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中俄关系解冻之初，一批俄罗斯商人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他们的购物清单上有一种商品叫做“川”字牌砖茶。但是，令他们遗憾的是，当时不仅在市场上没有这种茶叶，而且许多人都不知道除普洱、龙井等名茶之外，驰名国外的竟还有这种牌子的茶叶。谁又能想到这种令俄罗斯人念念不忘的茶叶竟是走西口时在驼背上走出去的精品。
“川”字牌砖茶是当时祁县渠家的长裕川茶庄销售的。当年经营对俄罗斯、蒙古茶叶贸易的有许多晋商的商号，渠家是其中之一。比渠家茶叶贸易规模更大的是榆次常家，一度被外人称为“外贸世家”。
当年中国出口国外的茶叶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条是从广东的广州和福建的泉州出发通过海路把茶叶远销欧美，这条海路上运送的主要是绿茶；另一条则是晋商通过陆路把茶叶运到俄罗斯和蒙古。这条陆上之路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
当时，晋商把十五只骆驼编为一队，十队称一房，数房相随，首尾紧接，望不到边际，成为茫茫大漠上摆动的一条长龙。驼铃之声更是在茫茫沙漠中日夜交接，飘荡四野，百里可闻。因此，晋商中经营对外茶叶贸易的商人被称为“驼帮”。由“驼帮”所从事的对外贸易是晋商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随着那驼铃声声遥响天际。
众所周知，山西商人从事茶叶贸易并不是因为山西生产茶叶，而是山西与广大的茶叶消费市场（俄罗斯和蒙古）比邻而居。也就是说，促使“驼帮”形成的是社会需求，而不是资源供给。
山西人与北部少数民族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物物交易，虽然有时候由于民族纠纷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明代中期开放边疆贸易，设立马市之后，这种贸易便形成体系，由山西人出场拉开了序幕。从明代到清初，山西人就把汉中和四川的茶叶运到俄罗斯、蒙古一带销售。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根据这个条款，双方持有护照的商旅可以过界进行商贸往来，且不交纳进口税，只在各国境内出关时交纳一部分出口税。
这项促进贸易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的友好贸易往来。对俄罗斯来说，一方面他们大量地需要来自中国的茶叶等物品，另一方面又由于其出口的大宗商品毛皮在欧州市场上遭遇北美毛皮的激烈竞争而急需打开中国这个空白市场。
就中国而言，在明代中期实行“折中制”以后，盐业贸易大多向以扬州为中心的内地市场转移，晋商需要开拓北部市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双方的这种内在贸易需求成为实际的贸易行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双方互通有无的贸易迅速扩大。
晋商从事茶叶贸易，从南方收购加工好的茶叶，或者自己买下茶叶加工。晋商收购、生产、加工茶叶的主要地方是湖南安化、临汀，福建武夷山，湖北崇阳、蒲圻、通城等地。这些地方也是这条茶叶之路的源头。通常的行径是，这些地方的茶叶经湘江、长江水路运到武汉，从武汉经陆路用牲畜运输的方式送到山西。
从山西再接着向前运送，主要有三条路线：第一条是经张家口过库伦运往恰克图和俄罗斯内地；第二条是经张家口过多伦诺尔运往蒙古及俄罗斯各地；第三条是从西口运到乌里雅苏台，再进入俄罗斯。这条漫漫商路全长五千多公里，在张家口和西口之后都要进入浩瀚的茫茫沙漠，全靠驼队运输。每只骆驼驮茶4箱，经过数十天长途跋涉运往目的地，其中的艰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随着驼队的慢慢扩大，由驼帮运往俄罗斯的茶叶迅速增多。仅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就高达近七万箱。
因为俄罗斯政府当时禁止白银出口，所以大部分俄罗斯商人就把成色相当高的白银做成粗糙的工艺品偷偷带到恰克图与晋商交易。而晋商为了安全，就地把这些银器熔化后铸成重达千斤的银坨，再用特制的专门运银的车拉回山西的深宅大院。中俄贸易也使恰克图这个本不出名的边境小城渐渐兴起为繁荣的商业大都市，晋商纷纷在这里建店铺、设商号、安家立业。晋商在恰克图的商号最多时达一百四十多家，而其中榆次常家的最多。他们家从乾隆时就从事茶叶贸易，子孙相承，代代相传，前后有一百五十多年。他们在恰克图有大玉川、大德兴、大德诚、巨盛川四家商号，贸易额占到市场的近一半。再者就是祁县渠家，他们从乾嘉年间就开始涉足茶叶贸易，“川”字牌砖茶就是经渠家之手远近闻名的。
至今，在茫茫沙漠中仍有驼铃声声，仔细聆听会发现那茫茫大漠上的驼铃声并不遥远，那被风化了的晋商的足迹旷世而又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