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选我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与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新著《人心与人生》出版——研究我，是因为人们重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重登大学讲坛——中外文化比较——自学贯穿我的一生——我的养生之道
问：前文提到，梁先生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九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一个时期。梁先生能否举出一些事例，对这一判断作进一步的说明？
答：要论及国家大局的发展、变化，可概括为三句话，叫政治安定团结，经济发展稳妥，人民生活提高。这方面的事例说起来很多，世人有目共睹，不必由我来说。我还是从自身的情况说起，虽挂一漏万，亦可以小见大。
第一，在1980年举行的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我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人民政协除在建国之初的几年内，代行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外，一直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性质、地位、作用很特别，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远在1945年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后来通称“旧政协”）时，我就是政协代表之一。由那时至今天，还健在的政协代表自然是少而又少了。建国后从1950年初开始，我又是新政协从第一届到第六届的全国委员会委员。按照政协章程，常务委员会的委员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人数约占全体政协委员的十分之一左右。常务委员会在一年一度的全体会议闭幕后代行全体会议的职权，常务委员每年要出席的重要会议和活动自然要多于政协委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虽然在政协的资历很老，但很长时期却只能当“委员”，而不能当常务委员，有些会我不能参加，有些事可不必对我说。我个人对此已习以为常，又因年高而对自己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一事未多加留意。倒是旁人提醒我，说你当了几十年的政协委员，八十七岁上被推选为常务委员，这是好事呵。
这以后不久，凡举行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协商会，都通知我出席，这倒引起我的留意了。因为：第一，民主协商会是中共中央作为领导党，在作出某种重大决策之前，召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人物进行政治协商、征求意见的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范围和人数，通常都要比政协常务委员会小和少。第二，我个人出席类似的会议历史上在1953年之前有过，自此以后的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我失去了这种资格和礼遇。第三，我个人虽然早年（辛亥时期）参加过同盟会和国民党，40年代又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过秘书长，但在解放后我一直是无党无派之人。我作为解放后的政协委员，其界别是“特别邀请人士”，而不是“无党派民主人士”。自80年代初我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协商会之后，我在政协的界别亦由“特别邀请人士”改为“无党派民主人士”。我这样前后一比较，也确认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自己在政治待遇上发生的变化。
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增选我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同时，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名单，其中也有我。
宪法修改委员会虽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但责任很重，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各党各派各个方面有代表性的人士。为什么全国人大要专门成立这个有代表性、有权威性的宪法修改委员会负责宪法修改工作呢？正如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主任委员为叶剑英）在当时所指出的：
“现行宪法是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从那时以来的几年，正是我们国家处于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时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恢复并根据新情况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行宪法在许多方面已经同现实的情况和国家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有必要对它进行全面的修改。”
彭真同志的这段话既是宪法修改委员会每个委员的一致认识，也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我个人亦认识到这桩事与中国现在和今后实行法治密切相关，过去多年未能认真做好的事，现在确实有了好的开端了。因此尽管自己年迈，凡宪法修改委员会召集的会议，我都尽力参加，毫无保留地陈述自己的意见。自1980年9月至1982年4月，宪法修改委员会比较集中地召开了三次会议，每次连续开会九天，逐条研究、商讨宪法修改草案。委员们严肃认真，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在公布交由全国各族人民学习、讨论之后，新宪法于1982年12月由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公布实行。
所有这些，都是国家的大变化在我身上的体现。
问：若干年前，梁先生就说过：以哲学家看我非知我者；若说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或有思想而又本着其思想行动的人，便恰如其分；若说我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便是十分恭维了。多年来梁先生虽潜心研究儒学、佛学和印度哲学，从事教育事业，著述数百万言，但始终关切着民族的前途，投身于社会的变革。如果由此而冷静地观察现阶段中国政治、社会之发展趋势，最值得重视的要素是什么？
答：我对中国近十年来政局的发展和变革是最感满意的，但我毕竟因年迈等原因而不能自身加入当前之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行列之中。因此我能说出的话，很可能是隔靴搔痒，抓不住要点的。
要说什么要素，亦可概括为三句话，即：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
我说的集体领导，着重点是领导党的最高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毋庸置疑，中共党章上明文规定是集体领导，多年来也时时强调把握住这一原则。但“文革”十年的灾难证明，中共少数领导人曾经严重违背了这一原则，而以个人的权威主宰一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原则被恢复和加强了，重大的决策由集体领导作出，诸如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既经决定，就毫不放松地搞下去，而不许可反反复复。即便是领导人发生变更，亦不影响既定决策的继续进行。我以为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满意，其发端即在于领导党的集体领导，一心一意。这一状况是中共近几十年历史上所不曾做得这么好的。现阶段的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的正确领导，将是决定事情成败的第一先决条件。因此为国家民族前途计，领导党要郑重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不可重犯过去的错误。
说到发扬民主，现在的情景也是十年前所不可比拟的。以政协会议为例，早先开会，上边虽也说让大家提意见，结果还是只有说好，很少有人说不好，千人一腔，一片赞扬声。因为大家心里明白，提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那是会招来批判或者会被戴上什么帽子的，不是已经有不少人因此成了“右派分子”吗？所以少说为佳，要说就说好的。这种状况，自然谈不上什么发扬民主了。但是这些年的政协会议情况大变，不论大会小会，大家七嘴八舌，高谈阔论，参政议政，发自肺腑的诤言，颇为尖锐的畏言，说什么的都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不硬性强调谁服从谁，允许保留不同意见，当然更没有因言废人，政治上遭贬。政协会议的这一民主气氛，自然与国家政治上的大气候密切相关。现在的中国，包括普通的老百姓，思想顾虑也少得多了，人人说话都有着更多的自由，街头巷尾，评论国家大事，这种气象，好呵！
这当然不是说，发扬民主这桩大事已经做得很好，不需要再作什么新的努力了。我以为，一个社会要实现高度的民主，最根本的应体现在人民确实能享有治理国家的权力，以调动亿万人民对建设国家的积极性上。而要实现这一点，并非是我国已经有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就可大功告成的。我历来认为，如何得天下与如何治天下，彼此间虽有关联，但应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无论中外，革命政党用以夺取政权的方法均有相近处，然此种方法用之于取得政权之后，以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则未必恰当。因此，革命政党夺得政权之后，当凭借其取得之政权以推行其革命理想时，在政治之内容和形式上都必须作相应的转变和调整。我国建国以来某些重大失误，特别是“文革”十年灾难的发生，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不明上述道理，仍沿用革命斗争非常时期的观念和方法。具体地说，诸如得天下时行之有效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观念，仍然一成不变地用之于治天下之中。此种教训，不独在中国有，其他国家的历史亦有类似情况。这治天下之政治内容、形式的改变，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真正在体制上确保人民能当家做主。我以为，今天领导党强调国家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不妨说也是领导党对过去若干重大决策的失误而付出大代价之沉痛检讨和反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以断言，今后中国不断扩大民主，保障人民民主的权利，将不成问题。有了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今后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势必更加可观。但亦应看到，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有识之士提出的决策建议及种种诤言，能否被采纳，却常取决于主政者的度量与意志，而主政者之度量与意志又不免因人而异，因此如无一定的政治体制上的保障，则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之能否实行便又成了问题。所以中共在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又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举。这个问题亦不独在中国，苏联及东欧诸国亦都在进行种种探索和试验。可见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或称社会主义民主，确不是简单之事。特别在中国，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诸如传统思想、习惯势力之羁绊和经济条件之限制等原因，其实现人民民主的进程将必然是长时期而不能是一蹴而就的。
最后谈到健全法制，情景也是令人欣慰的。且不说我个人从辛亥革命前后至1949年的经历，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渴望中国能实行法治，全都落了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终于有了一部人民的宪法，这件大事我也是参与其中的。但不多久，宪法便逐渐不被重视，诸如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等等，也就没有再认真制定和实施。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宪法竟成了一张废纸。只有在最近十年来，从重新制定新宪法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含常委会）一抓到底搞立法，许多单行法不断配齐，使全国人民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在执法上，也比从前严肃认真，像那么回事了。特别是开展持久而广泛的普及法律教育，从国家干部到工人农民，都在学习、宣传。这种盛况，标志着在中国实行法治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关于人治与法治，前边我已详细陈述，不再多讲。重要之点是，健全法制与发扬民主相辅相成，两个方面都要加强，不可偏废；同时法制和民主一样，它的完善和实施，在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的特定背景下，都必须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我相信，有了历史上沉重的经验教训，有了对于民主与法制极端重要性的共同认识，有了今天这个基础和开端，在中国今后的政治舞台上，人治将日趋没落，法治将日益兴旺，因为这正是当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个人的意志所不可逆转的。
问：梁先生耄耋之年，依然著述不辍，1984年还出版了潜心研究多年而于新近写成的专著《人心与人生》一书，梁先生可否对此作一介绍？
答：一个人身体再好，进入九十岁以上的高龄，难免心力衰弱，思路钝滞，要进行著书立说，怕是难了。
讲到《人心与人生》一书，其着眼点在于补正我在1921年出版的专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过失与不足，阐述人类心理活动之规律。这话自然要扯得远一点。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原是我在北京大学的讲稿，后又在山东一个暑期讲习会再次较系统地讲了这一内容，时由陈政和罗常培二君记录整理出来，被商务印书馆拿去出版，这一年我不过二十八岁。书发行不久，我便认识到有不全面和不深刻之处。例如，对当时西洋哲学认识得不够，亦不全面；对儒家哲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孔子的“仁”的概念，同样不够深入和全面。所以，我写信告诉商务印书馆不要再发行了。但商务印书馆回复说，索购该书的人很多，只能由我写篇序言，在序言中“完善和深刻”该书的内容，不发行则恐负读者之热望。我遵嘱写了序言，却所补有限，致使《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始终带着一些不成熟的痕迹继续发行，一版再版。于是我决定另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以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不足。不料，五十多年的时间，虽然以此题目屡为人讲学，并时有记录，但终因奔走国事或从事其他著述而无暇完成此书。“文革”前写成前七章，后抄家时被收去，1970年发还，遂以五年时间续写，至1975年夏天告成，了却我一大心愿！
对《人心与人生》的写成，自以为用足心力，确有所得。但书成后若干年，却无人问津，找不到出版的地方。至1984年，上海有了一家自费出书的学林出版社，我便倾平日节余之全资，自费出版《人心与人生》，初印2500册。不料出版后销路甚好，供不应求。次年9月，三联书店接过去公开出版，并发行国外。
问：梁先生的旧著目前再版情况如何？今后有何计划？
答：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间，我出版了几十种著作，数百万言。但解放后多年来一直没有再版过，只是在近一二年来，情况大变。已经出版的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东方学术概观》、《中国文化要义》，即将出版的有《梁漱溟教育文集》、《我的努力与反省》、《忆旧谈往录》等书。对于我的旧著，我已无力再作系统整理。因此今后亦无新的计划。我只是根据出版界的需要，对旧著做些修改、补充，有的文集或选集，我一面收入旧著，一面也选进未发表过的或未收进集子的新作。如《东方学术概观》这本文集，我便选进了1974年写成的《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文章。最近才选编审定的《梁漱溟杂著选集》，其中最早的文章写于1915年，最末的写于1967年，时跨半个多世纪，也是新、旧著并收的。所以冠以“杂著”之名，是为着有别于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专著而言。我能做的事，大体只是这些。
问：据说梁先生的著作在海外常有出版，并有不少学者专门研究梁先生的生平、思想和著作，梁先生能否就此介绍一些情况？
答：海外出版我的著作和研究我的生平、思想等情况，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才逐渐有所了解的。
比如美国学者艾恺，他现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教授。1980年，他首次来华访问我，赠我一本三十余万言的著作，题为《中国的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英文版）经他介绍，才知道艾恺先生在美国哈佛研究中心深造时，就专门研究我的著作、思想和生平，他的这部著作就是在他的博士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艾恺先生后来又几次来华访我。他的这部专著在国内现已翻译成中文，但尚未出版。
类似艾恺先生的情况，在日本、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都有。我的著作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一直在出版，是事实。这里我再介绍最近一位日本朋友同我通信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这位日本友人名叫和崎博文，是日本亚细亚问题研究会的代表理事，他的导师景嘉老先生与我以文相交多年。和崎先生在1987年3月间给我的信中说，景嘉先生半年前因病故去，其逝世一百天佛事在东京大增寺举行，场面庄重。景嘉先生生前指导他翻译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即将在日本付印出版。景嘉先生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宇野正一为《人心与人生》所作的序文，业已校正完毕，并将由和崎先生本人补写日译本后序。和崎先生在信中特别提到，遵照景嘉先生的遗嘱，《人心与人生》一书所得版税，将与日本几位学者资助的基金合在一起，建立“梁漱溟先生教育基金会”，定期奖励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并作为在日本翻译出版《梁漱溟先生全集》的部分费用，希望我同意此举。
同年5月间，我复信一封，全文如下：
和崎博文先生大鉴：
来函敬悉。拙作《人心与人生》一书日文译本，蒙宇野正一名誉教授与已故之景嘉先生撰写序文，现又由先生为写日译本后序，并即将付印出版，不胜感荷。《人心与人生》日译本之得以问世，全赖景嘉先生与台端之力，待先生来华把晤时，当面致谢忱。
先生建议将译本出版之收益，用作教育基金，以资助敝国留日学生，并作为今后翻译出版其他拙著费用，本人完全赞同，此乃有利于中日两国之文化交流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之事业也！
尚望先生早日来访弊国。敬此布复，并祝撰安！
梁漱溟
1987年5月21日于北京
我以为，自己不过是多年来对中国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较为留心，花了若干时日研究它，阐述它，但并没有多少有分量的力作。海外学人对我的推重，实因为重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之故。
问：据悉，近几年梁先生又重登大学讲坛，并担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梁先生能否就此事作一介绍？
答：中国文化书院是几年前由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汤一介、牙含章、石峻、吴晓玲、虞愚、阴法鲁、戴逸、朱伯昆等在北京的知名学者、教授共同发起成立的，得到国家教委的大力支持。可能是我最年长、学界辈分最高的缘故吧，各位同行推举我为该学院的院务委员会主席，在我这种年纪，当然是挂挂名的。不过这个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继承并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外国文化的介绍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加强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并起到促进台湾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作用。这个书院以培养从事中国哲学史、宗教史、历史、文学和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为目标，参加学习、研究的人包括海内外。书院的这个宗旨，颇合我的一贯主张。我虽年迈力衰，也曾几次去讲授《中国文化要义》、《略论孔子及其后儒学学术传衍流布的分歧与它的时盛时衰》等大题目。在1987年5月5日举行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开学典礼上，我还应邀讲了话。在讲授过程中，承蒙来自国内外学生的厚爱，他们对我的敬重，使我想起在七十年前初登北京大学讲坛的时日。只是我毕竟高龄了，能做的极为有限。所喜中国文化书院的教学、研究的导师力量雄厚，学生又大多是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几年来甚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今后的事业必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问：梁先生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开始，即着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并以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而著称。这一研究到了七十年后的今天，其发展、变化不言而喻。梁先生能否就这个大题目，谈谈现在的看法？
答：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我也不例外。我从人生态度的角度研究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各自的特点，提出“人对自然”、“人对人”和“人对自己的生命”这三个不同的概念，这一点并没有变。
“人对自然”是西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近代西洋文化的所长，一方面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它的主要特色是物质文明的崛起和注重对大自然的认识、征服和利用。而另一方面，就是重视个人自由和彼此平等的观念。当年我国“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德莫克莱塞”（民主）和“赛恩思”（科学）这两个口号，就是指近代西洋文化的这两方面的特长。
但是，近代西洋文化所推崇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就其全人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言，它又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的。中国的“四大发明”就启发了欧洲人，使得他们很快超过了中国。由此而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它的“人对人”的特色，表现在以伦理为本位，重心在父慈子孝、社会和谐上。所谓社会和谐，是指一个人的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首先要考虑到他的家庭及社会之上下左右，并为之尽心尽责，而不是把个人权利放在主宰一切的地位。这一特色，显然同近代西洋文化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处处以个人为出发点相迥异；同时它亦不同于出现在世界新文化潮流中之以集体主义为本位者。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人对人”这一点上是早熟的。而早熟就是不成熟，不成熟就会阻碍文明的发展，所以近代中国的物质文明便落伍了。
说到“人对自己的生命”，这是印度文化的特色。其依据是作为印度文化之主体的佛教文化对人的生命持否定的态度，所谓出世，做和尚，不问世事，便是集中表现。如果拿这一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相比较，则恰恰相反。儒家是极力主张入世，重视家庭、伦理、社会和谐，并主张把家庭伦理扩展到全社会，使人人亲切和美，相亲相爱，以此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佛家看到的人生是苦，苦海无边；儒家看到的人生是乐，其乐无穷。但是，如果与西洋文化比较，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共同的特点是：早熟。
面对今日时代发展之速变，我们首先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特征，认识到它不但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而且直至今日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然后拿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印度文化作一认真而科学的比较研究，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吸收、融取近世以来欧美苏俄崛起的新文化，来创造我们自己的新文化，进一步为世界行将开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先导。中国的近百年历史证明，“全盘西化”不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质是一笔勾销中国传统文化之特征作用于中华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事实，自然是行不通的。即便是建设社会主义，也得标出“中国特色”，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这主张是很英明，很合中国文化传统的。
问：梁先生二十四岁进北京大学教书，成为知名学者，但只有中学毕业学历，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梁先生是否自幼体力、才智就过人？
答：恰恰相反。小时候我是一个体弱而呆笨的孩子。从记事起，我便气力微弱，常常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坐立不稳；未到天寒，手足就已不温，穿戴都比别的儿童又多又厚；稍不注意，便生病吃药，长辈们都担忧，说此儿不会长命。七八岁后，虽亦跳跃玩耍，总不如人家活泼勇健。在小学时，一次爬杆子不慎跌下来，用药后方才复，以后便不敢再试了。在中学时，常常一旁看同学打球踢球，好不热闹，自己却不敢参加，待人家打罢踢罢，方敢一个人进球场试试。又因我爱思考，平时沉默寡言，神情颜色皆不像一个少年，同学给我一个外号“小老哥”，即“小老头”之意，是嘲笑我的。
不料后来长大成人后，倒很少生病。特别是三十岁以后，愈见坚实，饥饱寒暖，不以为意。每闻朋友同事或遗精，或痔血，或胃病，我却一切没有。久别之友，十几年以至二十几年不相见者，皆曰我现在还同以前一个样子，容色不衰。因此很多人称我有养身之道。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秘诀，不过平生嗜欲最淡泊，一切无所好，加之我素食（不食任何动物），七十余年不变，生活习惯颇有规律。至于锻炼，也不过散散步，打打太极拳而已，近几年因年迈而不能再坚持。要说修身养性，主要是遇事不急不忙不动气，保持豁达乐观之态。两年前我九十又三，首都各界评选我为健康老人，这当然是早年万万料想不到的。
小时候我不仅体弱多病，而且十分呆笨。记得约摸六岁时，自己还不会穿裤子。因裤子上有条带子，要从背后系到前边打个结扣，我硬是打不好。一次早起，母亲隔屋喊我，问我为何还不起床。我急答：“妹妹不帮我穿裤子呀！”招引得家人大笑。原来每天都是妹妹帮我打这结扣的。
谈到我的学业成绩，十岁前后在小学时，比一般同学较差，虽不是极劣，总在中等偏下。到十四岁进中学以后，我的智力乃见发达，学业成绩常在班级前三名以内。总的说，我资质平常，没有过人之才。在学校时，不算特别勤学；出学校后，亦未用过苦功。只平素心理上，总有对自己的一种要求，信念目标不移，不肯让一天光阴随便马虎过去。吃喝玩乐之事，平生不去追求，十分淡泊，这倒是为亲友熟人所公认的。
问：梁先生只有中学毕业的学历，而后取得学术上的成就，走的当是自学成才之路。梁先生对此可否谈点心得经验，以启迪后学？
答：我的自学并非限于中小学阶段，而实际贯穿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学到老，研究到老，探求到老，我始终不曾丝毫放松过自己。我一直认为，学问必须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不受用。俗话说：“学来的曲儿唱不得。”意即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唱得再像再好，并不中听。必须将所学唱的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己的生命中，而后自然地唱出来，才中听，才有自己的特点。学问与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己生命而打成一片的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学问技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去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只不过没有师承者好像“自学”的意味更多更浓就是了。
我愿意指出，虽然我自幼不断地自学以至如今，却并非着重在书本上，而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中的一切事物和见闻。我又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是为了解决社会和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因此在我一生的自学史上，正能反映出中国近八十多年来的社会变动、时代特点。倘若以我的自学史为中心线索，而写出中国近代的变迁，可能是一部生动亲切而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好史料。我希望这部《问答录》多少也能反映出这一特点来。
问：梁先生以九十又五的高龄，仍以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健康条件，每日不间断地读与写，关心着国家大事。梁先生能否给广大读者介绍一下养生之道？
答：我如今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九十岁之前，我坚持打太极拳，经常偕友或单独去公园休息，现在则大半在室内活动，每外出须偕同儿孙辈，不敢独自出门了。要说养生之道，在身体方面，我的经验可总结为“少吃多动”四个字。
先说吃。我从十九岁至今茹素已七十余年，除鸡蛋、牛奶，不吃任何鱼虾肉类的荤腥，而且每餐食量很少，多年来如此，任何感觉可口的东西都不多吃一口。这在年轻人，好吃的多吃几口兴许关系不大，但在老年人却是多一口也不能吃的，弄不好就会引出毛病来。
再说动，这是个大原则，与吃一样，首先要持之以恒，但如何动法，则应视健康情况而定。比如我进入九十岁以后，特别是最近一二年，我每天早晨五点醒，开始在床上作些活动：搓腰肾，蹬脚腿，搓脚心，转动颈脖；然后吸气，呼气，屏气，如此反复多次，将近一小时后下床，在室内或室外散步。天气晴好，则在家人陪同下到稍远的地方走走。
养生还应当包括精神上的自我修养。通常说气贵平和，情贵淡泊。人要努力做到不生气或少生气，至少是有气出了就完，绝不要生闷气。我曾写过一些赠友或自箴的话，如：“无我为大，有本不穷”，“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等等，都是用于修身养性，即精神上的自我完善。一般说，精神上的修炼要比身体上的坚持锻炼更难一些。
唐人李商隐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于我这样的九五老人，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但我丝毫没有颓唐、悲凉的黄昏之感。语云：“活到老，学到老”，我加一个“思考到老”。只要我的脑子还能用，我将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继续走下去，愉快而充实地送走这最后一段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