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重庆抵北京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把我摆在外边”——建国后毛泽东同我的若干次谈话——奉命赴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参观考察——参加四川合川县土地改革——毛泽东赞邓小平政治、军事都是一把好手——不合时宜的三件事——略谈解放初期我在思想上发生的变化
问：梁先生曾提到，在建国初期（指1953年9月之前），您和章士钊先生有幸成为毛泽东主席的座上客，经常应邀去中南海与毛主席长谈，您能否叙述在这一时期同毛泽东主席的交往中，有哪些谈话印象较深？
答：我于1950年1月中旬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沿途由四川省委统战部派专人护送我北上，在武汉还受到当时在湖北省任职后调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的张执一盛情招待。抵京后正值毛主席和周总理皆在莫斯科。3月10日主席和总理返回北京，在火车站迎接时，可能我是新近到北京的，统战部把我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头一个。主席握着我的手，比别人多说了几句话。他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改日再约您长谈，并问候我的身体和家人情况。我的印象是主席和蔼可亲，如对待老朋友一般视我。11日公宴，我又见到主席。席间，主席还走到我们的席前，见我吃餐边素，又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长寿。主席当场约我，明日（12日）晚间到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住处一聚，我深感荣幸。
我同毛主席的交往，在前边提到的，有1938年初和1946年初的两度赴延安。这里我还有更早的一次需要补充。这是我1938年初在延安同主席见面时，由他提起而使我忆及的距当时约二十年的往事。主席说，梁先生，我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就见过您，那时您是老师，我是小小图书馆管理员。您常来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还记得吧？主席的记忆力使我吃惊，他的话自然唤起了我的回忆。
我同主席同岁，稍长于他。杨怀中先生比我们年长。在民国六年（1917年）我进北京大学教书之前，因我的一位本家兄长梁焕奎（我原名梁焕鼎）与杨先生相交颇深，他常引杨先生到北京城内崇文门英子胡同我家中聚谈，我也因此与杨先生相识。更由于杨先生是搞哲学的，而我则正在自学佛学与印度哲学，谈起来便有话头，常常向他讨教。民国六年（1917年）我应蔡元培先生之聘，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这样我就同杨先生成了同事，我们的交往就更多了。
杨怀中先生当时居家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是我常去的地方。民国七年（1918年），毛泽东自湖南来北京。毛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曾是杨怀中先生所喜爱的学生，经杨向蔡校长推荐，给毛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月薪八块大洋的小差事，平时在杨家住宿。因住的正好是大门一侧的南房，所以常常为来客开大门。经毛本人对我在1938年的提示，我也确切地记得当时我去杨家，是有一位年龄与我相仿，但身材比我高许多的湖南青年常开门迎我或送我，杨先生本人也向我介绍过，但我记忆不深。不久杨怀中先生病故，因家境萧条，办丧事有困难，还是由蔡校长出面，由大家资助的，我是资助者之一。具体为杨办丧事，还是毛泽东。至于毛何时与杨怀中之女杨开慧结婚，当时我却没有印象。
我插补这段旧事，意在我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远在彼此年轻的时代。再加上后来在延安时期的两次见面，毛成为伟人后又厚待于我，我便在思想上把他当做自己的一位老朋友了。这一点与1953年发生的顶撞毛主席一事是有关联的。
现在的话头再回到1950年3月12日晚间，毛主席第一次约我谈话。大概是下午将近五点钟的样子，毛主席派来的汽车来到我当时的住处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十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我进了颐年堂的第一道门，毛主席已在里边迎我了。这次谈话有林伯渠在座，他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也是1938年初我去延安经西安时认识，并在后来重庆旧政协会议上交往多次的熟人。但此次谈话，林老只是听，几乎没有插话。
毛主席这次谈话，一开头是寒暄，彼此问问近几年的身体、工作、家庭情况。转入正题，毛主席即问我对国事有何意见？我随口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啊。毛主席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接着毛主席就对我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一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可难住了我，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考虑了片刻，答复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我的答复显然出乎毛主席的意外，他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并未形成僵局，很快又东南西北、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到了开饭时间，主席传话开晚饭，我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主席笑着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吃饭时多了一个江青，但我们只是点点头，没有谈话。
问：梁先生当时为什么说，把自己摆在政府的外边呢？
答：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简要地说，我当时思想状况，仍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如果我自身参加了新政府，就失去为各方说话的身份了。在国民党时代，远在我对政局失望之前，就有人请我参加政府，我也没有接受。我总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做官的人，不具备这方面的才干。我虽然到了北京，加入了新的阵营，但还想站在边上看看，旁观者清，我的作用也许正在这里。
问：这次毛主席约您谈话，除了请您加入政府工作外，还有别的内容吗？
答：有。主席还告我，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并说具体行程他会交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的。
4月间，我带来了随员孟宪光、黄艮庸、李澂人从北京出发，先到河南省，后到山东省、平原省农村参观访问。在河南，接待我的主要负责人员吴芝圃，当年是新四军彭雪枫将军的副手，我们在席间谈起抗战初期我巡视敌后与他见面的往事，十分高兴。他让一位姓贾的副主席（是位老先生）陪同我到郑州以北的农村参观。在山东，谭启龙接待了我，我主要看了邹平。
在东北的时间最长，最远到了齐齐哈尔、漠河，主要看工业。一开头，副主席林枫招待我，吃饭时他说，高岗主席这几天特别忙，抽不出时间陪您，他让我替他向您问候。我说不必劳驾他了，也不必麻烦您了，我只是到处看看，在河南、山东我看了农村，到东北则想看看工业。他说很好，可以安排。随后叫周秋野全程陪同我。等我参观结束返回沈阳，准备回北京时，周秋野突然告我，说高岗主席看我来了。他引我到宾馆会客厅，高岗已在那里了。高出身陕北，是颇有名望的中共领导人之一，过去我没有见过他。他身材高大，满脸麻子，说话时眼珠不断往上翻，常常只见白眼珠，而不见黑眼珠。他先问我在东北看了哪些地方，我大体作了回答。随后他说，梁先生，对东北的工作，欢迎您提意见啊！我说东北不错，工业基础要比山东、河南强多了。但我看到工人居住条件差，房子太紧、太挤，几代人住一个炕，且十分分散。旧中国无人过问这种事，现在刚解放也还顾不上，但迟早总要着手进行的。我建议政府应通盘考虑，选择适当的地区搞居民点，有计划地建设。这里不仅要有新的住房，还应考虑到街道、交通，以至建一座大会堂，职工开会、娱乐都在这里。总之要有一套设施，作长远的考虑和打算。农民的建房虽然是个人出资，因地制宜，但东北地大，又是平原，政府亦有条件引导他们相对集中一些，农民居住分散也不好，不能适应今后生产的发展。高岗很赞赏我的建议，并说欢迎我今后常来东北看看，多提意见。
问：梁先生，在参观访问之后，毛主席又约见您了吧？
答：是的。从1950年4月至9月中旬，我都在外地参观访问。9月23日晚，主席找我谈话，但那天我另有约请，是匆匆吃过晚饭才去的。我到主席住处，他即让人上菜吃饭，而且也准备了素食。我十分歉意地说，我因有约请，已吃过晚饭了。于是江青给我送来水果，是很大的水蜜桃。我一面吃，一面想，这桃子何以能保存到这个季节，但没有发问。这时主席在饭桌上问江青，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怎么样了？江青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摆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主席大声说，只要决心大，有毅力，没有达不到目的、办不成的事。主席讲这些，都没有避开我。饭后主席询问我参观访问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谈完后，又对我说，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但我表示，今年出去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把参观东北、华北的见闻感想写出来，访问广东就缓一缓吧。这一次我又没有接受主席的意见，但不像上次那样，主席没有显露出不高兴，他笑着摆手说，也好，先写写观感，去南方的事以后再谈吧。这次谈话的末尾，主席对我说，听说你抵京后一直未有合适的住处，我已让人安排接你住到颐和园里边去，你在家听候安排吧。
关于我个人的住房及生活，主席曾问起过，但我并未细说，总是表示自己并无困难。我当时寄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的一个亲戚家里，住房并不宽裕，生活亦有不便之处。主席了解了这些情况。几天后即由徐冰安排，派车接我去颐和园，住进石舫附近的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一直住了两年多，直至后来搬至积水潭边上的小铜井一号院为止。住进颐和园之事，足见主席对党外人士生活之关心，照顾之周到。
问：梁先生，听说您在建国初期还曾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您能否谈谈参加土地改革的见闻和感想吗？
答：1951年春，中央有组织赴西南土改团之举。我省悟主席头年要我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在要我看看土改，便自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我所在的土改分团由章乃器任团长，有二十多人，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近四个月。刚到重庆，就听邓小平做报告，介绍情况，那时刘（伯承）、邓主管西南和四川。结束时做总结，邓又参加会议，讲了话。邓小平年轻、能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个团，在川东合川县。因为大多是年岁稍长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实际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土改。大家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安排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和活动。我和随我去的黄艮庸商量，既然来了，就要深入下去，不能只当参观者。我们提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不久便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晚间住宿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等，都参加了。同我们一起的还有于学忠，他也是一块从北京来的。
我于8月30日回到北京，9月3日晚间毛主席就约我去谈话了。他派车到颐和园把我接到中南海，还是在老地方。在我进门时，章乃器刚刚告退，他主要也是来报告到西南参加土改情况的。毛主席对我说，土改团的情况，章乃器刚才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先开饭吧。主席仍陪我吃素，只有我们两人，不喝酒水，很快就吃完了饭。主席很能吃辣椒，我则不敢多尝。饭后毛主席问我，对土改，对四川，你的印象如何？随便聊聊吧。我大致说了两点。一是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土改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我也指出，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对这一点，毛主席笑着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们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第二点我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我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就出现了安定的情势。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那么快，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我说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政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我特别讲到邓小平年轻、能干，深得人心。我还举了解决四川的袍哥问题为例，说袍哥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宽，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件事办得好。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明白人看得清清楚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毛主席听着我的话，竟笑出声来，然后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我一直记着毛主席的这句话。不久大区撤销，毛主席调邓小平到中央，1956年中共八大后邓小平走上书记处总书记的重要岗位。即便在“文革”中毛主席仍不时说邓“人才难得”，因而几起几落，还能留在党内，以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掌航向，使国家走上稳步发展的康庄大道，此乃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问：梁先生还能记得在1953年之前，毛主席召您谈话而至今仍留有印象的其他一些较重要的内容吗？
答：有不少谈话印象浅，记不得了。还记得一次，是1952年8月7日，那天是下午，从一点多谈到三点多。这几年毛主席找我单独谈话，都在晚上，而这次是例外。
在这次谈话中，我提出到苏联做学术研究的要求。当时苏联的学说在中国很时行，我最感兴趣的是巴甫洛夫学说，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观察学说，我以为虽不是心理学，但近似心理学，而我历来是对心理学很感兴趣的。当然，我对巴甫洛夫学说，不过是看过几篇文章、几本书而已，只够一知半解的程度。我的要求受到主席的劝阻。他摇摇头说，这不合适。要么你去游历一番，参观参观；要么，派你去进修这门学问。你的情况这两种都不是，人家会问，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主席强调说，像你这种情况，我看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我听了后说可以考虑。8月9日徐冰即传达主席之意，问我何时出发，先去哪里，同行何人。我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了。这一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
我当时依然我行我素。我不尊重主席的安排，不理解主席的话，并不止这一次。
问：梁先生，类似的情况，您能记得的还有些什么？
答：挑印象较深的，谈三件事，都发生在1950年。
这一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1953年以后，我改在观礼台观礼，从此没有上天安门城楼），主席、总理都同我们在一起。郭老（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向毛主席赠旗，旗上写着一行字：“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我也是无党派人士，看了心里直摇头，这话在我口中是说不出来的。这话可能代表若干人的意思，但不代表我，我觉得对主席的尊敬亦不必说这种过头的话，因此我当时也想到，这话也未必能代表所有的人。我当时没有提出也不好提出不同意见，但如事先让大家讨论锦旗上写什么合适，我一定会发表意见的。我的这些想法直至1958年向党交心时，才如实地讲了出来。
第二件事，是这一年我参加或列席了政协、政府的若干会议，我一直一言不发。时间久了，大家注意了这一点。因为我是新近到北京的，一般都要说话，表态，我却默不作声。最先是邵力子、王绍鏊、雷洁琼、朱蕴山、罗叔章等老朋友关心我，先后问我为什么不说话，希望我讲讲，我无言以答。我当时心里是很不赞成在大小会议上大家都一味讲颂扬的话，这没有意思，对作为领导党的中共并没有好处。既然开会，就应该提出问题，发表各种意见，大家共同讨论，互相磋商。要我只讲颂扬的话，不如不说。不久，徐冰、齐燕铭两位中共的同志来找我，说有什么意见尽管发表。徐当时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齐是政务院副秘书长，抗战时期在重庆我们就认识，可算是老朋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工工整整地写了一纸几百个字的发言稿，在怀仁堂的一次大会上讲了几分钟的话，中心意思是，开会的目的是统一思想认识，解决各种问题，因此必须讲各方面的意见，赞同的，不同的，反对的都可以讲，大家互相交换，共同讨论。这样的会议才能更有收益。言外之意，是不能一味讲歌颂共产党的话，对会议的开法有所批评，但没有直接说。我发言后从台上走下来，坐在第一排的薄一波同志还同我握手，说梁先生，你的意见很好。徐冰、齐燕铭二位让我谈话，是不是毛主席的意思呢？他们没有说，但当时我估计有这个可能。我的话合不合毛主席的意，我也没有把握。
第三件事发生在这年10月25日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前夕。9月23日毛主席约见我，我谈到朝鲜战事迫近东北，深感不安。主席讲中美之间现在还没有打起来，但硬是打到你的头上，又怎么办？只有还击，以牙还牙。但我深以出兵为疑。我说新中国刚刚建立，卷进朝鲜战争，与美国人直接打仗，后果会怎样呢？在这次谈话后的几天，政协王伯平奉命到颐和园找我，说领导上让我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这个组织里担任一个负责的职务，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表态，只说待我进城再说。次日我即进城找林老（伯渠），正巧他陪宋庆龄去东北参观了，但秘书说这一、二天即返京。果然第二天林老就约我吃饭，征求我对出兵朝鲜的意见。林老说，中共和政府考虑再三，作出决策，不出兵不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国总动员。我说对出兵朝鲜我是有疑虑的，日前已向主席陈述过理由，但现在此事既已决定，我也自当一致拥护无贰意。至于出任“和大”职务之事，林老没有谈，我也没有提，就拖了下来，实际上是我自己不想就任。这桩事主席虽未直接同我谈过，但我估计他是知道的，也可能不满意我的行为。
问：这几件事，说明梁先生刚到北京的头一年，的确在自己的言行上依然不轻易苟同于人。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梁先生到各地参观访问，还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又常常直接受到毛主席的教诲，请问如追溯到解放前梁先生对中国前途问题的主张，不知这时有何思想认识上的转变？
答：有的。我于1951年10月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长文，题目就叫《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我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说：
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很大转变，不但是面貌一新，气象不同，而且几乎每个角落的人，彼此互相影响着，从内心亦都起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亦许旁人看着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是“打破记录”了。因我平素比较肯用心，对于什么问题自有见解主张，而我的行事又必本于自己之所知所信，不苟同于人，积几十年如此。所以说到思想转变这句话，在我谈何容易！更简捷地来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
现在回想起米，我当时思想发生变化，其原因除毛主席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之外，最有力的外因有三：一是1950年4月至9月，在华东、华北、东北等地的参观考察；二是1951年5月至8月，在川东合川县云门乡参加土地改革；三是两年来我结合社会实际和思想实际认真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这三个外因，促使了我的思想发生转变。
那么，我的思想变化最大之点在哪一点上呢？最简要地说，是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
几十年来，我根据自己对中国问题的分析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的阶级不鲜明，阶级斗争便不突出，其最高形式之武装革命（即暴力斗争）则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我在旧著《乡村建设理论》中概括为四句话：一是在中国问题的解决上不须作任何暴力斗争，二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功夫远在暴力斗争之外，三是暴力斗争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四是暴力斗争势必迟延中国问题之解决。
显然，我过去所持的理论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大相径庭的。而在我，却一直盼望中共能转变。所以一旦看见中共倡导抗战而放弃国内斗争（我则笼统以为放弃阶级斗争）；便只身奔赴延安，而后奔走团结（抗战中），争取和平（抗战胜利后），前后八年不敢惜力；而一待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三年不出。此谓行动上虽与中共有配合，但在理论主张上又自行其所信，一贯而不移。
为什么自己多年来如此自信呢？一方面虽亦有某些方面不为无见，一方面却正是主观上有所蔽，遂于国际国内的某些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种自己蒙蔽自己的状态，直到建国后到北京才逐渐发觉并有所省悟。
1950年春夏之间，我访问考察了山东老解放区，搞清了当地从抗日伪到抗蒋美十多年的斗争经过，立即恍悟于自己一向错误之所在。斗争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寇入侵，国军撤退，各地成立抗敌组织，社会各阶层一般都参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及至日寇大事扫荡，抗敌进入艰苦阶段，许多地区不能保持。在敌伪残杀威胁和利诱之下，城镇中地主富绅率先投降，凡是那些“有身家者”亦皆所不免。其始终团结在八路军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而不散者，多是贫苦农民。阶级成分至此乃大见区别，胜利之前开始反攻，至胜利之后又收复了许多地方。在“反汉奸”运动中，农民清算斗争了许多地主富农，阶级对立十分尖锐。不久，蒋军又进攻解放区并占领了一些地方，地富便进行“反清算”，杀了许多农民。阶级相仇，又自加深。而后蒋军被解放军打败，解放区的农民又起来斗地富，直至土地改革结束，最后消灭了地富阶级。
这些事实告诉了我，北方农村如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相比，其阶级对立虽不如人家那么鲜明、尖锐，但既有贫富之别，到一定时期便可能裂为两边而相斗争。我过去只见其静态，而于这种发展的可能却未注意估计到，这是第一个错误。更大的错误乃在我竟忽视了这种可能遇到的机会（即时期）会迅即而很自然地到来。更何况当今世界其趋势是以阶级而划分为两大营垒，中国社会也不能例外。我一向强调“中国处在世界大革命形势中不容自外”的话，何以还是孤立静止地看中国问题？这正是自己的主观偏向所在，而不自觉。
过去我在山东搞乡建七年，却从未深入到营县、诸城、单县、曹县那些社会底层调查；在四川前后十来年，对当地地主剥削农民的实况从不加考察。直到1950年去鲁南参观，1951年参加川东土改，始有见有闻有感。像这样脱离实际地谈论社会问题，何能免于自欺欺人之讥！
我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中，论及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问题，自己的醒悟，其总结性的一段话是：
所谓三年来（自1949年始）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我何以估计错了呢？对于国际的国内的种种形势漫不加察，没算在内；我认为分不成两面的，归根到底还是分为两面了。其次，我又对于马列主义不通，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于是就不但分开两面，始终斗而不乱；更且不断扩大了自己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当全国解放之初，我还对于国家前途的统一稳定有些信不及。但一到川东参加土改，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原来高高在上的北京新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的，每一个农民都是新政权的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致？还不是说破唇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结束一句话：既然客观形势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世界漩涡，而终必出于阶级斗争之一途，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其征验。
除了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思想转变，较重要的还有中国革命由谁来领导的问题。过去我既不同意中共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当然也就不承认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说，因为思想转变了，相信了阶级观点，又认为唯物观点有道理，自然也就承认了这一说法。对这个问题，我不准备细说，只讲其中的一点，那就是我的思想变化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我再三研究，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其组成绝大多数是农民，或穿了军衣的农民，有少数知识分子，说它是农民政党或先进的农民政党尚可，称它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据什么？其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又是怎样的？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1951年正逢中共建党三十周年，报刊发表了若干重要论文，我都认真读了。其中有一篇是彭真同志的，题目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文中有这样一段有说服力的分析：他们（共产党员）加入在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而且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具有至少不亚于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现在这种党员的实际社会成分，已经不是农民，而是革命职员或革命军人。所谓农民成分，对于他们不过只是一种历史成分。
我读到这些，真是久旱逢雨，茅塞顿开。其间我还向毛主席讨教，他讲得更细，从中共的总纲领、总方针说起，令我心悦诚服，搞清楚中共确是无产阶级之先进政党，由它领导中国革命，以往取得胜利，今后也有希望。
再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运动。说起来惭愧，我搞乡村建设多年，有志领导农民建设新生活，自以为了解农民。记得1938年我访问延安与毛主席长谈，他曾问我搞乡村建设运动都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和困难？我曾说到最困难的是农民好静不好动，毛主席不待我往下讲，便打断说：你错了！农民是好动的，他们怎能静得了？我的话自然是有感而发，如农民对新事物不感兴趣，不大接受；许多事情号召时，农民多数怕麻烦，不愿试试，态度消极；待办成之后，才念道它的好处，等等。我当时对毛主席的话不甚了然，但记在心里，引起注意。其后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乃知其所以然；待1951年参加川东土改，则进一步懂得了。问题还在于当初自己没有抓住农民真痛真痒所在，如抓住真正痛痒之处而启发之，则农民还是好动的。说农民好静不好动，还是有隔膜，与农民不是一条心之故。由此我悟出群众运动的诀窍，首先在于变自己为群众的一员，与他们息息相通。中国自古以来有群众，自古以来亦有领导，但从来没有像中共与群众结合得这样好的。我从这一点看到自己太肤浅了。
问：梁先生，这么说来，您长期以来思想理论上与中共之差异问题，是不是可以说已基本得到解决？
答：这种估计恐怕偏高了。我上边说的这些转变，当然也是属于思想理论上的，但说它是正确政治立场、观点的开始确立，更符合事实，更确切些。这是一。
第二，实际上当时我思想上仍有若干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如何接受唯物观点、旧日中国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有没有自己的特殊性等等，我仍不同程度地保留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点头的自然点头了，点不下头来的，也不放弃我原先的意见。即便是今天，也是这样。我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部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
第三，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是在不断发生变化，但非自己所知所信，不轻易苟同于人，却依然没有变。我这人脾气硬，素来知为知，不知为不知，不会随风倒，说违心之言。自己看着真话说出来不合适，宁可不说，也不附和。正因为我这种一生未改的个性，遇上1953年9月间那桩事，我便失去控制，闯了大祸。这件事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宣传，更在国内外广为人知，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却并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作为当事人，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将就我所知，在后面如实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