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郁达夫曾借其作品中人物之口解释他移居杭州的原因：“上海的文坛怎么样？你为什么要搬到这一个死都里来住呢？”
“还不是为了生活！我们是同你刚才说过的一样，都落伍了。无论如何，在这一个暴风雨将吹到来的大时代里，我们所能尽的力量，结局总是微薄得很。新起的他们，原也很在努力，但实力总觉得还差一点。像我这样，虽自己明晓得自己的软弱无能，可在有些时候，也还想替他们去服一点点的推进之务。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近来老觉得似乎将要变成他们的障碍物的样子，所以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这文笔的战场。仲子，你以为我这计划怎么样？”
“当然是很好。我们虽则都还未老，但早已先衰了；第一就得来休养休养，虽然或将从此一直的没落下去也说不定。”
自然，这毕竟是文学作品，而郁达夫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于移居杭州是这样解释的：我的来住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来射潮；不过妻杭人也，雅擅杭音，父祖富春产也，歌哭于斯，叶落归根。人穷返里，故乡鱼米较廉，借债亦易，——今年可不敢说，——屋租尤其便宜，铩羽归来，正好在此地偷安苟活，坐以待亡。搬来住后，岁月匆匆，一眨眼间，也已经住了一年有半了。朋友中间晓得我的杭州住址者，于春秋佳日，旅游西湖之余，往往肯命高轩来枉顾。我也因独处穷乡，孤寂得可怜，我朋自远方来，自然喜欢和他们谈谈旧事，说说杭州。这么一来，不几何时，大家似乎已经把我看成了杭州的管钥，山水的东家；《中学生》杂志编者的特地写信来要我写点关于杭州的文章，大约原因总也在于此。
“流水不腐”，这是中国人的俗话。“Stagnant Pond”，这是外国人形容固定的颓毁状态的一个名词。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这一回却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于是这很不容易成就的戋戋私愿，竟也猫猫虎虎地实现了。（《移家琐记》）
上述一段值得注意的是“人穷返里”和“铩羽归来”两个表述，是否郁达夫在上海遭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过大，不堪忍受才执意要回杭州呢？
原来，郁达夫和王映霞于1927年6月在杭州订婚，次年2月结婚。不过他们婚后在上海的日子并不安宁，一说是由于当时军统头子戴笠对王映霞追求不止，为躲避戴笠，郁达夫与王映霞才不得不移居杭州。据王映霞文章介绍，他们是在1933年春末搬去杭州：“原来我们打算在杭州悄悄住下，除了个别亲戚朋友，不让外界知道。”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刚刚到杭州没几天，就有杭州《东南日报》的记者找上门来。因为《东南日报》总编辑胡健中是郁达夫当年在安徽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所以他派记者来采访，郁达夫不好拒绝。结果没两天《东南日报》副刊上就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如此，郁达夫想不让人知道也不行了。
而第二个因素，就是经济上的压力，上引文第二段郁达夫说得十分清楚，在其他场合他也有过多次类似的表述。
此外，郁达夫的移居杭州与他对时代的悲观绝望有关，也与其性格有关。郁达夫在《住所的话》一文中说：“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漂泊惯的流浪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也睡不着的枕头上”，“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游子思乡，飞鸿倦旅……”而这种落叶归根无心羁留他乡的家园感，在性情恬淡不问政治的王映霞方面则更为强烈。于是夫妇二人便托朋友徐葆炎觅得杭州大学路上一所房子，于1933年4月25日移家杭州，后来又在1935年和1936年间修建了“风雨茅庐”。
郁达夫举家迁移杭州一事并没有事先告诉鲁迅，也许他们认为这纯粹是个人私事，所以后来回上海办事时才告诉鲁迅已经迁移杭州。鲁迅也是在他们移家八个月后，当王映霞索要墨迹时才写了那首带有劝诫之意的律诗。王映霞在《我与郁达夫》一书中说：“谈到我们已经搬家的事情时，周先生略略表示了和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我与郁达夫因移家心切，便也不去十分注意它。”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则更明确地道出，鲁迅之所不大赞成他的移家是担心“杭州党政诸人”。的确，当时的杭州连岳飞、林逋都“坟坛冷落”而“梅鹤凄凉”，曾为“左联”要人的郁达夫岂能风平浪静地安度余年呢？且让我们再看鲁迅的那首七律：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原诗本无题，是1934年7月《人间世》第8期发表时，由编辑加上的，题为《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郁达夫后来在《回忆鲁迅》中说：“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鲁迅认为杭州的政治气候并不比上海好，如果仅仅为了政治原因，则移家杭州没有多少意义。此外，鲁迅反对郁达夫移家杭州，也与鲁迅自己对浙江省当局的反感有关，而起因是在1930年3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鲁迅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为由，向国民党中央公开申请要通缉“反动文人鲁迅”。
今天看来，鲁迅反对郁达夫移居杭州固然不错，但留在上海也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鲁迅等文人在上海的经历已经说明一切。事实上，自从郁达夫移家杭州后，上海当局对进步文人的政治迫害更甚，先是丁玲、潘梓年在1933年5月的被捕，然后是杨杏佛6月18日被暗杀。鲁迅自己也上了黑名单，多次被迫离家暂避。而杭州的政治气候虽然也不好，但比起上海来还是稍稍宽松的。虽然鲁迅被浙江当局通缉，但其实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政治游戏，并不意味着浙江当局一定要置鲁迅于死地，而且鲁迅被通缉也并不意味着其他文人在杭州就会危险。另一方面，移家杭州后的郁达夫，也并未完全停止政治活动，他曾与其他作家一起联名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丁玲、潘梓年，也曾在杨杏佛被暗杀后，写诗悼念。他这一时期的内心状况，可以用他1933年秋天写的一首《无题》来说明：自来故里，因夏日之可畏，所以不感出头而露面。海上蚊章（小报之西译名），误传此意，谓某某之逃归，全系慑于丁死杨亡之结果。对镜抚背，我真有曳尾泥中之感矣！凑成四十字，聊代万言书。
背脊驼如此，牢骚发渐幽。
避嫌逃故里，装病过新秋。
未老权当老，言愁始欲愁。
看他经国者，叱咤几时休？原载1933年9月出版之《论语》杂志。
郁达夫移家杭州后，创作上的一个变化就是开始大写游记，虽然是为了维持生计，也当与其心境变化有关，与杭州的文化氛围、文学格调的相对轻松闲适有关。自1933年到1934年，他多次游览浙江省内风景名胜区，还曾到北方游览，并于1934年出版了第一本游记集《屐痕处处》。也许这时的郁达夫给人的感觉已经不像一个战士而像一个寄情于山水的隐士。
移家杭州两年后，郁达夫产生了自己造一所房子的想法。他说：“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半夜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亮，每会作尝（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林舍的梦想……”（《住所的话》）1935年，经过半年多的修建，花费了一万余元巨款后，一所按照郁达夫设想建造的新居终于完工，他将其命名为“风雨茅庐”。意味深长的是，在其书房内悬挂着他的老乡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与此同时，郁达夫在创作上的另一变化是他开始写通俗小说，即那篇应《新小说》月刊所作的《唯名论者》。发表时编者的话很有意思：“郁达夫先生久不写小说了，这次特别由杭州带来了这篇《唯名论者》给我们。在这里，他给读者实现了‘名作家写通俗文学’的愿望。这样的作风，在他还算是初次罢。这是编者应该特别表示谢意的。”同时，他也开始参加杭州文学界的活动，在1935年被选为杭州作者协会的理事，并担任《东南揽胜》的编委。
那么，这些变化，是否说明郁达夫已经完全与上海文学界脱离来往而成为一个隐士了呢？
其实不是。除却上面所提及的参与营救丁玲等活动外，1936年，鲁迅的逝世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他不但立刻到上海参加葬礼，而且写下这样富有激情和思想深度的文字：这不是寻常的丧事，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象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时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论鲁迅》）
笔者以为，仅此一段文字，郁达夫就足以称得上是鲁迅的知音，也足以说明，西湖的湖光山色，并没有消磨掉他内心的活力和激情。后来郁达夫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并最终牺牲的事实，也是有力的佐证。
郁达夫是爱书如命的文人，他在日记里常常无奈地感慨：“经济不充裕，想买的书不能买，所感到的痛苦，比肉体上的饥寒，还要难受。”大概，这就是文人的通性。为了维持一家生计，文人们不得不通过撰稿给报社来获得日常生活的保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郁达夫在移家杭州后，养家糊口的担子并不见轻。他在1934年12月写的《两浙漫游记》里有过感叹：两三年来，因为病废的结果，既不能出去做一点事情，又不敢隐遁发一点议论，所以只好闲居为不善，读些最无聊的小说诗文，以娱旦夕。然而蛰居久了，当然也想动一动；不过失业到如今将近十年，连几个酒钱也难办了，不得已只好利用双脚，去爬山涉水，聊以寄啸傲于虚空。郁达夫当时宁愿撰写游记也不愿屈服于反动派的利诱，确实表达了一种决心与勇气。然而生活究竟是一切之根本，更何况作为一家之主必须多方面考虑，因而“爬山涉水”写游记就成了他的职业。除了游记，郁达夫也一直为报社写作小说，在他的日记里时常可以看到他的无奈：窗外秋雨滴沥，大有摇落之感，自伤迟暮，倍增凄楚。统计本月内不得不写之稿，有《文学》一篇，《译文》一篇，《现代》一篇，《时事新报》一篇。共五家，要有十万字才应付得了，而《宇宙风》、《论语》等的投稿还不算在内。平均每日若能写五千字，二十天内就不能有一刻闲了；但一日五千字，亦谈何容易呢？（1935年9月1日）每日至少需要创作五千字，二十日内不得有一日空闲，这种马不停蹄的工作方式实在也只有郁达夫才可以应付得过去呢。他曾笑言：“若不趁此好天气多读一点书，多写一点稿子，今年年底下怕又要闹米荒。”再加上文人的创作容易受着客观条件的影响，作家似乎一定程度上都难免沦为生存之奴隶。
在郁达夫移家杭州过程中，其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营造“风雨茅庐”。对于此事对郁达夫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深刻复杂影响，其实学术界未给予足够的关注。1935年底，郁达夫夫妇花1700元购下玉皇山后的30亩（2公顷）山地，并在此建造起他的“永久之地”——“风雨茅庐”。直到完工，这幢豪宅里里外外将近花去了一万五六千元，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文数字。郁达夫这样形容造屋的艰苦：实在东挪西借，在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今年下半年的工作全无，一半也因为要造这屋的缘故。……所最关心的，就是因造这屋而负在身上的那一笔大债，却非得同巴尔札克或司考得一样，日夜的来做苦工不可。（1935年11月19日）同上。
这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的债务，对于一个仅靠写作维持生计的文人来说，确实压力很大。然而，“风雨茅庐”的主人毕竟是才子郁达夫，再大的压力对于他来说也能转化为动力，在郁达夫身上，我们看到了对“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最好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