运，那就是鲁迅尚可从家庭中获得一些温暖——与二弟周作人的通信成为支撑鲁迅继续教育部枯燥单调生活的强大动力。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一直维持在每月写给对方7—12封的水平，这个数字在邮政速度缓慢的一百年前是惊人的。其实这多少有些悲哀，早已结婚成家的鲁迅盼望的该是妻子朱安的信才对。可惜朱安不识字，更重要的是两人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鲁迅日记中曾经记录有收到朱安来信，鲁迅的评价只有两个字“颇谬”。夫妻之间的感情联系如果到了给予“颇谬”评价的地步，就不说也罢了。
当然，吴虞也好，鲁迅也好，民国初年的他们也还都在正常地“讨生活”——既为养家，也为自己，所以他们都很忙碌：忙着上班或者忙着给人写诉状。
让我们好奇的是，看他们日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写下的那样慷慨激昂的文字，再看看他们在日记或写给亲友书信中那样情绪低落的感伤文字，真有些令人不能相信它们出自同一人之手。只有一点可以确认：这些文字都是他们思想情感的真实记录与表现，只是维系这两种文字之间的纤细脉络，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忽略了。其实，民国初年的文人，在被时代裹挟着进入新时代的时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受的一切变故，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文人生涯产生巨大影响。吴虞和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不约而同发出的对吃人礼教的控诉，正是他们在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爆发这几年日常生活中一直受到压抑的必然结果。对吴虞和鲁迅而言，他们不需要长久的却是无聊的人生，而是需要一个伟大的爆发、一个辉煌的瞬间，因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不过，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潜藏已久的激情抒发出来，又如何在激情之后再次回到日常生活的无聊与单调之中，是否“曾经沧海”就必然“难为水”？鲁迅在五四退潮之后的“彷徨”告诉我们，如果无法摆脱日常生活沉重的束缚，则即便有了伟大的爆发，也有可能被日常生活的河流吞没。因为日常生活的实质就是引导人们不断走向绝望，而尽头就是死亡——而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悄无声息的死亡，只是没有痛苦——真的没有么？
所有生命是在一起，但每个人都是分散的
1912年，算是整个中国社会真正进入民国时代的一年。
不过，那些在几年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代表人物如胡适、钱玄同和鲁迅等等，以及被后人视为反对新文化运动者的吴宓、梅光迪等等，这一年的生活其实极其平凡而单调。在他们的日记或书信中，似乎我们还看不到那些可以判定他们何以日后会赞同或者会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明显迹象，也许蛛丝马迹已经存在，潜在的种子已经植入土中，但它们何时发芽生长以及如何生长其实谁都说不清楚。只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就是他们对他们所身处其中的民国时代，其实还很不适应——可能胡适是一个例外，因为他身处异国他乡。而且，他们对正在进行的学习或从事的工作的意义，都会时时产生一种困惑。
1912年2月18日，是旧历的春节，正在北京求学的吴宓，以连续四天与同学打麻将的方式，度过了这个传统的节日。按照吴宓自己的说法，“此亦新年之常例”。
这一年的中秋节，按公历是9月25日，鲁迅与好友许寿裳等一起饮酒聊天，直至十点方归，“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引自鲁迅该日日记），其思乡之情显而易见，与其后来对故乡的冷漠乃至对故乡人们的嘲讽形成鲜明对比——鲁迅对小说中以故乡人物为原型创作出来的那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似乎没有一个是给以正面肯定和赞颂的，即便是闰土和祥林嫂亦然，更遑论其他如阿Q之流。
而远在四川且被剥夺教书资格，只能以为他人写判词为生的吴虞，也不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肃杀之气弥漫周围：“夜半约四鼓，闻呜呜之声甚久。或曰鬼声？或曰非也。”（引自该年9月12日吴虞日记）
1912年10月12日，大洋彼岸的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得家书（11号），知二哥新丧爱妾，所遗子女数人，无人抚养。我兄此时处境当有非人所能堪者，作书慰之，并劝其归。写至“羁人游子，百不称意时，当念莽莽天涯中尚有一个家在”一语，不禁凄然欲绝者久之。
显而易见，仅仅看这些文字，我们根本无从断定日后他们谁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谁会成为所谓的“保守派”。这些进入民国时代的文人，尽管其处境和个人经历有很大差异，但骨子里散发出的传统中国文人的悲天悯人和感时伤怀的气息，却是惊人一致的。在他们的日记中，似乎很少能感觉到民国与之前那个逝去朝代的巨大差异，似乎时光的流水一刻也没有中断，而一个王朝的灭亡所产生的巨大震荡，也好像并没有真正造成他们对人生意义何在的困惑与怅惘。
自然，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他们都该算是民国时代的新知识分子——只因他们大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极少数没有出国者也对西方文化有较多的接触与了解，这与晚清时代的旧文人如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等已经截然不同。其实就是这些文人，也对一些新生事物持开明态度，例如郑孝胥在其日记中明确对改用公历持欢迎态度：“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那么，决定他们日后走上不同道路并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对立两派的，又是什么？困居于北京绍兴会馆的鲁迅，与在成都每日编写判词的吴虞，又为何日后会在控诉“吃人礼教”方面达到惊人的一致？更有意思的是，胡适在其日记中明确指出，梅光迪对其白话改革实践一开始是持赞同态度的，只是在胡适尝试用白话创作诗歌后，梅光迪才坚决反对。而胡适的写白话诗之动因，其实源于他们几个同学的一次游玩经历，胡适自己也承认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梅光迪在那种境况下，也很有可能用白话写一首打油诗出来，而胡适也不是没有可能对梅氏此举给予嘲讽（从其日记中可知，在此之前胡适一直是写文言古诗，甚至有时为自己写得太少而惋惜），如此则白话诗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可能会很不一样。另一位“学衡派”的大将吴宓，也在日后发出过类似的感叹，并把所有这些归因于命运：然按后来事实之因果论之，则宓若在1918—1919学年，仍留勿吉尼亚大学，而不来到波士顿转入哈佛大学，则与梅光迪君在美国末由相识，无从接受其反对陈独秀、胡适新诗、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之主张，并不获由梅君导谒白璧德先生，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则后来必无《学衡》杂志之编辑与出版。而宓一生之事业、声名，成败、苦乐，亦必大异，而不知如何。总之，一切非人为，皆天命也。
看来，每个生命或者历史事件（其实也是一种生命过程）在其成长历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偶然因素，决定着、影响着它们的发展道路。每个生命就其本质而言，其实都是一样。在最初的开始，它们各自分散于世界的一隅，互不相识。而偶然事件的发生，促使它们从不同的地点会合到一起，然后或者再次各奔东西，或者永不分离。至于哪些属于日常生活中令人激动的微光，哪些属于人生历程中漫长而无聊的日子，本来冥冥中自有定数，其实是说不清楚也不必清楚的。
可是，一旦这些与文人，与他们的写作活动结合在一起，那就大不一样，就很有意义也很有研究的必要了——因为文人与常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可以随时从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反观自身及其所处的生活，并把它们提升到诗意的层次，给无聊的生活增添几分亮色。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认为，正是日常生活蕴藏有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精神财富，因为正是在日常生活那些最熟悉的事物中蕴含有诗意的种子，只是它们在很多情况下为世俗的所谓常识所屏蔽了而已。参看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68—369页中有关论述。因此，对于不甘心在日常生活中沉沦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首先确立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可以进行反思的“距离感”，一种可以把自己从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暂时剥离出来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那些最伟大和最敏感的人们才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才可以把日常生活的无数碎片拼接成完整的富有诗意的艺术杰作。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时期的文人其实很幸运，因为时代赋予他们可以从新旧生活巨大变化中体察一切细节的机会，至于如何成就其文学的或者学术的成就以及其观念的形成和转变，那自然需要更加复杂的因素或契机，甚至需要一些神秘的力量。
占卜与算命——民国文人生活中的小浪花
民国时期的文人，精神生活相对而言是丰富的，特别那些性格外向善于交际者，频繁的师友之间的日常交往及各类社交活动往往能充实他们的生活。但对于一些不善交往者，社会的动荡以及个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挫折，则会使得他们不时陷入迷惘和绝望，有时甚至走上自杀的绝路，梁漱溟之父梁济和王国维的先后投水自尽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
好在文人总有借助外力摆脱内心迷惘或绝望的方式，自己占卜或者请人算命就是颇为“有效”的手段。
说起来，这占卜算命，本就是文人的专利，当年孔子就多利用占卜方式来排解困难，提高弟子对其崇拜的程度。如当年鲁国欲伐越，占得“鼎折足”，子贡认为出师折足是战败之象，并且鼎折足本来就是一种凶相，从解卦来说没有错。但孔子的高明在于他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说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因此卜象大吉。结果果然不出孔子所料，鲁国战胜了越国。
在此我们不妨看看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吴宓、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和钱穆等文化名人，在民国时期的一些有关占卜算命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反映出的文人内心世界。
早在1920年2月，有件颇有意思的事情引起王国维和罗振玉的注意，即宋瞎子算命灵验一事。2月7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日来闻云汀、公雨诸人盛称天津星者宋瞽之灵验，因为莹中推算，欲借此觇时局，则日者言大佳。……其推算往事，无一不吻合，则诚奇矣。”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致王国维》，《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89页。此信几乎全篇都在议论宋瞽推命之事，且罗振玉看来深信不疑，又说命中自己“当于危险中成功，又谓七十四将长辞斯世”。由于其人推算准确，所以罗振玉不免“思之令人悚然”。信末，罗氏想要替王国维也算上一卦，谓“公之生命乞开示，当为推之”。王国维却没有罗振玉那样迷信，应该说是相对比较理性，在谈到宋瞽预测时局时王国维如此分析：宋瞽与时局亦稍有合符，惟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彼辈恐尚未知有此。又可惜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变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