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这个人——抗战爆发，奉蒋介石之召赴南京——陪蒋百里返山东视察抗战防务——一赴延安与毛泽东长谈——巡视敌后抗日游击区纪略——中国民主同盟之创建及赴香港创办《光明报》
问：梁先生在山东主持乡村建设研究院七年之久，其间得到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和资助。梁先生同韩复榘有何交往，对他评价如何？
答：对韩复榘这个历史人物，我先说两点：一是韩复榘确是旧中国的一名军阀，但他的实际情况并不像社会上流传的一些笑话说的那样粗俗不堪；一是关于我同他之间的交往，他在很早之前已认识我，而我却并不认识他。
先说第一点。韩复榘是河北霸县人，字向方。幼时在家乡初级小学就读，后又念过五六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还练就一手好字，曾为县衙“司书”。入伍后，一直追随冯玉祥将军，也曾当过“司书生”。正因为韩复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善战，又比较有文化，才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和重用，一步步提拔他而成为冯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他离冯投蒋，在山东省主政八年，曾试图做出一些政绩，直至抗战爆发，被蒋介石杀了头。上述简略史实，足以说明韩复榘并不是斗大字不识两担的粗人，以至于闹出诸如相声中所说的“关公战秦琼”一类的笑话。当然，如同旧中国的各式军阀一样，韩复榘政有劣迹，流弊甚多，错捕错杀无辜之举均有，自不待言。对于民间流传的关于韩复榘的种种笑话，不止是我，如韩的老友张钫（原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闻承烈（冯玉祥军队的兵站总监）等，都认为许多不合事实。如果说旧中国的老百姓，出于对拥兵自重、混战不已的军阀深为不满，进而编出一些笑话来加以讽刺、挖苦，以讹传讹，广为流传，那倒可以理解，但毕竟不是史实。
第二点，为什么说很早之前，韩复榘已认识我，而我却不认识他呢？这得从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的往事谈起。这年正是我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第六年。自这年始，我主动实践自己在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提出的“求友”与“讲学”的主张。我与越来越多的朋友在一起，复兴古人讲学之风，把讲学与社会运动打成一片。朋友团体之间，虽没有什么会章，但志同道合，一起相处，一起读书，一起讲学，以人生向上来共同策励。就在这一年，我应邀到北京南苑冯玉祥部给部队官佐讲学，宣传我的主张，主要是儒家哲学。当时冯玉祥将军的官职是陆军检阅使，手下有五个旅的军队，有近三万人马。五个旅长的名字我还记得，叫张之口、鹿钟麟、宋哲元、刘玉芬、李鸣钟。因为是五个旅，我的讲学一共进行了五次，是连续进行的。每次一个旅，由旅长带着全旅的官佐前来听讲，地点在当时南苑的基督教青年会讲堂，会场很大。因为冯玉样本人信奉基督教，十分虔诚，故有“基督将军”之称。当时冯玉祥部办的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是余心清先生，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文革”中故去。那次我在冯部讲学，韩复榘只是团营长一级的官职，他坐在讲堂下听讲，当然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后来他先后在河南省政府和山东省政府任主席，我在河南、山东搞乡村建设，特别在山东为时达七年之久，与他才有直接的接触和交往。在言谈中，他曾提过那次在南苑听过我讲学，可见我同他的关系最早是从那次讲学开始的。
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我在河南村治学院，其时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但实权在冯玉祥手中。冯这时有二十万部队，大部驻河南。冯玉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大军撤向潼关以西，韩复榘提出异议，认为西北太苦，军队不宜西撤。冯这人历来治军很严，且以家长自居，当场训斥韩复榘，命令韩滚出去，并罚跪于会场外的墙根下。散会后，冯怒气未消，又去找韩，给了一个耳光，才说：“起来吧！”韩作为由军长提升为总指挥的一员大将当然受不了这种惩罚，便带领一部分军队离冯开往山东。这个举动，最高兴的是正在与冯军混战的蒋介石，他立即下令，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认为这是对冯玉祥的一大打击。韩便开始了统治山东八年之久的政治生涯。
由于冯军西撤，韩复榘东走，河南村治学院也就停办了。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后，即表示欢迎梁仲华和我到山东去，于是我们这班河南村治学院的朋友就到了山东，时间是1931年1月。韩复榘在济南见了我和梁仲华，设宴以示欢迎。席间，他谈到自己在山东施政计划种种。我们对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设想和要求，他都表示支持。以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际工作计划、机构、规模等等，都是我们自己定的，他始终未加过问。交谈中，他提到了当年在南苑冯玉祥部听我讲学的往事。我的印象，他对儒家哲学颇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后来我在山东邹平县七年，韩复榘也曾亲自到乡村建设研究院考察过。
问：韩复榘在抗战之初对日本侵略者不战而逃，蒋介石以此论罪杀了他。这一历史公案，您觉得应当怎样评判？
答：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得把话说得长一点，讲一讲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我所知道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和事。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我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工作当然搞不下去了。抗御外敌，保我中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师生们同样责无旁贷。我的脑子里开始形成一种想法，即为发动广大民众抗日，应把大中小学教员疏散到乡村去，开展民众抗日救亡教育运动。通常的学校教育搞不下去了，战时的民众教育却要加强。
正在这时，“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时局更紧张了。不几天，我在山东济宁接到我的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我去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日宣言，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已成事实。作为实际上执掌大权的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谓“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当然其中多数成员仍是国民党人。蒋介石的电报，便是邀我参加“参议会”的。附带说一句，约在两年前，蒋介石在武汉曾托一位在山东齐鲁大学当校长的朋友给我捎口信，说蒋想约见我。我没有理他。我不能因为他让人传这么一句话，就跑到武汉去见他。这一次局势骤变，我一接电报，便收拾行装，匆匆赶往南京。
这时候的“参议会”，正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一开始，“参议会”虽无名额限制，但人数较少，只有二三十人。蒋介石忙于军事和外交，只是名义上的召集人，主持人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被关押在苏州监狱的“七君子”这时已释放，沈钧儒也是“参议会”的成员之一。现在我记得的最早的参加者还有蒋百里、张伯苓、胡适、黄炎培、徐谦、晏阳初、马君武、施肇基、傅斯年等人；中共方面名单上毛泽东、周恩来均有，实际来的是周恩来。“参议会”每周召开座谈会二三次，由汪精卫主持。大家发言的宗旨不外为抗日救亡出谋献计，各抒己见。由于白天日本飞机轰炸，会议都在晚间举行，会场在中山陵园的丛林中，蒋介石的临时办公室也设在这里。
现在还记得，这时的“参议会”提出许多意见、建议，有些还比较具体，颇为重要。如为开展抗战外交，曾一致建议派胡适为驻美大使，派蒋百里去德国，孙科去苏联等等。这些建议后来都被政府考虑或采纳。我个人也在会上讲过不少意见，中心是抗战民众教育问题。还记得会上发生过一段插曲：由于我发言较长，先讲乡村建设，后讲抗战民众教育主张，傅斯年打断我的话，说：“别讲这些了，当前最要紧的是前方的军事和国际形势。你这种讲法，太耽误时间了！”汪精卫是会议主持人，他劝阻傅斯年，说还是让梁先生把话讲完。但我则不得不勉强结束自己的发言。会后我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其要点是强调全民总动员，而当务之急是停办正规学校，大力开展全体民众的抗日救亡教育。
当时蒋介石虽没有参加会议，却常找一些人个别交谈。蒋同我的谈话，除乡村建设、民众教育等问题之外，较实际的一项任务，是让我陪同蒋百里先生赴山东视察抗战防务。蒋百里是国民党老一辈的军事专家，当时颇有名气。蒋介石选中我陪同，当然是因为我在山东一住七年，与韩复榘相熟之故。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临行前，蒋百里问我，胡宗南驻军在徐州，路过时是否呆留一天？我说可以。火车到徐州车站，胡宗南亲自到车站迎接，胡当时是军长。谈话，吃饭，住了一夜。胡宗南个子不高，浙江口音很浓，他对我搞的乡村建设也颇感兴趣，问得详细，并说要去看看，不久他真的去了。其时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虽已停办，但并未解散，若干部门和人员尚在。胡宗南还很客气，因为我十九岁开始吃素食，至今七十余年未改，但我吃的是“餐边素”，遇上待客，在外，宴请，只要在桌边摆几样素菜就行，别人吃什么大鱼大肉我都不在乎。胡宗南为尊重我的习惯，陪我们进餐时都改用素食。不久胡宗南到山东济宁，我也热情接待了他。
第二天，我们登车去山东，胡宗南到车站送行。临走时，他避开蒋百里找我单独密谈。他说，山东防务十分重要，日本人可能在胶东沿海登陆，他是奉命帮助韩复榘省主席守卫山东，共同抗日，而决无意取韩主席在山东的地位而代之。胡宗南反复表明此意，让我转达给韩复榘，请韩一定放心。
到济南后，韩复榘先见我。他一见面就说，他已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知道我陪蒋百里来山东，但不知道究竟来干什么？我答：蒋百里是军事家，蒋介石派他来山东是视察抗战防务的。韩一听就笑了，说：“难道他们还想守山东吗？”我又转述了胡宗南的话。韩听着直摇头冷笑，说：“日本人一来，还扯什么谁代替谁的地位，简直是废话！”他又提高嗓音说：“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我回到蒋百里的住处，转述了韩的话，蒋说韩的一些看法有道理，但作为中国军人，都应尽守土之责，而不能不打就撤。
在当时，据我所知，从南京的蒋介石，到类似韩复榘这样的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中，大都认为在军事上，由于经济实力弱，武器装备差，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其差别在于，有的人深明大义，为守国土、抗敌寇而不惜牺牲，有的人则为保存实力，而不敢拼命，不战而退，丧失守土之责。同样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张自忠将军则属于前者，为国捐躯，浩气长存；而韩复榘则私心重重，后来真的不战而逃，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愧对中华民族。更有甚者，如汪精卫、陈公博之流后来投日，当了汉奸，则变成民族的败类了。
说到此，韩复榘在抗战爆发之初的作为，应作何评价，便不言而喻了。至于蒋介石借此杀了韩复榘，是杀一儆百，还是消灭异己，史家评论，都认为着重在后者，我以为是有道理的。
问：抗战爆发不久，梁先生就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主席作彻夜长谈。对这桩重要的往事您能否作一回顾？
答：好，但话仍然要讲得长一些。
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上海、南京沦陷。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我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即后来的“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汉口。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战，也只顾逃难，甚至有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的。国民党政府使我十分失望，我对抗战的前途也因此很悲观。再一点，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我早年就读过一些经典著作；李大钊先生等中共的先驱者，还曾经是我当年的挚友。但我后来并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尤其是关于在中国社会里，仅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解决各种问题，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文章，知道他的主张，但过去并无机会探讨这个问题。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百闻不如一见。因为上述两个原因，我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的念头。在客观上，国共两党已经合作，求见比较方便。由于我是国民参政员，首先把这个愿望和要求向蒋介石提出，他同意了。接着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洽，告诉了中共方面，中共表示欢迎，我便很快成行。
随我同行的有我的侄女婿和外甥，是为沿途照料我而去的。到延安后，首先见到的是张闻天，他当时是党的总书记。因他的介绍，才知道毛泽东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并说毛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见面长谈也在晚间，已作了安排。
第一次谈话自下午六点，至第二天凌晨。因为时令是冬天（1938年1月），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里的一间瓦房里，屋内没有炉子，也闻不到煤味，但很暖和。毛泽东告诉我，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的缘故。这一次谈话，主要是抗战前途问题。我先讲，坦率地谈到我的失望，我的悲观，到延安是讨教来的。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水。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头语气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着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做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都已作古多年。他们的功过是非后人自会作出公正的评价。毛泽东这次同我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由于《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问世，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其作用当然比毛本人找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谈一次话，透露一些消息大得多了。
第二次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是紧接着的，不过这一次不是谈到凌晨，而是谈到天明，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亦即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我和毛泽东分歧较大。我头一天把自己新出版的几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第二天谈话他已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他拿给我看，说这些话是从我的书上摘下来的。他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所谓革命的三大法宝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是强调这点，很突出它的作用的。我们发生了争论。我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根据这种分析，我又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大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或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的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和谐、稳定、发展。要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中国最需要的是开展艰巨而持久的民众教育工作，特别是从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做起，因为乡村是中国最广大的领域，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全国的有识之士，都应该全力支持和从事这项工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不是费力去从事其他。我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他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而这共同性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面。这共性指的什么？就是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阶级的对立和阶级的斗争。这个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他说我的观点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两夜长谈之后，还有若干次交谈。我又到延安各处参观，在当时，延安的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这就像中共领袖毛泽东给我的印象一样，是很深刻的。
1950年春天，我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北上北京。我认真思索了我一赴延安时与毛泽东的一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我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我又写了《我何以终归于改良主义》等文，送给毛主席看，这些都是检讨、反省自己的。这是后话。
问：梁先生常谈起在1938年初赴延安与毛泽东长谈之后，又进行了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敌后之行。梁先生可否对此作一回顾？
答：如前所述，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我来往于南京、山东之间。这年10月，日寇入侵山东，我主持了七年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只好彻底解散。随后我在江苏徐州发表了《告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我的同事、学生们大敌当前，要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特别要在乡村中以原有的乡村建设工作作基础，积极做好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工作，密切配合正规军和游击队与日寇作战。对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我也在许多场合作了阐述和勉励。
随着局势的变化，我以国民党参政员的身份由南京到武汉，由武汉而重庆。自1938年初我赴延安访问归来之后，抗日战争的局面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逐渐进入相持阶段。除了中国军队继续在正面战场与日寇作战外，在敌后的广大地区，不断传来消息，还有着不少军队和民众抗日武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着卓绝的游击战，如星星之火，不停地在敌占区燃烧，搅得日寇不得安宁，叫苦不迭。我还得知，在鲁豫苏皖地区，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人员也参与其间，做了不少工作，我心里十分欣慰。人在大后方重庆，心却常常惦记着那些我所熟悉的人和地。我决定到鲁豫苏皖地区去巡视考察一番，亲眼看看那里军民与日寇抗御的情况。从重庆到山东，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交通困难，而且随处可遇危险，但我想个人的安危，算不得什么。不是有许多人天天都在前方，在敌后流血流汗吗？
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分别告诉国民党和共产党。我找了蒋介石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秦邦宪，对他们说，我年近半百，虽然手无缚鸡之力，自己不能打游击，但可以推动更多的同事、学生打游击，我要去敌后游击区看看，必定有所得益的。他们都考虑到我的安全问题，但都很支持，都答应通知那些地区的部队，在我巡视时提供方便，保障安全。蒋介石还委我以战地巡视特派员的名义，给我一个保持联络用的密码本和一万元经费。
1939年初，我率同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等人由重庆出发。为通过敌战区，我们改名换姓，自编籍贯、职业，一路还算顺利。进入敌后游击区之后，我们先见到新四军彭雪枫将军，他已接到我要去巡视的通知。彭将军对我们盛情招待，陪我们进餐，介绍部队对日作战情况，记得韦国清等将领也在座。因韦国清也是广西人，我印象较深，其他人记不住了。临走时，彭将军为我行程提供方便，还送了我一匹马。接着我们见到苏鲁游击区总司令于学忠将军，他也早接到通知了，同样是一番热情招待。从于的司令部出来，他亲自陪我们走了一程，一直到地名叫王庄的一座天主堂里，那里驻扎着一支中共的抗日游击队伍，为首的是张经武和韦玉。这时于将军要到山东地下省政府办事，便同我告别，我们则留在张经武部，住了一宿。
我们逗留时间较长的是地处沂蒙山区直属于军委会政治部的第三政治大队队部。因为这个大队的近千人中，许多人是我在山东、河南乡村工作时的同事、学生，大队长秦亦文抗战前就是一名教师。这个大队兵分四路，分散在山东境内的东南西北，既做宣传动员民众的工作，也直接开展游击战，是一支十分活跃、工作出色的抗日队伍。
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是在途经苏北砀山县时，与我在山东邹平的学生窦雪岩的相遇。其时窦是砀山县的县长，率领着一支几百人的抗日游击武装，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在邹平时，他先是我的学生，因成绩优秀，留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总务科长和警卫科长。据窦雪岩陈述，我才知道邹平沦陷后，他即去河南潢川投奔第五战区举办的战时人员训练班受训，并兼任过教官，不久奉命回到家乡砀山任县长。在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下，他很快和当地的中共人士取得联系，协同进行抗日活动。窦雪岩告诉我，他手下本无武装，是中共人士郭影秋（建国后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他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此事）从自己的部队中拨出几百人交给他指挥的，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中共的抗日队伍，但他有指挥权，合作得很好。窦雪岩还兴致勃勃地同我说，他们常常主动出击日寇，攻其不备；也常常日行百里，主动转移，避免挨打。他们吃、穿、住条件都极差，单说穿着，我亲眼看到的，真可以说破衣烂衫，叫花子一般，但个个都很乐观，不怕艰苦。窦雪岩对我说，没有一个人身上不长虱子，大家都管它叫“抗日虫”，不抗日还长不了这虱子呢！并当场从衣领里翻出了好几只，把我们都逗乐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这天夜里，没有房间，没有床，我就是躺在窦雪岩的宿营地的干草堆上度过的。雪岩说，他们差不多天天如此。在干草堆上睡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如果不是抗日，不是在敌后那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当然也是难以想象的。第二天上午，我们上路时，雪岩执意要带领队伍护送一程，一直到将要进入鲁西南地界为止。道别时，彼此心绪激动。我对他说，看到你们这样艰苦卓绝地同日寇作斗争，我由衷的高兴、敬佩。我还勉励他继续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坚持抗战，同心协力，报效国家和民族。雪岩洒下热泪，举枪向我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抗战到底，并一再关照我多加保重。其景其情，多少年后仍然历历在目，感人至深。
回顾这次历时八个多月的敌后抗日游击区之行，所经历的艰辛、困苦、风险，比起战斗在游击区的军民，是不足道的。我感受最深的是，正如毛泽东一年前在延安同我谈话中所说，无数抗日志士和广大民众这样不怕牺牲，奋起抗战，坚持到底，中华民族是一定不会亡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个结论有着充分的根据。
在乡村建设工作中的许多同事、学生，也站在共同抗战的行列中，这更加使我感到欣慰和自豪。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成为后人敬仰的中华英烈。
问：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已经四十五年了。梁先生虽然后来脱离了民盟，但作为民盟最早的创建人之一，并担任领导职务有年，能否对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作一简略的回顾？
答：自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一年多的时间内，虽然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但总的说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形势还是好的。当权的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本人，态度也还积极。因为共同抗日，人民也有了较多的自由。一时间，各党派和社会各界都对国民党寄予希望，希望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国民党政府能厉行民主改革，实施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是，武汉失守，国民党退缩到重庆，日本人战线拉长，放松了对国民党统战区的进攻，蒋介石却又故伎重演，将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而逐渐转向防共、反共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并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动法令，抗战初期全国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某些民主权利，被它限制或取消了。
国民党顽固派这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举动，不仅遭到共产党的反对，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而且使得拥蒋抗日的各党派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的不满。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政策，甚至使手无寸铁的各党派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国共两党之间的民主党派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并主张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共同研讨形势之发展，实际是对付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威胁。于是有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之举。这个“统一建国同志会”，便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
“统一建国同志会”发起人中有我，还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其宗旨是“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是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1939年11月下旬，中国青年党之左舜生、李璜、曾琦，国家社会党之罗隆基（后退出国社党）、胡石青，第三党之章伯钧，救国会之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之黄炎培、江恒源、冷遹，我作为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以及无党派之张澜等人，在重庆集会，拟订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信约》提出：“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尊重学术思想之自由”。同时又提出：“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拥护蒋（介石）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反对”。《简章》则规定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领导机构。这次会议推举我和黄炎培将《信约》和会员名单送蒋介石。后黄炎培因蒋决定召见时正巧去了泸州，便由我一人于这一年的11月29日去面见蒋介石。我递交《信约》，并着重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要求蒋介石允许民主人士“有此一联合组织”。蒋介石提出不组织正式的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谈话是由参政会的秘书长王士杰引见的。在我汇报中提到沈钧儒时，蒋还插话说，他（指沈）恐怕同你们不一致吧？意思是沈钧儒与救国会偏“左”，与中共关系密切。当时在重庆的政界人士有不少人也持此看法。我答复说，都说沈钧儒“左”，但我以为还是同我们在一起好，无碍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蒋没有再说什么，就算得到正式允许了。我与沈钧儒相识于民国初期同任张耀曾司法总长的秘书，私交已久，他的人品为我所深知，故在蒋面前讲了这些话。
到了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仅是发了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而是动起了真刀真枪。他们不仅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发动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而且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实行高压政策，摧残民主，排斥和消灭异己力量。日寇大敌当前，国民党当局做这种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使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国民党大为失望，而对中共当时所采取的立场表示同情。
再说到当时的国民参政会，本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所有决议，对于国民党当局并不具有约束力，它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国民党当局本应该在参政会里多吸收非国民党人士，以多听取多方面之意见和呼声。但在参政会内，原本国民党籍的参政员就占多数，他们还嫌不够，这时蒋介石又把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章伯钧等非国民党人士排斥在外，而增加国民党内的亲信。这新的参政员名单一发表，很使各界人士对国民党当局大为失望。我也很不痛快。一天，我由我的住处重庆上清寺特园外散步，走到离特园不远的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家中。这里是中央银行的总裁张嘉璈的公馆，张君劢住在他弟弟张嘉璈的家中。张君劢是参政员，也是国社党（后改为民社党）的首脑。我正要同张谈这件事，黄炎培来了，紧接着左舜生也来了，都是不期而遇。于是四个人一块议论这件事，都叹息蒋介石没有出息，竟如此蔑视社会各界的舆论，瞧不起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对此深表不满。黄炎培提出，现在我们这些人虽有了一个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但依然是各自一摊，没有力量。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国共两党之外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大家都同意这个建议。接着大家又提出，由我去联络章伯钧，把他也拉进来。章刚刚被排斥出参政会，当时代表第三党。后来我去了章家，一谈就妥，谈到救国会沈钧儒等人，大家的意见他们可以加入，但要缓一步，等这个统一组织成立之后再加入。为什么？主要是重庆政界人士当时一般认为，救国会是左派组织，不少人说他们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如他们也参加创建这个新组织，就有成立新的外围组织之外围的嫌疑。后来救国会沈钧儒等人真的缓了一年才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再如张澜先生，他是一位长者，有声望，但由于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党、一个派，所以也没有马上加入，直到成立之后才由我去邀请他加入的。这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早酝酿的情况。
1941年2月10日即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聚谈，各党派都不约而同地谈到面对当前的形势，深感各党派有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不久我和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罗隆基、左舜生等人相约聚会，正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演变、扩大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连续召开筹备会议，起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宣言和章程，酝酿领导人。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英寓所）召开成立大会，我和黄炎培、张澜、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林可玑、丘哲、江问渔、冷遹、杨庚陶等十三人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和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并选举到会的黄炎培等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和我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沈钧儒原为成立民主政团同盟的创议人之一，由于部分发起人认为沈钧儒和救国会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怕国民党反对，没有同意沈钧儒和救国会马上加入。
所有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在重庆成立这种性质的政治组织，是不可能立即取得合法地位，更不可能公开活动，而很可能被国民党当局扼杀的。于是大家商议决定，派我到香港去办报纸，在海外建立言论阵地，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伺机公开民盟的组织。鉴于大家对我的信任，我承担了这一任务。但是，要到香港办报，谈何容易，经费从何而来，就是个大问题，民盟自己的力量是很有限的。3月28日，我受众人之托，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办报的计划，得到他的大力支持。5月20日，我到达香港后，得到了中共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海外组织的热情协助，开始报纸出版的筹备工作。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由我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颂华任总编辑。其时黄炎培已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由张澜继任。十二条政治纲领经多次讨论后，作了一些修改，成为“十大政治纲领”。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业已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即《十大政治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向海内外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10月16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的社论，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进一步结合”，并认为民盟应“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同时，由陈友仁、陈翰笙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向英美各国在港的通讯社记者介绍，并由各国记者向英、美及其他国家发消息。这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便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
重庆国民党政府则十分恐慌，唯恐全国人民知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止。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国民党各级报纸不准刊登这一消息和评论；正在香港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发表演说，向报界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一事，“在公在私俱绝无所闻”，“绝无其事”，诬称梁漱溟是在香港招摇撞骗，并发动国民党在港的报刊指骂民主人士为“第五纵队”，还策动港英殖民政府搜查《光明报》社。
事已如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率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于是年11月16日，邀请国共两党的代表和国民参政会中部分民主人士，在重庆开了一次茶会，公开宣布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确有其事，梁漱溟是受盟中央之委托去香港办报的，《光明报》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紧接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罗隆基等向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抗战时期正式中央民意机关”；“政府一切机关不得歧视无党或异党分子”；“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等自由”；“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等政治主张。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独立的政治社会活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之初，其组成俗称三党三派，即：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我为首的乡村建设派和救国会。只是第二年即1942年，沈钧儒和救国会才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凡加入同盟的党派的领导人都有两重党籍，同盟的组织纪律对入盟的独立政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因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依然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政治联盟。
但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确是抗日战争中期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当时曾发表社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称赞“抗日时期，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重大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说到我自己，当时亦有一段记述文字，颇能说明我参与发起组织民盟之动机和认识。这段文字是：“党派不协，妨碍抗战，因又从一般朋友之后，努力团结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之组织，始于此。”
至于我主持的《光明报》，一直办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才停刊。我个人也在这时才逃离香港返回广西桂林，经历了一番风险。
关于民盟组织的发展和演变情况，留待后面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