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松
沈葆桢是三坊七巷走出来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名士。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是主办船政。担任8年船政大臣创立了足以影响中国进代史进程的伟大业绩。特别是在船政大臣任内，他奉命兼任钦差大臣，到台湾办理防务，智退侵台日军，保卫主权的超人胆识和过人智慧，为闽台发展史写下壮丽的篇章。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审时度势制定方略
沈葆桢接受巡台任务后，于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九日（1874年6月3日）上奏折积极备战，同时他还思索着台湾的局势，究竟怎样才能长远地保证台湾的安全？针对台湾问题，沈葆桢站在未来的高度，提出以外交和实力相结合的对日斗争方针，称日本以怨报德，越境称兵，中西人人发指，此时示以挞伐之威，是正确的。他提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的主张，认为通过外交途径使日本能“怵於公论、敛兵而退”为上策；而中国器械不够精良，日本有铁甲船，我们没有，必须储利器，铁甲船不能不购，各种洋枪、巨炮、合膛之开花弹之类不能不多购，而且要未雨绸缪，“迟则无及矣”；要调遣精兵良将赴台，“此时消除萌蘖，须得折冲樽俎之才”；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他随即着手进行战略部署：
第一，固民心。他认为“官民同命，草木皆兵”，重点是3方面工作：一是“师直为壮”，坚持正义；组织声讨敌人“侵我土地，戕我人民”，穷兵黩武的侵略者必亡。二是认为当地的民心可用，通过认真的动员，让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一致抗日。三是让朝廷“坚忍持之”，不要“急于求抚”，不要太软弱。
第二，联外交。一是谴责日本的侵略，照会中强烈提出“生番土地，隶中国者二百余年”，主权在中国；生番是中国人，杀人偿命，自有中国的法律来处理。“琉球虽弱，亦俨然一国”，自己可以“自鸣不平”；日本“专意恤邻”，可以通过外交来解决。针对日方提出“劫掠”船民的问题，针锋相对说：“凫水逃生，何有余货可劫？”郑重提出“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拿出《台湾府志》各个番社与台湾政府定的契约给西乡从道看，令其哑口无言。同时知会英美等国，说明情况，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以孤立敌人。
第三，预边防（边防的预防）。汲取鸦片战争的教训，防止日军掉头侵犯福州、厦门等沿海各地，采取加强沿海防务措施，调集各舰船，部署在沿海各地，以防不测。同时增派四营兵力加强福建沿海一带的路上防御。
第四，通消息。当时还没有无线电联系，沈葆桢运用4艘兵轮进行联络，互通消息，重要文报一天内便能知道。同时提出架设电线，快速通消息断不可无。后因日本撤军，没有马上实施。1877年，安平到台南，再到旗后的电线由后任丁日昌组织架设成功。这是中国最早的电线。
二、调兵遣将着力备战
紧接着沈葆桢于6月14日与福建布政使潘霨和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等分别乘“安澜”、“伏波”、“飞云”等舰，巡视台、澎。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
第一，立足于武力退敌。6月19日，潘霨、夏献纶乘舰前往琅峤，与西乡从道交涉退兵。会谈三次，均没有结果。针对当时的形势，沈葆桢提出迅速装备铁甲舰的构想。但李鸿章认为沈葆桢设防备舰，并非一定要与之用武。还多次写信劝说沈葆桢“坚忍，勿开战”，只自扎营操练，不要开战挑起事端并密令淮军将领唐定奎，到台后“进队不可孟浪”。
沈葆桢深知李鸿章的为人，明白他的主和态度，也了解清廷的软弱，但作为台防的钦差大臣，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有强烈的责任感，所以他多次呼吁朝廷要“坚忍持之”，不要“急于求抚”。
第二，增兵加炮，加强防备。尽管朝廷力主和谈，但沈葆桢深知必须具有实力的和谈才会有好的结果。因此沈葆桢一天也没放弃备战并加快了布防步伐。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并运来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火药3万磅；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部置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沈葆桢还招募台湾少数民族组成“绥靖军”、“安抚军”两支洋枪队。由于备战得力，士气民心为之大振。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不敢放肆。
第三，制定歼敌计划。当布防基本就绪后，沈葆桢还制定了将日军“尽歼于海隅”的计划。沈葆桢认为，农历六七月间风浪汹涌，轮船难泊，日军虽有铁甲船，但不能近岸，可乘风雨来临，一鼓作气，歼灭日军。如错过这个季节，就难以奏效。此时，我军有1万多人，士气高涨，台湾民众全力支持，备战亦较充分。而侵台日军仅3000多人，而且这时候，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共死亡561人），士气极其低落。中日双方此时交战，日军必败无疑。
可惜的是，远在北京的清廷一心求和，并不批准沈葆桢的歼敌计划。
三、日本侵略者被迫撤军
沈葆桢将侵台日军“尽歼于海隅”的计划虽然未获批准，但沈葆桢仍然认为必须加紧备战，才能有力地配合朝廷的谈判。他告诉李鸿章等人，没有“大枝劲旅”来配合，“虽舌敝唇焦无益也”。他告诫李鸿章，“城下之盟断断乎其不可为也”。但软弱的清廷还是做出妥协和让步。
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也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8月6日，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动身来华谈判。当他抵达上海时，获悉沈葆桢加紧制造和购买铁甲舰的消息，甚为紧张，任命大久保利通为日本全权大臣到达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解决台湾问题。会谈辩论十分激烈。从实力对比来看，中国占了上风；从形势上看，新疆阿古柏的叛乱尚未平复，中法关系也因越南问题而有所紧张；从国内高层的心态，多为保守主和。
在前7次谈判中，日方仍坚持日本进兵的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解决问题。
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计让步。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约》。恭亲王奕与大久保利通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签字。
《北京专约》，又名《中日北京专条》、《台湾事件专约》或《台事北京专约》，是1874年10月日本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有关台湾事件的条约。条约以中国给银五十万两换来日本全面退兵。清廷的软弱无能可见一斑。但沈葆桢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驱逐入侵之敌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勇气和智慧以及强烈的爱国精神令人钦佩。
四、沈葆桢智退日军的启示
沈葆桢智退日军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廷第一次成功地驱逐外敌保卫国土的壮举。它大长了国人的志气，大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这次事件意义深远，给后来者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坚定的意志是战胜敌人的法宝。鸦片战争以来清廷重臣把洋人看成洪水猛兽，惧怕又无可奈何，这种恐洋症助长了洋人嚣张气焰。但沈葆桢却不同，临危受命，敢于担当驱逐日寇的重担，说明沈葆桢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对朝廷委任义不容辞，对驱外敌保家园勇敢向前。沈葆桢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认为外国侵略者并不可怕，只要做到准备充分，集中力量，就可以战胜任何入侵的敌人。他在行动上思考周密，对敌军装备、人员等各方面情况分析透彻，做到知己知彼。我们知道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就是清廷重臣的软弱无能造成的。然而日军入侵台湾却未能得逞这与沈葆桢的爱国思想和坚定的战胜敌人的意志分不开，说明具备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坚定的意志就能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
其二，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基础。日本入侵台湾受到台湾人民的激烈反抗，生活必需品筹措困难重重，给日军造成直接的精神压力，再加上日军不熟悉当地情况，人员普遍染病，战斗力大为下降，缺乏战斗力的军队必败无疑。相比之下，沈葆桢率军入台受到热烈欢迎和极大的支持。同时沈葆桢也为台湾民众做了大量好事实事，如开山抚番、革除积弊、改革营制、开府设县、解除禁令并建亿载金城、延平郡王祠及海神庙（在赤嵌楼）等不一而足，对台湾有其卓绝伟大之贡献。其保卫台湾的决心，建设台湾的信心，得到包括大陆人民在内的人们的钦佩景仰，而且他为郑成功奏请建祠入祀，更深得人心。现代战争仍然是这样，得到民众支持就会胜利，违背民众意愿的战争必败。
沈葆桢智退侵台日军已过100多年，但沈葆桢的爱国思想和坚定的战胜敌人的意志以及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却成为激励后代战胜敌人保卫台湾建设台湾的强大精神力量，而沈葆桢也成为台湾人民永远敬仰的伟人。台南沈葆桢塑像就是台湾人民对沈葆桢的永久纪念。沈葆桢永远活在两岸人民心里。
参考书目
［1］张作兴、朱华主编：《船政文化研究》（1～7辑）。
［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出版社，2006。
［3］沈岩：《船政学堂》，科学出版社，2007。
［4］陈道章：《船政大事记》。
［5］陈道章：《船政研究文集》，福建音像出版社，2006。
［6］林庆元：《福建船政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7］卢美松：《闽中稽古》，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8］福州市社科院编：《榕台关系初探》，海潮摄影出版社，2003。
［9］林樱尧主编：《首创中国航空业资料集》，福建音像出版社，2006。
［1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