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刊有1918年北京大学的《职员名录》，其中文科学长以下，文预科教授以上的教员名单中，教授共有二十九人，其中浙江籍就有十三人，而章氏门人占了十人。这还不包括像鲁迅这样的兼职教师。不过鲁迅虽然是兼职，但由于其在新文学方面的成就，他在北大文科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此外各个系的系主任，有一半多也都是浙江人。如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和物理系主任夏元粟都是杭州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浙江海盐人；经济系主任马寅初，浙江嵊县人。后来又增加了几个系，其中教育系主任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以日语为主的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是浙江绍兴人。当时北大最具影响的自然是中文系，而中文系，又是“三沈二马”的天下。“三沈”指的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浙江吴兴人；“二马”指的是马裕藻和马衡，浙江鄞县人。这里我们看一个“三沈二马”影响力的例子：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在我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北京大学应当办好，蔡先生负重名，我们应当帮助他把北大办好。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你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我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
我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而陈独秀虽为安徽人，却也曾经在1898年考入求实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因此说他与浙江有缘也不过分。至于胡适虽为安徽人，但由于文学观念的差异，决定了他与桐城派不可能结为联盟，而只能和浙江文人走到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自然有助于浙江文人势力影响的扩大。此外，陈独秀进北大，与蔡元培个人在教育部和学术界的影响力有很大关系，更与蔡元培的极力推荐有关。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北大上任，11日即致函教育部，请求批准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敬启者，顷奉函开，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钧部。恳祈詧核施行为荷。此致教育部。”与此同时蔡元培还附上陈独秀的一份简历：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但是，据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庄森考证，陈独秀并没有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也没有担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只因蔡元培求才心切，一心想聘陈独秀，才不得不伪造陈氏的学历和任职经历。蔡元培如此看重陈独秀，则陈独秀对于蔡元培有意重用浙籍文人也就不好说什么。加之陈独秀与浙籍文人如钱玄同等在倡导白话方面有着共同语言，也就使得陈独秀自然而然与浙籍文人形成了同盟。
此外，如果我们考察鲁迅进入文坛的过程，可以发现以浙江地域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虽不能说起到关键作用，但至少为鲁迅提供了得以进入教育部和进入文坛的历史机缘。其中蔡元培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鲁迅于1909年8月从日本回国，由于周作人结婚，家庭经济紧张，他“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于是经浙江老乡许寿裳向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新任监督沈钧儒举荐，得以“一荐成功”。1912年2月初，又经许寿裳向时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浙江老乡蔡元培推荐，鲁迅得以在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蔡元培北上，在北京教育部就职。许寿裳是在1902年由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时在弘文学院结识鲁迅的，后来又同鲁迅一起求学于章太炎，与之结下了深厚友谊。而蔡元培在德国留学读到《域外小说集》时，才知鲁迅是其同乡，从此一直留意鲁迅的行踪。至于直接推动鲁迅开始白话小说创作的，也是他的浙江老乡钱玄同。钱玄同是浙江吴兴人，与鲁迅相识于东京留学期间，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许寿裳、蔡元培、钱玄同等浙江同乡人际关系及其他方面的援助，鲁迅至少不会在新文学的发生期就得以名扬天下，而“浙江潮”可能因此不会那么早就出现，或者无法形成后来那样浩大的声势。
当代学者王晓明指出，“1919年以前，《新青年》可以说是中国唯一倡言新文化的大型的文化学术杂志”，当时人们的看法“都只能通过《新青年》才能够变成铅字”“它既是一条通道，使一些人的看法对读者发生影响，也是一种限制，把另一些人的看法——至少是暂时地——排除在读者视野之外。《新前年》的个性逐渐扩散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个性，它所刊登的文字，也就构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话语体系”。
同样，新文化的另一阵地北大也具有这种“通道”和“限制”的性质。据陈万雄先生统计，在1917年3月至1920年这段时间内，《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中，浙江人占近一半以上，并且都是以后新文学和新文化领域中的领袖人物，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等。当时的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出掌，在北大的教授中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浙籍人均占三分之二以上，特别是在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起风向标作用的文学院里，可以说浙籍人占据了统治地位。
第一章有关内容。从这一层面上看，浙江文人几乎掌控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话语权，这种从运动初期得到的话语权，以及继而树立的权威意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在有意无意中排斥着异己，这也就为浙江人进入文化界和文坛提供了一个比别人更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在相对历史不长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这种状况极大影响了不同地区文学的发展。
鲁迅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浙江文人在京的人际关系网络，得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领袖。而在他成为偶像和权威之后，作为浙江人际网络中的关键性人物，也成为其他想进入文化界或文坛的浙江人所依傍的渠道。例如许钦文，考察他进入文坛的踪迹，我们发现这与鲁迅等浙籍文人的提携同样不无关系。鲁迅于1920年首次在报纸上看到许钦文的名字，即问当时《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钦文是谁”，孙伏园说是许小姐的哥哥，因为许钦文的四妹是鲁迅三弟的学生，鲁迅早就认识。而孙伏园也是浙江人，是他见许钦文生活窘迫，提议许向《晨报》副刊投稿，鲁迅才得以在报上看到其名字的。后来鲁迅即开始指导许钦文创作，在1926年还直接命许钦文作一篇小说投到《莽原》上，才有了《石宕》最后被《中国新文学大系》收录的结果，由此奠定了许钦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柔石则是另一个极为类似的例证，后面我们还会详述。
再看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从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十二人名单来看，有五人是浙江人氏，此外作为文学研究会主要代表人物的郑振铎也出生于浙江温州，并且在浙江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因此也可算为浙江的一员。这样，发起人中浙江人氏就占了一半。当代学者王晓明曾经说他在一个由青年人发起的文学社团的发起名单上看到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等“头面人物”时感到意外，因为三人不仅均为浙江人，而且蒋百里其实是军界人物及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和文学没有多少关系。不过联系到其中“浙江老乡”这一因素，一种借此来提携之的目的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种意外也就不算为意外了。而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作为上世纪20年代初唯一倡导新文学的纯文学月刊，它之所以在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21年其第十二卷由茅盾接手并进行全面的改革。笔者对茅盾任主编的1921年和1922年的第十二卷、第十三卷《小说月报》的目录进行了粗略的统计，发现在这两年中发表文章排在前几位的分别为茅盾（沈雁冰）、沈泽民、郑振铎、耿济之、周作人、王统照、鲁迅、叶圣陶、耿式之、许地山、徐雉等，从中可以发现浙江籍人氏6位，占一半以上，其中沈雁冰、郑振铎、周作人、鲁迅等在新文学发展史上都是领袖人物。此外，这两年《小说月报》每一号的文章中，浙江作家的文章几乎都占三分之一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二分之一以上，更有甚者如在1921年的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中的文章，差不多全为浙籍文人所写。
至此，可以断言，在新文学发生期，正是当时已经形成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浙江地域人际关系网络，使得浙籍文人在新文学发生时期掌控了新文学进入公共领域的“唯一”渠道，为浙江人进入文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最终为“浙江潮”的涌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蔡元培：《我在北大的经历》，转引自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参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1—177页。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1—177页。
沈尹默：《我和北大》，转引自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11年，第140—142页。
沈尹默：《我和北大》，转引自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11年，第144—145页。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6、327页。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参看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