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也有德国鬼子。”
“我不知道德国鬼子是不是能占领俄罗斯，如果能占领，是不是能长久。我连这个也想得很少。我是被动员来的。被动员来的人是不准议论的。现在有两个孩子要我照管，我要对他们负责。负责他们的生活、健康、安宁、教育和娱乐。”
我向她讲述了我们离开莫斯科时的情景。当我们的轮船刚刚驶出不远，在黑夜之中，黑乎乎的船颠簸的时候，离中央热电站不远的地方，德国鬼子的飞机飞来了，对中央热电站上空开始轰炸。它们轰炸的不是轮船，不是我们，而是中央热电站，但是炸弹很容易也会击中我们。每次轰炸轮船都会震颤，整艘由船头到船尾，整艘连我们一起。我把任尼亚抱在膝盖上，拉着柳莎的手。说真心话，我害怕得要命。血管嘣嘣地跳。我想起了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里说的话：“当你要被杀死的时候，你就坐下来等着……”我坐着等死。“战壕里的战士比我们轻松得多，”我当时想，“他们手里握着武器，而不是孩子的手。”孩子们却不害怕，因为他们养成了信任的习惯，只要有伊达和我在身边，他们就不会有什么坏事的，在黑暗中我给他们背诵普希金的《骠骑兵》。其实我是给柳莎背诵的，根本不适于四岁的孩子！可是任尼亚却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流出了眼泪，我在膝上勉强把他抱住，他哈哈笑得那样豪放，那样纵情，以至于连那些根本不想笑的成年人在轰炸的间歇时刻都笑了起来（不是笑《骠骑兵》，而是笑任尼亚）。现在不论是他还是柳莎整首《骠骑兵》都会背诵了。四岁的任尼亚长得矮小，跟一岁半的孩子差不多，可是却能说出十岁的孩子才能说得出的很长的完整的句子。奇斯托波尔房东的男孩儿（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四岁）把任尼亚看成是经过特别技能训练的立立普特人，跟在他后边亦步亦趋，而他则给他们朗诵着：闻了闻：一股酸味！什么玩意儿！
我把它泼到地上，嘿，真是奇妙：
炉叉跳了起来，木盆也跳了，
都跳进了炉灶。我见事情不妙！
我看见一只猫在长凳底下打瞌睡；
就把小瓶朝它浇了浇——
它鼻子那么呼哧一声！我赶它：去！
于是它也随木盆跳进炉灶。
这可好，我不管遇到什么，
不管什么地方，统统把瓶水洒上；
什么坛坛罐罐，桌子板凳，
走啊！走啊！都跳进了炉膛……引自普希金《骠骑兵》，这里借用的是王守仁的译文。
“‘闻了闻：一股酸味！什么玩意儿！’这句诗现在成了柳莎和任尼亚的口头禅。”我对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说。
她对我的话丝毫没有兴趣。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住的农舍。我请她进屋看看孩子，但是她说：“不必了，我还是坐在土台上吸支烟吧。”随后便坐在我们门口吸起烟来。
这杯蜂蜜受到热烈的欢迎。原来伊达排队买来了煤油，孩子们吃了一顿真正的午餐：白菜汤和通心粉。伊达也想让我吃一点，可是我疲倦不堪根本不想吃：这该死的巴塞杜氏病手术后也还是使我感到浑身乏力，心跳过速。若是躺一会儿多好！我探出窗外请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进午餐。
“不啦，不啦，”她一边说，一边挥动着香烟的烟雾，“您照顾孩子不会要很长时间吧？”
我给任尼亚更换了罨布，量了量体温。谢天谢地，差不多正常了。我匆忙中问了问柳莎，给她在卡罗尔《镜中世界》书中留的英文单词记住了没有，这本书是离别时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塞到我手提箱里的。它是《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这里提到的是英国作家卡罗尔（1832—1898）的两部作品。的续篇。这一切我做得匆匆忙忙，慌慌张张，——茨维塔耶娃着急的心情催促着我。
在柳莎的责备的目光下我来到了街上。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背靠着墙坐着，身旁摆着一团团毛线——白色的、天蓝色的、黄色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毛线。仿佛这不是毛线，而是轻柔的团团的烟雾，轻飘飘的，柔软的，真想拿到手上，也想抚摩抚摩它们。就像抚摩小鸡和小猫一样。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猛地站起身来，扔掉香烟，把毛线团装进口袋，又挽起我的手。
我带她去布特列罗夫街（伟大的俄国化学家诞生在奇斯托波尔）。
“孩子，孩子，为了孩子而活，”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说，“若是您知道，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儿子，他是多么聪明的有天赋的少年啊！可是我丝毫也帮不了他的忙。他跟我一起只能更糟。我比他还要无能为力。我手里的钱只剩两百了。若是能把这些毛线卖了……若是能任用我担当洗碗工的工作，那可太好了。洗餐具我还可以。教孩子我不行，不会，在集体农庄劳动我也不会，我什么都不会。您想象不出，我的无能为力到何种程度。我从前还会写诗，现在却不会写了。”
（“不会写诗了，”我心想，“这一点大概她刚感觉到。不过反正——事情不妙。勃洛克……在逝世前就是这样的。”）
三
我们走在卡马河的滨河街上。这哪里是什么滨河街，简直就是泥泞的道路，在遇到泥淖的地方架设几块木板。我们时不时地分开手，不能并行——我在前边走，她跟在我身后。但是有一段路有两块木板，我们又差不多是齐头并进。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话使我想起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的名字和父名。的无能为力——最近几年我在列宁格勒较近地观察了她的生活。她现在在哪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她怎么样了？列宁格勒怎么样了？我真想把柳莎和任尼亚送给我父母，而我自己应当到那里去，到那里去——我的位置在那里。阿赫马托娃离开列宁格勒了吗？现在谁在她身边？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我哪里会知道：没过两个月，安娜·阿赫马托娃就来到了奇斯托波尔，住在我这里，我也带她走过这条路，走在这些木板上，我说：“您瞧，我跟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在这儿走过。”想起后来的事，我便沉默不语了。）
“有一点让我高兴，”我停下来说，“阿赫马托娃现在不在奇斯托波尔。但愿她有好运。在这里她肯定会死的。”
“为——什——么？”玛丽娜·伊万诺夫娜一字一顿、清清楚楚地说。
“因为她可能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她什么也不会，真的什么也不会干。即便在城里、在和平时期也不能。”
我发现我身后那张铁青的脸变得很难看。
“您以为我——行吗？”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狂叫了一声，“阿赫马托娃不行，而我，照您看，就行吗？”
我压根儿没想她行。我不过把我常常担忧的事随口说出——真不是时候！若是没有伊达跟我一起，没有她那农民的吃苦耐劳，她那农民的干练（伊达是列宁格勒近郊的、出身一个被没收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家庭的芬兰人），还有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的钱以及他在卡马河结冰以前就会把我们从这里叫走——叫到一个我能有一份独立的工作的地方去，——我自己也是毫无办法的。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大叫以后艰难地喘着气，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又继续往前走。我感到羞愧难当：她是那么需要无微不至的关怀！可是我都不是想着她，让她痛苦。我们从滨河街拐到一条狭窄的路上。我比别的地方更喜欢这个地方：比较清洁。
“这就是布特列罗夫街。”我说。
“多么恐怖的街道，”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立刻作出反应，“我不能住在这儿。这条街太可怕了。”
“好吧，咱们再到别的地方去找。不过现在我们到我的熟人施奈德家坐一会儿，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会让您高兴的，我敢担保。他们对周围已经熟悉了，出出主意到哪儿去找。”
我为施奈德夫妇——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和妻子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阿尔布佐娃担保，是负完全责任的，虽然我对他们了解得不多，确切说，不久。我与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是于1939年在克里木一所肺结核疗养院里认识的，我的年轻的朋友，诗人兼评论家米龙·莱温病得死去活来——而且很快就死了。当时电影剧作家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也在那里疗养。他几乎比米龙大一倍，所以他的肺结核病变发展得很慢。在那儿照顾米龙的时候，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我回到了列宁格勒，战争期间，1941年6月28日在轮船上我们又见面了。他把妻子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原来是阿尔布佐夫阿·阿尔布佐夫（1908—1987），苏联剧作家。的妻子，后来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妻子康·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苏联作家。）介绍给我。无论是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还是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在我们的艰辛的路上以他们的热忱，而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同时以精力充沛、稳健沉着和体力过人使我们感动。说真的，若是没有她，我们一路的行程未必能够圆满结束。在下诺夫哥罗德换船的时候，即使有伊达的帮助——她背着、提着我们所有的东西，连柳莎都提着一只箱子——看来无论是我，还是孩子们都没有力量同人群一起穿过上船的人群从轮船上挤到岸上来。两股人流——下船的和巨浪一般迎面涌上船的——把我们挤得团团转，左拥右挤，抛来抛去。我两腿打软，东倒西歪，无能为力，一只手紧搂着任尼亚，另一只手拉着柳莎。（后来我在塔什干看见了多少孩子在换乘的时候迷失了！甚至不是在轰炸下，不过是在路上！货运站，空运站和码头……多少孩子同母亲离散多年，甚至是终生。）就在这时候，高大有力善良的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解救了我。虽然她没有让有病的丈夫拿任何东西，自己背着沉重的包袱，——她却从我手里把任尼亚抢过去，上了岸，把他交给了伊达，随后又返回船上，帮我和柳莎穿过人群上了岸。那时轮船和军用列车一样行驶是没有时刻表的。多停一分钟都可能与丈夫永远别离。
就是到了奇斯托波尔，在照顾病中咯血的丈夫的同时，还抽出时间和精力跑来看我们。一会儿送来一块肥皂，一会儿送来一盒火柴，一会儿给孩子们送来些水果糖。施奈德夫妇过得很清苦和艰难，盼望早些找到一份工作，但是什么工作也找不到，然而我却一次也没听到他们一句怨言。
因此我深信，带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去见的是热心肠的和朝气蓬勃的人，但是就连我也没想到他们会给予她如此盛情的接待。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立刻不无激动地感谢我给他们带来如此尊贵的客人。“我一生都想能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认识，”她说，好像对口令一般她念了一句诗：“在我的莫斯科——圆顶在闪烁……引自茨维塔耶娃的组诗《献给勃洛克的诗》。”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给茨维塔耶娃脱掉大衣，接过口袋，让她坐在桌前，问道：“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请说说看，您在1916年是怎样预见到勃洛克死期临近的？
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奇人！
然而却逼迫他致死，
如今他死了。永世死了。
——哭泣吧，为死去的天使！引自茨维塔耶娃的组诗《献给勃洛克的诗》。
您那里来的这样的预感？”
“当然从他的诗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回答说，“全都写在诗里呢。”
十分钟后桌上铺上洁白耀眼的台布（房间里一切显得明亮，像优雅的病房：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弄到了抗菌剂，每天都拖地板擦窗子），桌上摆上沸腾的茶炊，切得整齐的黑面包片，用水果糖代替砂糖。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大口喝茶，放下了香烟，而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则用病态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以恳求的态度望着她，请她尽管吸烟，不必为他不停地咳嗽而不好意思。略微发胖的、金发的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安详、愉快、从容不迫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支起折叠床，铺上了床单。“我们再也不放您到什么集体宿舍去了，”她说，“那里又脏又挤，您就在我们这里朗诵诗，然后用午餐，然后睡觉。明天一早我陪您去找房间——离我们近些——有几处我已经有谱了。我把所有的房东都考虑了一遍……您给我们朗诵献给勃洛克的诗，这是我喜爱的，然后您随便朗诵什么……等我们找好房间，您去报户口，再去叶拉布加接儿子。”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眼看着变了样。铁青的面颊泛出了红晕。眼睛从黄色变成了绿色。喝完茶以后，她移坐到瘸腿的沙发上吸起烟来。她坐得挺拔，兴致勃勃地注视着新的面孔。我也望着她，尽力判断她有多大岁数。随着每一分钟她越变越年轻。
“你们这样殷勤好客地招待我，”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冲着东道主说，“我觉得我有必要对你们谈谈我的经历。”
（“这样开场就欠妥，”我想，“他们像我一样，非常清楚茨维塔耶娃是一个患上鼠疫的人。这里指的是在政治上受歧视的人。并非不了解真情才这样殷勤好客地招待她。”）
她的经历中有些对我来说还是新鲜的：她说话斩钉截铁，与她那挺拔的身躯，不屈不挠和骤然的动作，还有那思维敏捷是相称的。根据她的讲述，她确实思想上明确地知道：渴望返回祖国的丈夫和孩子们是大错而特错了。她在那边就已经理解到了这边是怎么回事。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伦的名字和父名。有一天拿回家来一份报纸，当然是亲苏的报纸，上面刊载外省一家工厂工人食堂的照片。餐桌上铺着浆洗过的仔密的台布：餐具明亮；每台桌面上摆着一瓶鲜花。我对他说：可盘子里有什么呢？头脑里有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