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立中
被喻为“中国文坛祖母”的冰心，出生于代表闽都文化的福州市三坊七巷。对这位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女将，在内地的研究恐已车载斗量；但因1949年后两岸分离，而冰心却在1951年返回北京定居，这使得她在台湾的声名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被横生阻断。不过，冰心以新文学史上首位女性名家之姿影响台湾散文名家张秀亚、琦君等后人无数，甚至女兵作家谢冰莹，其笔名也正是出自冰心……冰心的这些丰功伟业，正是本文意欲耙梳的标的。
一、冰心的生平
冰心（1900～1999），福建长乐人，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冰心出生于福州三坊七巷谢家大宅（今鼓楼区杨桥东路17号），该宅院也是林觉民故居，是冰心祖父谢銮恩从林家购得的。民初另一才女林徽因，其父林长民与林觉民为堂兄弟，她与三坊七巷亦颇有渊源。冰心、林徽因、庐隐三位女作家，日后被合称“福州三才女”。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是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海军军官，其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因此在军校长大的冰心，度过了男装、骑马、射击的童年。1912年冰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1914年秋天，冰心进入北平贝满女中，由于是教会学校，受教义影响很深，形成了往后以母爱哲思为主的写作意识。1918年冰心进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五四运动时被推选为大学学生会文书，开启其创作之路。1919年五四运动，冰心亦在这年开始写起小说，最初《斯人独憔悴》、《去国》等发表在《晨报》副刊；等到《超人》、《繁星》、《春水》面世，冰心已经成为名闻全国的偶像。她的新诗受到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以全然女性化的口吻歌颂大自然与母爱，间以穿插哲理，当时的文艺青年无不朗朗上口。冰心是新文学史上第一批走红的文学明星。
沈从文曾赞美冰心“是以奇迹的模样出现”；当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许多人还在努力从旧体诗的桎梏中摸索新诗形态，冰心却以鹤立鸡群之姿率先写出一首首秀韵天成的作品！而且她以新诗、小说、散文同时进击，一时大行其道，成为最受爱戴的作家之一，更是女性第一人。
冰心的诗，受到泰戈尔的启发，以自然婉转的韵律，描写一幅幅吉光片羽；但她又将这些短歌一首接着一首拼接成长大的《繁星》和《春水》，里面充盈着冷凝凄美的意象。1923年冰心和梁实秋、吴文藻等人搭乘杰克逊总统号邮轮赴美留学，将幼嫩的欢笑、天真的眼泪投注到海外风光和根据奇闻逸事写成的《寄小读者》中，更成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先驱。
冰心在美国卫斯礼学院攻读英国文学，1926年获得硕士学位返国，在燕京、清华任教。回国后冰心试图拓展小说的创作领域，但不若以往成功；等到丁玲等大胆开放的作品崛起，冰心所造成的风潮遂逐渐消退。
尽管如此，冰心仍创作不辍；1929年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成为“六月新娘”。她婚后的作品有《分》、《南归》、《冬儿姑娘》，还翻译了叙利亚作家纪伯伦的《先知》。1932年，三大本《冰心全集》（小说、散文、诗歌各一卷）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家全集。
抗战期间，冰心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久她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从事文化救亡活动，还以“男士”为笔名，写了《关于女人》等书，风格又是一变。胜利后，1946年11月她随丈夫赴日，曾在日本东方学会和东京大学文学部讲演，后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
1951年吴文藻、冰心夫妇回到祖国大陆，从此定居北京。期间，她先后出访过印度、缅甸、瑞士、日本、埃及、罗马、英国、前苏联等国家。同时她勤于翻译，出版了多种译作。她的译作除了纪伯伦的《先知》，还有《沙与沫》、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及戏剧集多种，都是公认的翻译精品，1995年曾因此获黎巴嫩总统签署授予国家级雪松勋章。
“十年动乱”开始后，冰心进了牛棚，风吹日晒。1970年初，年届七十的冰心，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改，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才与吴文藻回到北京，从事翻译工作。这时，她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通力合作完成了《世界史纲》、《世界史》等著作的翻译。
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但病痛不能令她放下手中的笔。她说“生命从80岁开始”。1999年2月28日21时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
二、冰心的文学成就
中国现代的女作家中，冰心所获的荣誉最高。除了“十年动乱”时被下放劳改，冰心基本上平安地度过了时代的风暴。冰心留美，在大学做教授，在《新月》出版诗歌。左联和新月打笔仗，冰心却置身事外。冰心在风花雪月和普罗文艺之间，独善其身。然而也因为早期作品环绕着母爱、童心与自然三大主题，在革命与流离的年代，冰心受到了不一的评价。论者普遍承认她具有天分甚高且女性特质极强的禀赋；但梁实秋对她追随写泰戈尔体的哲理小诗并不认同，张爱玲也曾说过，把她和冰心比她并不以为荣，宁愿与苏青为伍。值得注意的是：梁实秋与张爱玲的批评是在冰心“誉满全国”的情况下，所提出的另一角度的省思，并非否定冰心的文学成就。较冰心年长、但创作较迟的文学大家苏雪林则甚为推崇冰心，她甚至举例说明冰心的文字表面温柔，但力量能大到举重若轻。在《寄小读者》里冰心写道：“天上的星辰，骤雨般落在大海上，嗤嗤繁响。海波如山一般汹涌，一切楼屋都在地上旋转。天如同一张蓝纸卷了起来。树叶满空飞舞，鸟儿归巢，走兽躲到他的洞穴。万象纷乱中，只要我能寻到她（母亲），投到她的怀里……天地一切都信她！她对我的爱，不因着万物毁灭而变更！”
对于冰心的文学成就，夏志清剖析：冰心赞美母亲（注：应为母爱），是个泛神论者，但她的哲学是建于她幼年的幸福经验，并没有关注到宗教上的大问题。他也认定冰心代表着中国文学里的感伤传统，即使没有发生白话文学革命，她也会成为重要的诗人和散文作家。
三、冰心与来台女性散文名家的关系
冰心尽管风靡全国，但在抗战时期曾因作品属性“无战斗内容”而曾受到批评；在国民党迁台以后，因为由男性文艺工作者如张道蕃、陈纪滢等以“国民党党工”的身份领导所谓的“战斗文艺”，和以家庭主妇之姿执笔为文的女性作家产生了路数上的分歧；而这群女作家在以冰心作为主要师承对象的情况下，发展出以“抒情唯美”为主的文学审美，为台湾的阅读市场提供了不一样的选择。而后这派抒情唯美派在市场上压倒了战斗文艺，几乎成为台湾纯文学的基调（琼瑶的畸恋应属于通俗文学范畴）。讲究字面精致、优美的风尚，为往后张爱玲的席卷台湾，奠定阅读人口的文字功底。本文将列举迁台初期几位最负盛名的女性散文作家为例，以便分析她们和冰心之间的对照与对应的关系。
苏雪林（1987～1994）：苏比冰心年长，但创作年代较迟。她的特殊性，在于虽和冰心一样、受到五四运动的振奋起而创作白话新文学，但苏雪林说，自己当时都是发表政论性文章，纯粹文学性的创作不多。而后留法归来，她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结了婚；宗教、母爱和婚姻不顺所激起的女性本能成为令她一举扬名的抒情基调。虽然苏雪林本人一直相当推崇冰心，她早期惯于展现的宗教与母爱也是冰心领先出名的文章风格，但冰心似乎较接近印度诗人泰戈尔及叙利亚诗人纪伯伦，把宗教哲思引导到另一层更为玄妙的宇宙观和大自然天人合一上，形成无比晶莹、剔透的世界。加上冰心的白话文纯粹，而苏雪林的《绿天》、《棘心》则显现国学基础深厚的文白交杂，因此两人的不同处实比相同要来得多。在和冰心的关系上，苏雪林较接近同样来台的名家梁实秋，和冰心相交而各自书写。苏雪林后来变成最早一批新文学史家；可惜她对冰心的倍加推崇并没影响到来台的第二代，使冰心在台湾的影响受到限制。
谢冰莹（1906～2000）：谢冰莹不是本名，这个笔名，说明了冰心给予她的影响。谢冰莹个性强烈积极，冰心只是在军校长大，度过了男装、骑马、射击的童年；谢冰莹却真的投笔从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兵作家！谢冰莹之所以成名，在于特殊的时空因素；她在战场上写下《从军日记》，先经林语堂翻译成英文，随后才出中文专书并有法、日、韩、俄等文译本。谢冰莹因其“国际级”作家的身份晋身名作家的行列，关键并不在艺术性。
不过，一举成名带给谢冰莹极大的写作热情。她丰富的生活经历（包括从军、赴日留学、在日下狱和以菲律宾为背景写下的《碧瑶之恋》等）也使其作品展现丰富的面貌。
张秀亚（1919～2001），张秀亚早慧且创作生涯漫长。她是河北人，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早在高中时代她就出版了第一本书《大龙河畔》。张秀亚考上辅仁大学后师事英千里、周作人。接受西洋古典文学的途径仿佛冰心。张秀亚抵台后文思泉涌，佳作源源而出，堪称台湾第一位散文大家。从她的书名《水上琴声》、《爱的又一日》、《秋池畔》、《三色堇》、《牧羊女》、《湖上》、《北窗下》、《曼陀罗》、《我与文学》、《水仙辞》等可以明显看出冰心的影响。由于张秀亚在台湾有政治上的压力，在她生前对于她的多篇访问，她皆表示受到庐隐、凌叔华的影响甚深，却漏过比庐、凌影响更大的冰心，加上张秀亚作品数量庞大，张秀亚在寻求灵思的过程中的确也不可能单单受到冰心的影响。
长期担任台湾重要报刊主编、本身亦为名诗人的痖弦说：“张秀亚是继周作人、朱自清、冰心和徐志摩之后，把美文这支火把带到台湾并在四五十年代创造了文学史上空前未有的女作家活跃时代。张秀亚以轻灵的文风和细腻的女性视角，20世纪50年代开创独具一格的女性写作潮流，被誉为‘台湾妇女写作的燃灯人’。没有张秀亚，也不会有年轻一代的美文作家。”这番话，间接点明了张秀亚和冰心的脉络，也隐隐寓涵了张秀亚追随冰心淬练的“美文”风格。庐隐的文字精练度不足，凌叔华以小说为主，张秀亚毕生创作的中心在于散文和诗歌，蕴含在其中的唯美、宗教、母爱、音乐性甚至略为欧化的象征都证明了冰心才是她所皈依的主流。张秀亚日后因其生命经验，书写题材拓展到抚育子女及阅读后的抒发，显现出较冰心更生活化、更欧化的趋向。张秀亚是台湾第一位散文大家，追随她风格的台湾女作家包括吕大明、喻丽清、早期的欧阳子、林文月、张菱舲等等。由于她们在继承的时候又各自展现不同的发展与风貌，因此和冰心的“隔代遗传”并不明显。
艾雯（1923～2009），苏州人，是迁台后最早走红的散文家。从几本散文《青春篇》、《倚风楼书简》、《昙花开的晚上》、《渔港书简》可以看出她继承冰心的文学形式：观察自然、从想象中建构唯美及书简体的散文。艾雯文笔雕琢非常郁烈费工，因此创作生涯虽久，作品数量及名气却无法持续。她的影响力明显不及张秀亚及后来的琦君。
蓉子（1928～），非常早慧的诗人，到台后出版第一本诗集《青鸟集》即一炮而红，和张秀亚蔚为女性歌颂抒情的双璧。她们两位所呈现出的空灵、唯美的古典境界，直接衔接上冰心的《繁星》和《春水》，也影响到后来的席慕容等人。不过，蓉子与席慕容追随爱情的温度更为炽热，和冰心已然不同。
罗兰（1919～），罗兰写作生涯开始得迟，她到台后去广播电台找工作，累积了相当的阅历后，才在1963年出版第一本书《罗兰小语》。该书的内容近乎哲思说理。尽管罗兰不像冰心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但由于台湾社会当时还很单纯，内容很对读者口味，轰动一时。由于第一本书就走红，罗兰源源不绝地写，终于拓展到长篇《飘雪的春天》和《岁月沉沙》三部曲。这时罗兰已经跳脱冰心的影响，完全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来为那个动荡的年代留下记录。
琦君（1917～2006），台湾在张秀亚后最重要的散文家。除了文笔熟练，她那恒久的温暖，使她获得了广大的读者。随着《橘子红了》的热播，她的魅力也横跨到海峡对岸。
琦君虽然也读教会女校，可是自云是“教会中的土包子”，她的母爱经验，根植于永久的怀乡及对大伯母（琦君从小过继给她）的感激，加上家乡人物的人情之美，交织而成一篇篇充满温情感怀的散文，恰恰呼应台湾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商社会的共通经验，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琦君对于白话文的观点与冰心异常近似，就是纯粹的自然、熟极而流的白话，不事雕琢。但是冰心在文字背后自有一股超俗绝尘的优美意象，和琦君热忱的怀乡忆故大不相同。直到琦君写作生涯的巅峰时期将过，推出《琦君寄小读者》，人们才恍然大悟她和冰心之间还是有尚待深究的渊源。琦君晚年（1990）曾特地赴北京拜访冰心。可惜的是，彼时琦君创作时代已过，究竟冰心对她的影响为何，我们是无缘聆听这位健笔自己的剖析了！
对于这批20世纪50年代崛起、影响力横跨到八九十年代、甚至超过她们后辈的台湾第一代女作家，当时政党色彩浓厚的重要批评家刘心皇曾写道：“她们的优点在于感情丰富、思想细致，描写心情和事物，都能入情入理，而且用词美丽。可惜的是，她们所写的差不多是身边琐事，读她们的作品，仿佛不知道是在这样惊心动魄的大时代里。”实际上，正因为她们关注自然、关注家庭的伦理与价值，使她们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来提振起文学的技术与能力，从而跳脱台湾本岛地域、政治的狭隘眼光；也正是因为她们从内观自己、审视自己开始，在作品中显现出对普遍性人性的理解，从而寻求人生观照的隽永哲思。从这一点来看，她们的确都受到了冰心的启发。不过，大时代的烙印，又促使她们各自以文笔留下了与冰心截然不同的生命履痕。这就是文学之所以浩瀚无边的奥妙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