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显群、廖伟山
福州的三坊七巷是我国十大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它那气势磅礴、精美绝伦的建筑布局，它那独特、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它所蕴含的和谐内敛的儒家风范，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三坊七巷是福州历史的一个典型的缩影，它见证福州千年的发展历程与辉煌成就。三坊七巷在千年的历史中孕育了无数的英才，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动与著述，为我们留下难以估量的文化与精神遗产。三坊七巷走出来的历史名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可谓涉及方方面面。无论是近代思想、近代海军、近代工业、近代文学、近代教育，每个领域都活跃着三坊七巷人的身影，都渗透着三坊七巷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中的独特新眼界、新思想和新方式。
一、三坊七巷与近代思想
（一）“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与“中体西用”实践
林则徐是近代研究西方文化的第一人。他组织学习外语、翻译外文资料、学习西方的军事，反对闭关自守、主张贸易上的互利。林则徐亲自组织和翻译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四洲志》，在日理万机之余“挤出实践，拿出激情”孜孜探求新知的精神，连傲慢的外国人也不禁“肃然起敬”。当时中国的武器十分低劣，为了提高清军的武器设备和自卫能力，他请人翻译有关大炮瞄准法等制造书籍。在列强军舰的疯狂肆虐下，林则徐积极主张并着手建立与训练近代化的海军。他于1841年的《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中表达了转英军水战长技为我长技思想并制定中国第一个海军计划。
闭关自守在鸦片战争以后显然是无法再继续了。林则徐在对外交涉中看到贸易在西方各国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来华贸易“不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财”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财。林则徐制定了对外方针，将鸦片贸易和正常贸易区别开来，认为外贸通商顺利进行可以增加关税。
林则徐没有正式提出“中体西用”思想，但他在实践着“中体西用”思想，为中国认识世界、走向世界架起了桥梁。他的思想被当时的大地主阶级所认同。洋务派将“中体西用”进一步发挥。洋务派的“西用”，成了近代历史前进的杠杆。他们在追求前辈未能实现的东西，也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近代工业和近代海军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1842年林则徐的挚友魏源正式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既要抵御外来的侵略、救国救民，又要向西方学习。1861年，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指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中体西用”观的内涵。此后，张之洞提倡在不触动三纲礼教的基础上，可以向西方学习实施变法。
（二）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西学思想体系
维新变法失败后，“中体西用”成为统治者所推行“新政”的文化内容。对此严复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批判态度，指出中西之间无所谓的体用关系——“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也”。在严复看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西方在政治、经济和学术上优胜于中国的根本原因。严复的观点不仅否定了洋务派“中体西学”的观点，而且否定维新派的“西体中用”的思想。严复在批判体用之争中指出了一条人类社会走向繁荣的道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首例。
《天演论》的基本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变盖渐，天人会通，合群保种，与天争胜。说明自然界的事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地变化发展；进化的原因是“物竞天择”。生物界的进化同样适合人类社会，国与国、种与种之间按照实力的大小进行不断竞争、淘汰。严复《天演论》的发表震惊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学者对《天演论》有着不同的反应。可以说《天演论》是近代救亡的原动力。
二、三坊七巷与近代海军
走进三坊七巷犹如走进了海军街，从巷子里走出了很多优秀的海军将领。他们为中国的海军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几条普普通通的街巷，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历史；几个看似简简单单的名字在近代海军史上掷地有声。三坊七巷人呕心沥血，在近代海军史上写下了华丽的诗篇。
（一）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在福州拉开序幕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的许多官员感到“船坚炮利”的可畏，也让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加强海防，要加强海防必须建立海军，而建立海军最主要的是要制造船只。当时闽浙总督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他的意见很快便打动清政府中提倡洋务运动的大臣们。
设马尾船政局，拉开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序幕。1886年左宗棠在福建建厂造船的计划得到皇帝的批准，由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主持工作。马尾船政局的开办，标志着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诞生。开工初期，船政局的船只都是依靠外国人设计和制造的。后来船政学员学会制造船只，便运用自己的能力设计。船政局的造船技术在不断地进步且与世界一流的水平拉近距离。马尾船政局造船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了近代中国工业的全面发展。
（二）近代著名海军将领萨镇冰、林葆怿、蓝建枢等来自三坊七巷
福州的船政局培养了很多著名的将领。这些将领对当时强大的国防力量创新工业技术、变法图强、开展教育改革等均起着先驱的作用。其中不容忽视的，也是船政局培养人才的初始目的，后来这些人大部分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精英力量。萨镇冰、林葆怿、蓝建枢等著名的海军将领都是马尾船政局的学员。造船厂建在马尾，使福建占据了天时和人和。因此海军的近代史上“曾有闽人握海军权柄之目”这一点自然是合情合理的，而这些将领也曾在三坊七巷生活过，这一点着实让人感叹。
马尾船政局培育的海军军官总数占中国近代海军军官的五分之三，而在五分之三的军官当中，福建籍的海军军官人数最多。萨镇冰、林葆怿、蓝建枢等三位将军均来自三坊七巷。相同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赋予了他们相同的爱国情怀和挑战精神，为我国的近代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萨镇冰是船政局第一届派到英国留学的学生。作为近代中国著名海军精英，萨镇冰无论是造舰、带兵打仗，还是办学都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他为中国海军的建设培养了一批高级的人才。
林葆怿是民国七年（1918）的海军总长。他时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坚决铁血共和。他也成为孙中山护法运动的重要力量。蓝建枢是马尾船学堂第三期的毕业生。1889年初，李鸿章为北洋海军补署官缺，请准以蓝建枢升署后军右营都司。1911年，蓝建枢被调任海军部二等参谋官。民国成立后，出任海军总司令部左司令。1913年奉命率第一舰队在海上参与镇压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8年3月升任海军总司令。
三、三坊七巷与近代工业
1807年8月，美国人富尔顿以蒸汽机为动力，建造出时速5英里的“克勒蒙特”号动船，标志着世界造船工业的开端。约60年后，中国清王朝在福州马尾创建福建船政，我国机器制造也由此发轫。新生的中国造船业起步维艰，但仍顽强地向前迈进。马尾船政厂的创办拉开了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序幕，其中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功不可没。在他任职的8年间，船厂从零起步发展至规模为当时世界之最。同时马尾造船厂带动了近代福建造船业的兴起和发展，在福建工业史上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引进技术，增强实力
当时中国经济比较落后，国内既缺设备，又缺技术和人才。沈葆桢按照左宗棠的做法，聘用很多外国人员，福建的船政厂是聘用外国人员最多的工厂。沈葆桢对聘用的外国技术人员采取优惠的政策，如：聘用国外正副监督负责造船管理，其月薪比中国的船政大臣还要多四百两，其他的外国员匠每人月薪约三百两，比做同样工作的中国技术人员也高得多。此外沈葆桢还为他们提供宽敞的免费住宅等。他坚持认为“船政为中国工程，中国有大臣主之”，“非监督所能专擅”。他对表现积极者、遵守合同者给予奖励，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对不服从管理、刁难的工人给予辞退，不发工资。这样才能保障工程顺利实现。
（二）重视发展教育，培养优秀的人才
沈葆桢除了重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外，更重视发展教育，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优秀人才。因此他创办学堂，选派留学生到国外深造。沈葆桢在创办福建船政时，都把“学”看得很重。他反复强调“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为了培养船政各类人才和海军人才，他开始创办船政学堂。学生主要从福建、广东和香港等地进行招收。学生入学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考试科目有笔试、口试和体检。学生们主要学习法文和造船需要的算术、物理、机械学等课程。同时，船政学堂还设立了“绘事院”，专门培养绘制轮船和机械图纸的技术人员。各个学堂还聘用外国教师讲课，以便把西方的先进技术真正学到手。
为了培养有用的人才，沈葆桢对学生要求严格。学校还制定了奖罚、请假、考核等制度。沈葆桢还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对成绩优秀者给予奖励。在学习期间，不得告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福建船政学堂不采用西方的放假制度，而是按照中国人的习俗进行放假。由于对学生要求严格，学生的成绩提高很多。
沈葆桢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员的技术水平，选派一些优秀的学员到国外进修。这些被选派出国的留学生学习都很勤勉、刻苦，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学习成绩出色者回国后担任船政技术领导工作，并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贡献。这说明重视教育培养优秀的人才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福建造船业在近代工业中的重要作用
沈葆桢任船政大臣8年多，由于思想开放，知任善人，不徇私情，福建的造船业取得很大的成绩。福建马尾造船厂规模之大是当时中国近代机器造船企业中所罕见。该企业占地面积有600多亩，拥有30多个厂（包括造船、驾驶、学堂等），从而使中国正式进入能自己制造近代轮船的新阶段并为后来的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造船厂培养大量中国技术人员，造船的质量也越来越好。这些轮船和后来制造的轮船，多数用于装备中国第一代海军舰队，它们在加强海防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各个战役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在运输和通信上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通过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沈葆桢培养了许多中国近代优秀的造船、航海和其他科技人才，及优秀的海军将士，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后勤保障，为近代工业的发展输送新鲜的血液，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技术的保障。
福建的造船业在近代工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中国海军建设提供船只，也为中国近代工业提供优秀的技术人员，为中国近代工业输送新鲜的血液，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技术的保障。因此福建的造船业在近代工业的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三坊七巷与近代教育
（一）末代帝师陈宝琛是福建近代新式教育的拓荒者
三坊七巷的文儒坊47号现今高悬着“福州市代表性古建筑.陈承裘的故居”的牌匾。提到陈承裘，很多人都知道始终与“六子科甲”联系在一起。其长子陈宝琛，更是家喻户晓，他是末代皇帝溥仪之师、福建近代新式教育的拓荒者。他创办女子学堂，首倡福建近代女子教育；他发展师范教育，壮大福建近代师资力量；他多层次办学，适应近代化教程的需要。
陈宝琛对近代教育实践的尝试始于中年，光绪十一年（1885），曾任清内阁学士、江西提学使的陈宝琛，因过错被罚闲放家乡福州25年。这25年是陈宝琛身体力行近代教育的25年。他创办全闽师范学堂，发展师范教育，倡办实业教育，首创女子学堂。陈宝琛从教育的层次、方法、方式等多方面对福建教育进行了改革。他创办当时堪称一流的中国近代新式的教育，成为福建近代新式教育的拓荒者。陈宝琛的教育实践丰富，当时福建的师资力量和教育资源，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培养的很多优秀的师范人才，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门类的教育活动中崭露头角；他培养出的实业人才，促进了近代福建，乃至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
1.创办全闽师范学堂，发展师范教育，壮大福建近代师资力量
当时福建省各府州县相继成立中小学堂，各级学堂成立之后遇到的紧迫问题，就是师资奇缺。因此陈宝琛把自己创办的东文学堂改组扩充为福建第一近代师范学校，即全闽师范学堂。陈宝琛任第一任校长，他亲自主持校舍的修葺、制定规章制度、器材的购买和教习的聘用，设置了完全科、易科以及音乐、体操、手工专修科，1907年增设优级师范选科，福建的高等师范教育由此产生。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还聘用了国内知名的老师任教，同时也派很多的老师到名校进修。陈宝琛在实践中创办了普通师范教育为小学培养教员，创办高等师范教育为中学培养教员。他希望在代代相传的良性循环中，不断培养社会有用的人才，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以达到富国强民，抵御外国的侵略。我们知道基础教育是教育的根本。因为基础教育对一个人的知、情、意的形成有决定的作用，它直接关系一个人是否具备最基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只有很好地完成基础教育才能循序渐进，继续接受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从而成为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而教育离不开教师，教师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环节，教师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基础教育的成败。
2.创办各级各类教育，以应近代化进程之需，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举措
当时中国正跨步进入近代化的时候，西方国家正经历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两次的工业革命带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人们认识到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都需要科学技术助其一臂之力。这毫无疑问为当时的人才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根据当时现实的需要，陈宝琛在办学上突出了有序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力促基础教育，倡办实业教育、开设女子教育、举办成人教育。
陈宝琛不以创办一两所学校为满足，也不以办好省城学校为满足。他的目的是想推广学堂。他创办福建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幼儿园。“小学之设，渐及于各乡，而幼儿园独付阙如”，这是福建省兴办新式教育多年以来的遗憾。1907年，陈宝琛领导的福建省教育总会以连仲甫、方伯筹划的第一笔办学款，创办了福建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幼儿园。其次陈宝琛还在福建省教育总会设立调查部和小学教员会，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具体的探讨；他不但抓办学工作，还对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陈宝琛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设立女子学堂，这无疑是福建教育史上的创举。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女子是不能进学堂的，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是在家中由父母教授一些“三纲五常”。19世纪末20世纪初，封建传统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四面受敌，新式的教育在全国上下全面铺开，但女子教育仍不被当朝统治者所允许。陈宝琛在政府明令禁止的情况下，敢于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实在是难能可贵。
陈宝琛夫妇不愧为近代教育的拓荒者，他冲破陈规陋习，敢于创办新式女子教育，说明他们受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之深，改革封建传统教育的决心之大。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女子教育在福建教育史上翻开新的一页。陈宝琛不愧是清末福建具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实践家，他在创办各级各类教育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事迹将永远载入福建的教育史册。
（二）严复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严复堪称中国思想界走出中世纪，踏入近代门槛的第一人。而严复在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建中，注重教育、把教育作为改良救国的手段是启蒙思想家突出的特点。
1. 提倡“三民”教育，把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近代新人才作为近代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实质上也是国民之间的竞争。决定国家强弱存亡的根本的因素是什么呢？是人的个体“活力”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严复认为人的素质即人的体力、智力、道德三个因素的充分的发挥。只有这三者具备了，这个国家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与此相适应，成功的教育应是能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综合人才的教育。因此严复疾呼：“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这是严复“三民”教育观的集中体现。所谓的“鼓民力”就是要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开民智”就是开发国民的智慧；“新民德”就是树立国民的道德标准。这与今天我党和政府强调的“三育”教育方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具体方法措施上，严复强调“根本救济，端在教育”从教育着手，可以“鼓民力”，通过体育卫生教育，加强体育锻炼，改善卫生习惯，注重劳力劳心相结合，培养旺盛的国民精神和强健的体魄；从教育着手，可以“开民智”，通过批判旧学、大兴西学，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语言文字，可以开发国民的智力和能力，掌握科学和技术；从教育着手，可以“新民德”，通过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树立正确的国家观、道德观、权利和义务观，提高国民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
2.革新教育制度与方法，提倡近代创新教育
严复对创新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的举措在近代中国是别具特色的，带有鲜明的批评性和科学性。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严复借鉴了西方的教育制度，提出应在中国设置“三段建制”，即“小学堂”、“中学堂”和“高等学堂”。小学堂主要吸收16岁前的少年儿童入学；“中学堂”主要接收16岁至20岁的学生入学，课程内容，西学应占十分之七；“高等学堂”主要攻读西学的课程，优秀生可以选送出国留学。
严复主张用西方的教育方式和方法，破除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种种弊端。严复认为西方的教育方式务实而实用，“晚近言学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薄藻饰，切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耳目，自致其心果，贵自得而渐因人，喜善而慎信古。其名教诸学，则借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上变方”，可见，严复倡导的教育方式不是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模式，而是师生之间通过平等的交流得出来的真理。
五、三坊七巷与近代文学家
三坊七巷聚集很多文学家，如诗人陈衍、诗人何振岱、翻译家严复等。学术界曾有近代“译才并世数严林”的说法。其中“严”指的是严复，而“林”就是林纾。两个人都是福州人，且在三坊七巷住过。严复翻译许多西方理论巨著，以理性思考见长，而林纾翻译的多为国内外中长篇小说。
作为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对近代翻译事业的贡献是卓尔不群的。我们应正确认识和全面评价严复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严复不仅翻译西方大量的著作，而且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心得，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译事三难”，这三项原则是相辅相成的，自成一体。
严复认为“求其信已不难矣，顾信矣大达，虽译犹不翻也，则达尚”。“信”是根本标准，“达”是实现“信”的价值。信和达是雅的先决条件，而雅的翻译又使信和达取得更好的效果。严复提出三字翻译原则既成为中国古代翻译理论探索的浓缩，又成为近代翻译研究的焦点。严复提出这个原则对近代翻译有着深远的影响。
严复在翻译理论上见解独特，且在翻译方法上也较前人有所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严复在词语翻译上反对借用日译词的风气，主张根据国情自造新词。例如：今天被我们翻译为“经济学”的英文单词“economics”，在严复那个生活年代，根据日文翻译为“理财学”和“经济学”，但严复认为二者都不恰当，翻译成“经济学”则范围过广，翻译为“理财学”则翻译又过窄，只有翻译为“计学”才符合传统汉语的本意。
严复如此用心于翻译事业，他所创的翻译范式，后人至今毁誉不一。严复在翻译的过程中加了不少的按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看似违背了“信”的观点，但这与国情是分不开的。
六、结语
三坊七巷这个弹丸之地，出现许多历史名人。三坊七巷走出来的历史名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可谓涉及方方面面。三坊七巷是优秀福州人社会活动的产物，它见证福州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而真实的实物，是研究福州城市的一本工具书，是我们今人了解福州社会发展情况的重要线索。对很多研究者来说，走进三坊七巷，便是走进一座巨大的思想文化宝库。它在千年的历史中孕育了无数的名贤英杰，这些名贤英杰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学等领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估量的精神遗产。如：林则徐是“中体西用”先驱者，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客观上引进先进的技术。严复首倡近代中国新价值观——“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对外国著作进行翻译，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这些说明三坊七巷人对中国思想界，尤其对指导中国近代发展有更大的贡献。
参考书目
［1］北北：《三坊七巷》。
［2］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
［3］庞百腾、陈惧：《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
［4］王植伦、高翔：《萨镇冰》。
［5］王继平：《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
［6］蒋世弟：《林则徐》。
［7］曾宪辉：《林纾》。
［8］王植伦：《林白水》。
［9］林星：《世纪之交福州思想文化的近代化》。
［10］林星：《西风东渐与民初福州城市的近代化》。
［11］林星：《近代福建城市社会阶层的变化》。
［12］陈美慧：《福州船政学堂与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体系的形成》。
［13］苏桂宁：《林译小说与林纾的文化选择》。
［14］潘树煜：《福州三坊七巷的保护与开发刍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