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默登她的为数不多的和偶然相遇的熟人不可能创造出她所得不到的那种精神氛围。不错，她与聪明的和有教养的叶·亚·伊兹沃利斯卡娅很友好，伊兹沃利斯卡娅同母亲一起住在利亚·加尔街（好像是在霞飞元帅街的角落上）的一所著名的住宅里。那里住着那么多侨民，以至于人们叫它俄国人的住宅。玛·伊有时到伊兹沃利斯卡娅家的邻居——马斯连尼科夫老人那里做客。他是前国家杜马的议员，立宪民主党人，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他家里的其他成员属于右翼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萨拉托夫人，玛·伊说，在他们家里感到“安宁和温暖”，“像在从前的俄国外省一样”，坐在他们家里，她回忆起了1916年她曾经居住过的弗拉基米尔省亚历山德罗夫市。
还有一些别的熟人，但是所有被她当作朋友的人都在境外或者在巴黎，她很少见到这些人，部分也是因为到市里去需要钱，可她要节省每一分钱。
在所有这一切之中，外加上在家感到的孤独。许多人都猜想到这一点，但是只有亲近的人才确切地知道。最困难的和复杂的是她与丈夫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的关系。他是一个高个子的、精明的人，脸形窄长，但很漂亮，动作悠缓，声音有些低沉。
尽管有着宽阔的肩膀，优美的大力士般的体格——总是腰背挺直，看得出受过军事训练，——他却时常感染上各种疾病。他瘦瘦的，脸色铁青，显得不健康，而且可疑地咳嗽，肺结核和气喘病周期性发作。1925年按照玛·伊的请求，我把他安排在布拉格近郊泽姆霍拉诊疗所（疗养院）。1929年他肺部又发现了病变，他只好丢下玛·伊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萨瓦省在法国东南部。的疗养院度过了八个月。他不能长时间地工作，很快就会疲劳，神经性的气喘时不时地折磨着他。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倒霉的人，但是玛·伊不仅爱他，而且对他的高尚品格深信不疑，她为布拉格人称他为“欧亚大陆人的良心”而感到骄傲。就是在1932年她还认为，他依然是1914年6月在科克杰别里时她所描述的那个样子：他那张特别窄长的脸好像一柄长剑。
他嘴角下垂，默不作声，
那两道眉毛优美而充满苦痛。
两种古老的血统
在他的脸上悲惨地交融。
……
我忠于他脸上的骑士风采，
还有那视死如归的你们——
这样的人在这不祥的年代，
走向断头台的时候还在吟诵诗韵。引自短诗《谢·埃》（“我挑衅地戴上他的指环……”，1914）。谢·埃是茨维塔耶娃的丈夫的姓名缩写，他们的婚礼是在1912年1月27日举行的。背面刻着婚期和玛丽娜的名字的戒指，现藏于俄罗斯莫斯科文学档案馆；但刻着谢尔盖名字的戒指没有保存下来。
他的责任感非常强烈，他能够忠贞不渝，他那种顽强精神伴随着对功勋的渴望。他也像许多弱者一样，想要效劳：在青年时代为玛丽娜效劳，后来为白色的希望，再后来欧亚大陆事业使他着迷，这一事业就像引向追求信仰一样，把他引向了俄国的共产主义。他怀着某种幻想的、把爱国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汇合在一起的激情为它而献身，为了他的偶像准备接纳和忍受一切。他为了它和由于它而牺牲了。但是这件事是在30年代末发生的。在他们在法国的生活的初期，其实也如同在布拉格一样，对于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这个自尊心很强的、高傲的人来讲，做“茨维塔耶娃的丈夫”是不轻松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他的。他想要自由自在地，他认为自己有权——他是对的——过自己的、不依赖妻子而独立的生活。他们的兴趣是不同的，尽管有着玛·伊如此地坚持着的“共同性”，也就是多年的婚姻。我没有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观点和志向，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因此玛·伊能够在畅叙衷肠的时刻谈到自己的孤独和缺少厚爱：“我虽然活了四十年，却没有一个爱我甚于世上一切的人。”她用这句话否定了所有的人——甚至也否定了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顺便说一下，她早在1913年就曾经写过：“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灵魂充满厚爱。”引自短诗“我的血管里充满了阳光，而不是血液……”（1913）。
这对夫妇给外人一种奇特的印象：他们彼此以“您”相称，他们的关系仿佛是形式上的，甚至很难说是志同道合的，每一个人呆在自己的角落里，他们在不同的和相去甚远的领域里工作，而且主要是在全家进餐时见面：这时候玛·伊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政治、社会问题独占着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犹如语言、诗歌独占着玛丽娜一样。他们的根本的不和以及互不理解，讳莫如深和沉默寡言的根源便在这里。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的要求并不高，他仿佛没有注意到物质上的贫困，而且对保证家人最起码的生活所需一筹莫展。他不会赚钱养家——他对此道一窍不通，他不具备任何专业或者实际技能，而且也没有作特别努力去寻找工作，他根本没有想过。虽然他毋庸置疑地、衷心地和深深地爱着玛·伊，但是却没有努力肩负起生活的所有的重担，让她摆脱掉做饭的苦役，给她以全身心地献身于创作的可能。
然而要知道，玛·伊不仅养育儿女，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而且还要养家糊口——她的稿费在家庭收支中占着主要的位置。这一切她都包了下来，照顾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像照顾患病的孩子一样，她专一地信任他，在他的脑袋的周围看到了思想上的坦率和忠贞的光环。这种信念使她如此醉心，以至于同丈夫生活在一起，她甚至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不仅在政治观点上，而且在他的秘密的行动上走得是多么远。
玛·伊深深地爱着儿子和女儿，但是对他们的关怀只能加重她肩上的负担。一个诗人成了繁琐的日常生活的俘虏，被钉在每天的令人厌恶的劳役上，——这便是茨维塔耶娃的悲剧的一个方面之所在。另一个方面则是，“岁月”从她的身边“逝去了”。有一封信里她写的这句话听起来充满了痛苦：“有些熟人同我在一起很感兴趣，可家里人同所有的人在一起，除我以外，很有兴致，于是我便在家里——洗碗——扫地——做肉饼——我自己懂得。”她从来不曾抱怨自己的命运。大概是因此我才清楚地记住了1932年有一次我到默登去看望她的时候她说的一些话。她当时坐在餐桌后面，俯身在笔记本上，穆尔在角落里玩耍。我问她，不妨碍她吗。她看了边上一眼，按着她的习惯不看着我，用一种使我惊异的、她所不习惯的颓丧的声音回答说，她在浏览旧稿子，现在很难写作。她补充说，“您可知道，对我来说最好的时间是早晨，可是这时候却要给全家准备早餐，要给穆尔洗脸，带他去散步，然后到市场去买些便宜的东西，哪里能写作。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挤不出时间来。正经工作起来，最重要的是全神贯注，为此需要清闲，安宁，独处，这些我只是偶尔才能得到，常常要费很大力气”。
在给不同的人的书信里，她不止一次地提到，“在郊外的生活过分沉重，即便是对于我”，因为房间太挤，操劳家务——“感觉在沉睡”。在往鱼上滚面粉时，可以思考——“但是我不能感觉，因为受到腥味的妨碍”韦·卡维林在长篇小说《在镜子前》（《星》，1971年第1、2期）里曾经描写过这件事，他把茨维塔耶娃换成了拉里莎·涅斯特罗耶娃的名字。她的肖像是以已经发表的她与不同的人的书信为根据的。此外，有资料表明，卡维林个人在1939—1940年在莫斯科曾与茨维塔耶娃有过交往。——马克·斯洛宁。
她曾给帕斯捷尔纳克写过：
把手伸给我吧——但要待到来世！
在这里呀——我的双手腾不出空。引自短诗“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1925）。
在阿利娅是一个小女孩儿的时候，她写过诗，玛·伊非常高兴，并且为这个不平凡的女儿而感到骄傲——她很像母亲。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神童的特点也消失了，阿利娅出落成一个完全正常的少女。“她压根儿就聪明，”玛·伊显然遗憾地说。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顽强的毅力，毋庸置疑的诗感，嘲讽的幽默的闪光，一种闭塞和多少有些严厉而又忌妒的性格。我还记得阿利娅1931年满十八岁时的样子。这是一个成熟的少女，远非受到生活的骄纵。玛·伊的熟人对她很少注意——这使她受到激怒。她全力以赴地帮助母亲，但并不是十分乐意，她心里非常爱母亲——尽管经常发生争吵和冲突。她——自然地——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走自己的道路——玛·伊的权威压制了她，玛·伊的意愿和兴趣与她自己的不相吻合，她们的关系缺乏和谐。在越来越倾向苏联的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的影响下，早在1933年开始，阿利娅便考虑回国，为此同母亲发生了新的不和。
在这个时期——30年代初——玛·伊没有隐讳自己对这件事的感情：“所有的人都想把我拉回俄罗斯去，可是我却不能去，这里不需要我，那里我又没有可能。”“所有的人”这当然指的是全家人。我记得，在1935年，如她所说的，她没有隐瞒“阿利娅的离去”，而且她对穆尔的命运产生了疑虑，如果他将来依然做一个无家可归的侨民的话。过了两年——1937年——阿利娅阿利娅·谢尔盖耶夫娜·埃夫伦（1912—1975）于1937年3月15日只身返回苏联，被分配在莫斯科法文杂志《莫斯科评论》工作，作插图，写评论，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译成法文，在母亲与弟弟归国后两个月，于1939年8月27日深夜被捕，1940年7月2日以“特嫌”罪被判处八年徒刑，流放到北部边疆，1947年8月27日刑满释放，在梁赞艺术师范学校教授版画，但获得相对的自由仅一年半，于1949年2月22日再次被捕，终生流放西伯利亚。1955年2月19日“因缺乏犯罪要素”而被恢复名誉。此后阿利娅·埃夫伦将全部精力投入整理、编辑、注释、出版母亲茨维塔耶娃的文学遗著，建立纪念馆，撰写回忆录等。直到1975年终因心力交瘁而过早地逝世。返回了苏联，不久便遭到逮捕，她在劳改营和流放中大约度过了十八年，直到斯大林逝世后，仿佛是在1955年才被允许起初住在塔鲁萨，后来住在莫斯科。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纪念母亲的事业，她把这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她搜集玛·伊的手稿档案，为发表她的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还在继续工作，她做这件事时充满了激情和强烈的敬爱，仿佛是在赎回以前的罪过，同时也是在肯定自己拥有使用母亲的文学遗产的特有的权利。阿·谢·埃夫伦把她所搜集到的茨维塔耶娃的全部档案移交给了苏联国家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
阿利娅和穆尔两人之间相差十三岁。当穆尔即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埃夫伦（1925—1944），穆尔1939年随母亲回国以后，直到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都在她身边；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少年，母亲死后他只身去塔什干，中学毕业后经作家阿·托尔斯泰推荐入莫斯科作家协会文学院读书，1944年初应征入伍，随即开赴前线与德军作战，于1944年夏季为国捐躯。生前日记有许多关于母亲的创作和生平的记载，他原想在战后与姐姐阿利娅一起撰写关于母亲的回忆录，遗憾的是未能实现。五岁的时候，他大脑袋，肥胖，冷漠，是一个难管教的孩子，他占去了玛·伊的不少时间。她对他娇生惯养，对他的一切她都毫无怨言地百依百顺。当有人问起她穆尔的本名叫什么的时候，她会很高兴地回答说，他叫格奥尔吉，是按照莫斯科的胜利者、保卫者，按照民间的传说，也是狼群和羊群的庇护者的名字起的。并且补充说，他是在复活节诞生的，是太阳之子（她用德语说的——Эонтагскинд），因此他懂得鸟兽的语言。当我开玩笑说，如果诨名是据她所喜爱的作家恩斯特·特奥尔多·阿马丢斯·霍夫曼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公猫摩尔的人生观附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的传记片断》中的主人公摩尔是一只有教养、会舞文弄墨的猫，目光短浅，事事知足，高傲自负。的公猫而来的，那么读写起来应当是“Mypp”，两个“p”，玛·伊十分恼火。
穆尔经常同成年人在一起，玛·伊不放他上学校去，他十岁时便根据通常的理由参加姐姐和父母的谈话，他表现得像成年人一样。我不喜欢他，我觉得他粗鲁，被娇纵坏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回俄罗斯动身以前，他当时快十五岁了。他个子很高，很胖，像女人似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他对母亲称“您”，可是这并不妨碍他粗暴地打断她的话——“您什么也不懂”，“这是废话”。玛·伊耐心地，但却毫无用处地想向他解释，为什么她的话绝不是废话。他的心里只有一件事——回苏联，他怀着一个着魔的人的固执劲儿要求母亲这样做，他在她的最后决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以后，玛·伊曾经说：“他作为一个人生活过，作为一个诗人死了。”她写了一首很长的——七章——长诗《致马雅可夫斯基》（不要同1921年写的，收在《手艺集》中的那首同名的16行诗混淆）——
你比十字架和烟囱还要高，
你在炮火和硝烟中受过洗礼，
脚步沉重的天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