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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试论三坊七巷戍台名将在台湾历史上的独特作用

刘琳史玄之福建省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华儿女开发建设台湾和保卫台湾的基地。福州市长期作为中国东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中华儿女保卫和建设台湾的前沿指挥部,位于福州市核心区域的三坊七巷,还走出了一个戍台名将族群。

三坊七巷戍台名将,指的是曾居于三坊七巷、参将(从三品)及参将以上军衔、在保卫和建设台湾中建立军功的将军。本文所分析的三坊七巷戍台名将,特指1602~1895年期间戍台的将军。

三坊七巷何以会在明清二季走出一个戍台名将群体,究其原因有5个:

一是三坊七巷发展至明清,已成为福州富贵街区,不少人发达之后,在此购房居住,如曾任台湾总兵的甘国宝。

二是三坊七巷人家不少即是名将起家,后代或因有从伍传统或因承袭世职,走上从军之路并成为一代名将,如曾任台湾镇总兵的何思和。

三是三坊七巷是距离福州城守营与当时八闽教学质量最高的书院——鳌峰书院最近的高尚住宅区,一些曾在福州城守营任职的将军将家安在三坊七巷。

四是清福建巡抚衙门设于今福州津泰路、总督衙门设于今福州省府路,与三坊七巷都近在咫尺,一些名士来榕至总督、巡抚衙门办事时,常租居或借居三坊七巷故人家,如拓台勋臣林贤。

五是船政学堂兴办于福州,不少福州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船政学堂首批学生,日后飞黄腾达,迁居三坊七巷,如严复、叶祖珪等。

三坊七巷戍台名将有四大特性:一是文化程度较高,能文能武;二是在台立有军功;三是家族性,出现多代戍台;四是具备儒家精神风范,拥有强烈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使命感。这些鲜明的特性,使三坊七巷戍台名将在台湾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既是保卫台湾的杰出领导人,又是开发台湾的重要先行者,还是建设台湾的优秀指挥者和中华文脉南播台湾的有力推动者。

一、保卫台湾的杰出领导人

三坊七巷戍台名将在台湾保卫史上发挥了四大作用,是台湾抗击外侮、平定内乱的杰出领导人。

(一)抗击外侮,使台湾永立中华版图

目前有资料可考的是,三坊七巷人戍台历史最远可溯至明朝万历年间,居于三坊七巷的福州参将沈有容率水师在隆冬横渡台湾海峡,赶走了占领台湾地区的日本侵略者。

至于此前也有人认为三坊七巷人戍台历史可上溯至南宋乾道年间,但笔者目前没有找到更多翔实史料可证明。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四月,浙江宁波四明世家出身的南宋进士汪大猷,以敷文阁待制出任权知泉州州军事。乾道九年(1173),其因政绩优异,获授敷文阁直学士,再次出任泉州知州。汪大猷任职泉州期间,太平洋上的毗舍耶人曾多次侵扰澎湖百姓,劫掠泉州移民的粮食庄稼。汪大猷指挥官兵,杀伤一批毗舍耶人,俘虏了400多人。接着,汪大猷在澎湖列岛造屋200间,遣将屯兵。乾道八年(1172)春,汪大猷把定期戍守改为常年戍守,并编管台湾户籍。这是中国政府正式在台湾地区设立常年军政机构的开始。福州在南宋时是福建路路治所在地,也是福建文化中心。汪大猷除前往泉州任职时来榕小住外,在泉州任职的3年间也曾多次往来福州。有人据此,认为当年汪大猷有可能住过三坊七巷,但目前没有找到具体史料。

抗击外侮,力保台湾永历中华版图,是三坊七巷戍台名将的一大特点,从万历三十年(1602)岁末沈有容驰台驱倭,到1895年日本强割台湾,目前已发现的三坊七巷走出的戍台名将有31人,其中代表人物为沈有容、严复、叶祖珪、刘步蟾。沈有容是三坊七巷走出的戍台名将代表。

沈有容(1557~1627),明朝将领,曾任福建海坛把总、泉州都司、福州参将等职务。他三次赴台澎,抗击外侮,收复台澎,福建、浙江、台湾兵民先后为沈有容立有13座功德碑。

沈有容第一次赴台驱敌是在万历三十年(1602)。当年九月,倭寇向福建沿海进犯,沈有容率部大败倭寇。倭寇残部只好龟缩到东番(即台湾),在大员(今台南安平)建立营盘,他们四处烧杀劫掠,“渔民不得安生乐业”。沈有容得知倭寇继续在台湾为非作歹,建议出兵台湾,击退倭寇,收复宝岛,并设计了“奇袭”的作战方案,于万历三十年(1602)十二月二十一日,沈有容率21艘战舰出征,取得胜利。他的此次军事行动是明朝在台湾显示主权的一次重要行动,是中国军民在台湾取得的第一次反侵略斗争的胜利。

沈有容第二次赴台澎驱敌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距沈有容将倭寇赶出台湾仅一年半时间,台湾又被一直梦想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殖民地或贸易港的荷兰人盯上了。他们以巨舰大炮和装备有火药枪的士兵组成舰队,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六月,由咬溜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向台湾进发。七月,荷兰舰队司令韦麻朗驾三艘大船,闯入澎湖,欲仿葡萄牙“租借”澳门之例,强租澎湖之地贸易。时澎湖为明军汛地,荷兰人入侵时正值春汛之后、冬汛之前。汛兵已撤,荷兰人如入无人之境,在那里伐木筑舍,意图久居,并派译使向福建当局要求互市。他们以3万银元买通月港税监高寀,高寀准许荷兰人通商,还役使当地居民“伐木筑舍,为久居计”。

消息传到福州,官场大哗,群情激愤。沈有容义愤填膺,并认为,如准许荷兰人据澎湖与我通商,澎湖就将成为第二个澳门,力主不可通市。福建巡抚徐学聚支持沈有容,将驱逐荷兰之事交给参将施德政与都司沈有容。受命之后,沈有容除了在谈判桌前与韦麻郎斗智斗勇外,一方面封锁贸易线路,使荷兰人得不到粮食供应并无法进行贸易,断了他们的生意再断生计;另一方面,还进行火攻准备,计划先礼后兵,一旦谈判破裂,便用武力解决。这时,施德政为配合沈有容,已在料罗卫所集结50艘战船,并做好火攻准备。荷兰人发现自己的两艘战舰已经被50艘明朝战船团团包围,于公历12月15日撤离了强占达5个月之久的澎湖群岛。

欧洲“海上霸王”同明朝的首次武装较量,就这样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击退荷兰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也是我国外交史上一次成功的折冲尊俎事件。

沈有容的威武不屈,赢得侵略者的尊重。临撤退前,韦麻郎还命画工“图容像而去”,表示对中国外交使臣沈有容将军的钦佩与尊敬。韦麻郎回国后,写一部《航海记》,书中用不少篇幅记述沈氏宣谕外交谈判到韦麻郎撤离澎湖的全过程,表达对明朝外交使臣沈有容将军卓越的外交才华的钦佩与折服。这次胜利,使沈氏获得“以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百万之师”的美誉。

沈有容第三次赴台湾地区驱敌是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万历四十四年,日本德川幕府密令长崎倭寇阴谋占领台湾省,颁发给长崎代官村山等安“高砂国渡航船朱印状”(当时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并派给3000士兵,委任他经略台湾。村山等安派儿子秋安率领11艘战船从长崎出发,途中先是遭遇风暴,船队漂散;后来,又有一部被台湾民众击杀。由于村山等安的命令是攻占台湾,因此被打散的倭寇不敢回去,洗劫了福建金门的料罗、大金卫所。

万历四十五年(1618)四月,日本桃烟门又率3艘战船、百余倭寇进犯浙江,击毁浙江兵船1艘,杀害10多名浙兵,尔后又流窜到福建沿海,掳掠20多人。五月,他们驶进马祖东沙白犬澳,在其地“搭寮楼住”。福建巡抚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交给时任福州参将的沈有容全权负责。沈有容率部驰赴马祖,采用合围战术,先用大炮仰攻,焚毁倭寇的房舍,紧接着,又歼灭前来增援的倭寇。在沈有容的进攻下,居于马祖的日本倭寇一部分投降,一部分选择了自杀。此役,沈有容擒获69人,斩杀其中两名汉奸,明军未死伤一人,成功挫败日本德川幕府妄图占领台湾的阴谋。

严复(故居在郎官巷)、刘步蟾(故居在宫巷)、叶祖珪(故居在杨桥路雅亮里,后因建高楼而拆迁)、林泰曾(故居在杨桥巷文藻山口),1874年在跟随沈葆桢赴台驱日中建立军功。

刘步蟾(1852~1895),字子香,福建福州人,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中国海军第一批留学生。曾任福建水师“建威”舰管带,福建水师游击、“镇北”舰管带,北洋水师参将、副将、“定远”舰管带;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提督衔。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牺牲。

叶祖珪(1852~1905),字桐侯,福建福州人,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中国海军第一批留学生。曾任北洋水师都司、守备、“镇边”舰管带;北洋水师参将、副将、“靖远”舰管带,北洋水师统领,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福州人,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中国海军第一批留学生。曾任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北洋水师会办、北洋水师总办、京师大学堂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严复是清末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林泰曾(1852~1894),林则徐胞弟林霈霖长子林龙言的第四子。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一届驾驶班毕业生、中国海军第一批留学生。曾任福建水师游击,北洋水师参将、“超勇”舰管带,北洋水师副将、“镇远”舰管带兼办北洋水师营务处,北洋水师左翼总兵、“镇远”舰管带,加提督衔,从一品。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牺牲。

刘步蟾、叶祖珪、严复、林泰曾,皆为沈葆桢组建的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福建水师的骨干。1874年,沈葆桢率他们赴台,驱逐占领台湾恒春半岛的日本侵略者。

为固结海防,四位船政学堂培养出的海军英才在驱日之后,还与赴台的战友一起,先后赴台湾东部、北部及安平测量港道,详细“考察山川,略照西法测量远近,分别向背,内极番寮,外周海口,区分界画,旁注地名,凡数阅月而全图成。复将南北中路各番族状貌风俗,以及出产花果,详细分图凡三十又六幅,每幅俱缀说其旁,誊写甫毕”。此36幅地图为巩固台湾海防和开发建设台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冲锋陷阵,完成清廷统一台湾大业

在清朝统一台湾大业中,三坊七巷走出的戍台名将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其中,代表人物即是在蒋毓英的《台湾府志》中被列为“开拓勋臣”的林贤。

林贤(?~1687年),先祖居福清,后移居晋江,在福清霞楼村林氏宗祠还留有颂扬林贤父子的对联。林贤祖父由晋江迁往南安,林贤即生于南安,及长与乡亲赴海外谋生。康熙初年,林贤从海外归来,自摇小船由闽南至福州,在距离福建巡抚衙门不远的吉庇巷租居。一番努力之下,终于得以面见福建巡抚吴兴祚,直接向巡抚献策:靖蜃窟必借楼船。吴兴抚见林贤晓水务且谙兵事,智足以当大任,留福州军中。不久,康亲王设水师,委林贤任福建援剿水师总兵官。康熙十九年(1680),林贤迁海坛镇总兵官。康熙二十年(1681),林贤以军功加左都督。

在清廷统一台湾战争中,林贤不但为福建总督姚启圣和施琅贡献了颇多宝贵建议,且身为主力部队统帅的他还率部随施琅东征,攻澎平台,因而战功卓著。

澎湖之役,林贤亲率右队挺进,敌船环攻,他身中两箭,仍坚持指挥战斗,尽歼围攻之敌,首登澎湖岛,从而确保战争的胜利。胜利之后,施琅上疏康熙帝,为林贤报首功。姚启圣在综合各随征将领的报告后,也上疏为林贤请功。后来,当兵部题叙从征将弁军功时,康熙帝赞扬说“林贤等效力倍于众人”。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林贤三次以平台之功获封。

林贤长子林达,也随父亲参加清朝统一台湾之战,战后论功,获授左都督。林达,字敏仲,号近亭,后曾任山东莱州参将、浙江杭州协副将、黄岩镇总兵。

曾居于三坊七巷的张国,也在清朝统一台湾之战中立有军功。张国(1659~1720),字昭侯,号定庵,晋江人。曾任湖北襄阳游击、台湾北路营参将、福州城守营副将、台湾水师协副将、浙江定海镇总兵。其在福州城守营副将任上,曾租住于三坊七巷。其跟随施琅参加攻澎平台,以军功升任襄阳镇游击。

(三)平定内乱,维护台湾安定

清朝完成统一台湾之战后,台湾内乱不断,到清朝后期甚至出现“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情形,戍台官兵承担着平乱重任。三坊七巷走出的戍台名将,任职台湾期间,多次率队平定内乱,成为台湾安定稳定军事斗争的指挥者。其中,代表人物即是居于光禄坊玉尺山房的何勉和居于文儒坊的甘国宝。

何勉(1680~1752),字尚敏,号止庵,汉族,福建福州人,曾任台湾北路营参将、湖广洞庭协副将、云南鹤丽镇总兵、临元镇总兵、广东左翼镇总兵、台湾镇总兵、南澳镇总兵、署福建水师提督。

何勉在康乾两朝,两度戍台,连升四级。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起事,全台俱乱,何勉跟随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出征台湾,以战功升督标千总。朱一贵被擒,其党羽王忠、刘富生等漏网。何勉奉命剿捕,克服万难,一举拿下,因此被破格提拔为台湾北路营参将。任上,何勉还参与平定台湾诸番社之乱,再立功,升任湖广洞庭协副将。

乾隆五年(1740),何勉再调台湾,出任台湾镇总兵,后迁任南澳镇总兵,署福建水师提督。乾隆十年,何勉以眼疾请求回乡休养,诏解任回籍调治。后召诣京师,以笃老,命原籍休息。乾隆十七年(1752)病逝,赐祭葬。何勉之子何思和,以父荫承世职,后也曾任台湾镇总兵,政声颇佳,自台湾镇总兵一职设立以来只出了一对父子总兵。

甘国宝在台湾镇总兵任上通过建章立制,防患盗匪,保一方平安。

甘国宝(1709~1776),字继赵,一字和庵,汉族,福建屏南人,曾任广东肇庆水师参将、署虎门香山副将、春江水师副将、湖广洞庭水师副将、贵州威宁镇总兵、山东兖州镇总兵、江南苏淞镇总兵、浙江温州镇总兵、南澳镇总兵、福建海坛镇总兵、台湾镇总兵、福建水师提督、署云南开化镇总兵、广东雷琼镇总兵、广东提督、福建陆路提督。在两任台湾总兵的四年间,为保卫和建设台湾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甘国宝二任台湾镇总兵时,台湾六斗门盗匪董六为患,危害乡民。甘国宝立即率200多名官兵赶赴六斗门,采用剿抚并施之策,通过攻心战术,瓦解匪帮,擒获匪首董六,迅速肃清六斗门匪乱。为使地方不再有匪类为患,甘国宝召集地方乡绅,建立总巡、分巡、轮巡、会哨等巡查自卫制度,防止匪盗侵害,使台湾“盗敛迹、民居无警,兵民安辑”。

张国将军,在台湾北路营参将任上,遇上大肚山“番乱”。大肚山位于台中盆地西侧、大甲溪与大肚溪之间,属台湾北路营所治之地。张国恩威并施,讨抚兼举,很快平息“番乱”。

曾居于塔巷内的黄清泰,乾隆五十一年(1786)为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事而从军入伍,由此走上名将之路。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林爽文起事,在庄大田响应下,很快就占领台湾西部广大地区,并多次集合力量,进攻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当时,黄清泰住台南,他勇敢地率领城中百姓,坚守城池,获赏七品衔。由此走上从军之路,随部平定琅峤,以功补福州城守营把总。

(四)整军备战,推动台湾驻军正规化建设

三坊七巷走出的戍台名将,在台湾保卫史上还有一大贡献,即着眼于台湾长治久安,着力推动台湾驻军的正规化建设。

台南市台南公园对面有条总爷街,赫赫有名,无人不知。此街得名,是因台湾镇总兵衙门位于这条街上。台湾镇总兵,当地人习惯称之“总爷”,所以人们渐渐将台湾总兵衙门所在的街称之为“总爷街”。

“总爷街”得名,与居于三坊七巷光禄坊玉尺山房的何勉有关。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完成了统一台湾大业,台湾正式纳入清廷版图。首任总兵杨文魁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在镇北坊尖山北麓植木为栅,创建台湾第一个简易总兵衙门,也称“总镇署”、“总镇营盘”,作为全台最高的军事指挥中心。康熙三十六年(1697),第五任总兵王万祥改建为荆桐城(于四周遍植荆竹桐,环以木栅),东西南北面各建草楼,入夜派兵轮守。一直到乾隆初年,台湾仍没有砖石所建的总兵衙门。乾隆五年(1740),时任台湾镇总兵的何勉捐出自己历年薪金节余,用砖石建起了坚固的总镇营盘。

三坊七巷走出的戍台名将,在提升台湾驻军防卫能力方面也做出颇多贡献。

曾居于郎官巷与吉庇巷的阮蔡文,在台湾北路营参将任上,就首次布防后垄。

阮蔡文(1666~1716),曾任福建水师提标参将等职。阮蔡文曾两住三坊七巷,一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阮蔡文前往京城读书,3年后回到家乡。时任福建巡抚的张伯行知阮蔡文文名,躬身相邀,请阮蔡文到当时福建第一书院——福州鳌峰书院讲学并编纂先儒之书。来榕后,阮蔡文居于郎官巷。二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岁末,阮蔡文升任福州城守营副将,也曾短暂在吉庇巷借居过。次年,康熙皇帝召见阮蔡文。阮蔡文赴京,行至江苏宿迁,病逝于旅社中,终年50岁。

在台湾北路营参将任上,阮蔡文为保卫台湾北部做出突出贡献。当时,台湾北路方圆千里,半线(今彰化县)以北地区,汉族移民较少,当地土著居民较多。大肚、牛骂(今台中县境内)、吞霄(今苗栗县内)、竹堑(今新竹县境内)诸地方,山川险恶,水土极差。南炭(今桃园县境内)、淡水(今基隆市)长年阴雾,少有放晴的时候。这里因有硫黄矿,所以毒气弥漫,气味难闻,是当年郑氏政权流放罪人的地方。康熙四十九年(1710),这里始设淡水防兵,戍卒多病死,能生还者不到三分之一,巡哨更是从来也不去这里。阮蔡文到任北路营参将后,用一个月时间,对台湾北部做了细致考察,在这基础上制定保卫台湾北路山区的新策。

三坊七巷走出的戍台名将,对于台湾驻军正规化建设还表现在不断提升戍守官兵的文化与军事素养以提升军力上,居于三坊七巷文儒坊的甘国宝在这方面就有贡献。

甘国宝在台湾总兵任上,采用一系列强军举措。当时,台湾实行班兵制,官兵戍台三年换班更替,替换兵员皆由福建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延平、汀州各郡兵营调拨。甘国宝为提高官兵素质,特于台南总镇标营亲设“益求堂”,组织官兵学文化,学军事,加强教育训练,惕厉士卒。平日督率将士勤练军事技术,还亲自督船,带官兵一边进行海上操练,一边巡视海疆。

沈葆桢赴台时,倾力提升台湾军队装备水平。他在赴台之时,即派人赶赴欧洲购买铁甲船、水雷、洋炮、洋枪等西洋新式武器,装备驻台清军。聘请外国工程师,在安平南面仿西洋新法设计修筑安平炮台,这是我国最早用混凝土所建新式炮台;在屏东东港建造东港炮台;在高雄的鼓山和旗山建造打狗炮台。他还在修筑的新炮台内,安放新式大炮。一些居于和曾居于三坊七巷的船政精英与匠首,参与了修炮台工程等。

二、建设台湾的优秀指挥者

三坊七巷戍台名将不但是保卫台湾军事斗争的杰出领导人,同时也是开发、建设台湾的优秀指挥者。他们在平乱戍守的同时,带队屯垦,还从大陆招募垦民,拓荒垦殖,是开发台湾的先行者之一;他们在为台湾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同时,与当地政府官员携手合作,发展当地的经济。

(一)拓土垦荒,开发台湾的先行者

清朝统一台湾之后,台湾开发史是与戍台史紧密相连的。卫戍台湾的清军名将,有些直接就是一地开发的领军人物,这其中就有曾在三坊七巷居住过的戍台名将。代表人物是张国将军。

康熙四十四年(1705),张国任北路营参将。在进入台中盆地西侧平定“番乱”时,张国发现今台中南屯一带土地肥沃,适合开垦,乃与部将刘源沂、黄鹏爵等人广招汉民垦耕。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国升任福州城守营副将,人在福州,仍关心、指导、组织台中垦荒。

台湾故宫档案显示,张国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认垦今台中南屯荒埔并代缴纳猫雾栋社人欠缴的番饷共240两,因而获得该社承诺,得以垦殖。至今尚存张国后裔张宗雄家中的“业主张国号记”、“下思智图记”图印,可以证明张国的垦殖应属私人性质。当时,张国在福州任城守营副将,他在猫雾栋地区的具体垦务由其亲族或僚属主持。猫雾栋区域在张国组织募垦之后,招佃收租,形成聚落并命名为“张镇庄”。历史公认张国是台中开拓者,今日台中文昌公庙碑刻记载张国开发南屯的功绩,称之为“南屯开拓者”。

阮蔡文担任台湾北路营参将时,营署设诸罗,而诸罗、淡水之间,尚多旷土,草茀瘴深,汉人更少前来开发。阮蔡文除招抚当地少数民族开垦土地之外,还自彰化招募汉人入垦。不久,就有谢、杜、蔡、陈4姓泉州人,进入后垄从事拓殖,揭开汉人移垦的序幕。以后,闽粤移民陆续浮海入垦,逐渐形成街市。

(二)整饬吏治,台湾经济建设的协进者

由于三坊七巷戍台名将的特性,使得他们在戍台时以极强的责任感携手当地政府官员,参与领导台湾地方经济建设,促进了当地生产发展,受到当地百姓的敬重。

阮蔡文任台湾北路营参将时,营署设于诸罗县。当时诸罗县知县周钟瑄,是位清正廉洁且事业心极强的官员。阮蔡文与之志同道合,和衷共济,联手整饬吏治,废除陋规,约束官兵,安抚番黎,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史载:阮蔡文“至则兴学革陋,壁垒一新”。阮蔡文在实地调查了北路营辖地之后,立即与知县周钟瑄商议为百姓减税。议罢,知县周钟瑄提笔,以社饷较重,上书福建总督觉罗满保申请豁减。

三坊七巷走出的戍台名将,有的深入生产发展第一线,传授先进农耕技术,帮助当地发展农业生产。甘国宝在台湾总兵任上,深入民间,了解民情,还将自己掌握的家乡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方法教给当地少数民族。

(三)科技援台,台湾近代工业技术的领军者

船政学堂兴办于福州马尾,这使得近代三坊七巷戍台名将具有鲜明的特色,掌握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工业科学技术,这也使他们在戍台的同时,更成为台湾近代工业的技术领军人物,带动了台湾近代工业的发展。

中国第一代矿冶学家池贞铨,家住宫巷对面(今安泰中心),在黄巷口至宫巷口一带拥有多个商铺。池贞铨是马尾船政前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留在马尾船政,一边执教于船政学堂,一边当造舰工程师。马尾造船与福建水师,都需要大量煤炭。光绪二年(1876),船政派池贞铨、林日章、林庆升、张金生、罗臻禄等5人到台湾参与基隆煤矿的筹建。同年初冬,在池贞铨等的努力下,建成了从基隆煤矿到海岸的简易铁路,用于运输基隆煤矿生产的煤炭。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翌年9月,基隆第一个煤井产煤,质量极佳。光绪四年初,采用机器采煤的基隆煤矿建成并投产,日产量300吨,运煤也实现机械化。

沈葆桢赴台驱日时,为解决战时军需问题,设军装局、火药局等,从马尾船政抽调枪炮制造技术人员赴台主持,其中包括一些长居或曾居三坊七巷的船政学生与匠首。当时,火药局承担一些简单的枪械修理任务。从此,马尾船政的技术人才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台湾,为台湾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坊七巷戍台名将,在戍台期间利用自己的开阔视野与先进的知识、技能,推进台湾城市建设。

严复、刘步蟾、叶祖珪、林泰曾等人参与绘制的台湾地图,为沈葆桢赴台后着力建设城郭和县治奠定了基础。在后来重修台南府城、兴修恒春城和台北府城时,居于三坊七巷的船政精英也都出过力。

光绪三年(1877),沈葆桢继任者丁日昌,在台湾铺设通信电缆,船政游击沈国先率领福州船政电报学堂毕业生苏汝灼、陈平国等负责施工。苏汝灼祖上曾居于三坊七巷。同年九月,旗后——台湾府——安平的电报线路共95里架设完成,全线竣工,十月对外营业。同时设立台南、安平、旗后3个电报局。这是我国自办的最早电信业,奠定了台湾近代邮政通信的基础。

第四任船政大臣黎兆棠,在任上开辟闽台定期航班,派船政“永保”、“琛航”两舰船,作为定期客运、货运航船。光绪七年(1881)十月,正式开通福州至基隆航班,“商准船政衙门派拨官厂轮船两号,由省门五虎口专渡台湾基隆,按五日往返,连环开行。凡官民商货,均准往来附搭载运”。此航班大大促进闽台往来和台湾经济发展。“永保”舰长林文和曾居于三坊七巷。林文和,字景堂,福建同安人,长居福州。其因长期往返于闽台两地,还娶了一位台湾夫人。

(四)安抚番民,台湾民族团结的促进者

清代,台湾总共有19个少数民族,通称为“番族”,依据被汉化的程度,又分“生番”和“熟番”。“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称“生番”,其民族成分本身比较复杂。清政府在统一台湾并设府后,取消海禁,闽、粤等地汉人涌入台湾,台湾因此迎来了移民高潮期。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到康熙二十八年(1763)的80年间,台湾人口从20多万一路飙升到66万,致使台湾这个“弹丸之地”人员更加复杂。汉人大量流入垦荒,在土地使用上和台湾少数民族产生利益纷争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坊七巷戍台名将卫护台湾期间,注意化解民族矛盾,调适番汉关系,保护少数民族利益,为台湾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甘国宝在第二次担任台湾镇总兵时,当地的汉族和高山族关系紧张,时常发生斗殴事件。甘国宝深入调查后,认为:“番汉错处,宵小最易潜纵;而生番争界豕突,每至杀人。”于是命人立石清界,采取“严疆界、谨斥堠”措施,立线划界,分清汉民与“番民”的土地,还建立瞭望用的土堡,加强巡查,严禁汉人侵入土著地区开垦,这对于维护台湾安定和谐,防范少数民族利益受侵害都具有深远意义。《甘国宝行状》写道:“严疆界,谨斥堠,界禁民毋得闯入。番人咸詟其威,服其惠而不敢肆。”另外,甘国宝还查办了一汉人杀一家九命、嫁祸于少数民族的疑难案件,将真凶绳之以法,维护高山族与汉族的和睦相处,确保社会稳定,民族和睦,各安其业。

甘国宝在台湾各地巡察考阅军务,沿途每经“番社”,都去看望“番民”,并“俱各分赏银牌、烟、布等物,以示鼓励,番黎悦服”。同时,他还将台湾降雨情况,晚稻、地瓜、花生、甘蔗等五谷杂粮收成情况以及米市价格情况等一一俱奏。由此可见,甘国宝发展台湾用情、用心甚深。这也是他去世消息传到台湾时,举岛“士叹于庠,民哭于市”,民众立碑建祠以纪念的原因。

台湾北路营参将阮蔡文,任上为安抚当地少数民族和促进“番社”经济与文化发展也做了不少事。《台湾通史》载:“北路营参将阮蔡文亲至其地,历大肚、牛骂、吞霄、竹堑诸社。所至集诸番而拊循之,番大悦。”阮蔡文与当地少数民族结下很深的友情,史载:“淡水北投各社曾邀请其做客,以牛羊酒食招待。”

三、中华文脉在台湾传播的有力推动者

三坊七巷戍台名将在戍守台湾期间,或协力教育开设义学,或吟诗著文开启文风,或通过建祠建庙传播传统文化,或亲力行善示范文明,成为中华文脉南播台湾有力推手,为台湾始终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和夯实了文化基础。

(一)乐善好施,示范文明

众所周知,慈善是文明的一种表现,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人核心价值体系渊源之一。三坊七巷戍台名将,在台湾多有捐资从善的记录,为延续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做出示范。

何勉乐善好施,除捐资建设台湾总镇营盘外,还经常捐资扶危济困。戍台期间,有一年遇上饥荒,百姓挨饿,他变卖家产,捐谷千石,在台湾赈饥,很得台湾百姓爱戴。其子何思和任台湾镇总兵时,也多次捐俸赈灾。甘国宝、阮蔡文二将军还捐资兴学。张国、阮蔡文将军还捐资修建多所庙观。

(二)兴学重教,鼓励读书

三坊七巷戍台名将文化程度较高,如,甘国宝为进士出身;阮蔡文被称为“文才武用”,40岁那年,时任福建巡抚的张伯行曾亲自躬请阮蔡文到福州鳌峰书院讲学;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等毕业于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工科大学的船政学堂。这些都使得三坊七巷戍台名将格外重视教育,戍台时或以各种方式鼓励兵民学习文化,或捐资办学堂,或本身就亲自执掌教鞭。

甘国宝上任伊始,就创设“益求堂”,让官兵学习文化、历史、礼仪。他自己还经常亲自登上讲台,讲礼仪,讲文明。

阮蔡文出任台湾北路营参将不久,就捐出银两,在北路营署所在地——诸罗县县治所在地建学校,教化军民。史载:阮蔡文“至则兴学革陋,壁垒一新”。其任职时,台湾北路方圆千里,旷土荒漠,草茀瘴深,条件极其恶劣,阮蔡文跑遍北路营戍守全境。每到一地,他都招来当地社学中的少数民族儿童,询问他们学习情况。见有些孩子害怕地看着他,阮蔡文亲切地说:“我是来教你们读书的老师,不要害怕。”发现儿童中有人能背诵“四书”的,就奖给银两和细布,鼓励少儿学习中华文化。每到一地,阮蔡文都与当地少数民族围坐一起,促膝聊天,讲解君臣、父子之大义,孜孜不倦。

(三)捐建庙宇,传播文化

我们知道,宗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意识延续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优良传统文化最大众化的传承形式。三坊七巷戍台名将,将在台湾捐建庙宇,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

康熙四十四年(1705),张国接令出任台湾北路营参将。在东渡台湾履职之前,他专程到铜山(今福建东山)关帝庙晋香,恳请神助并乞香火至船中,以庇护水师官兵。张国平定大肚山之乱后,移师屯垦大墩犁头店。为答谢关帝圣灵佑助,遂兴建一座庙堂,供奉从铜山分香的关帝,曰“锡寿堂”。其将建庙之山头称“东山”,以纪念香火来源于东山(铜山)。张国建锡寿堂在台传承以“忠勇仁义”为其文化内涵的关帝信仰,对当地民众的行为规范具有独特的匡正和导向作用,对构成当地民众信仰观念发挥了独特作用,日本窃取台湾之后,为消灭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意识,毁掉锡寿堂。台湾光复后(1946),当地民众复建锡寿堂于台中民生路。1972年,张国将军裔孙捐奉飞鹰山为新庙址,历十余年修筑,于1988年建成气势恢弘、典雅壮丽的“圣寿宫”。

张国在台湾北路营营署所在地诸罗县,还建了一座坐北朝南的观音寺。

阮蔡文在台湾北路营参将任上,与守备游崇功一起,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完成前任参将翁国桢倡建的关帝庙。另外,他还捐银40两,协助诸罗县知县周钟瑄建了诸罗县城隍庙。

(四)台湾名家,诗文传世

三坊七巷戍台名将中,有一些本身就是台湾著名诗人、作家,在台湾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阮蔡文虽任武职,却雅好诗文,台湾志书中收其所作诗文约八九篇。连横《台湾诗乘》收录其3首诗,分别是《大甲妇》、《竹堑》、《大甲溪》。

阮蔡文诗文中,最著名者当属《淡水纪行诗》一卷。诗皆作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北台湾之行。《淡水纪行诗》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更具有了解清初台湾北部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地理的史料价值。

黄清泰从军30年,始终未改书生本色。他是台湾著名的诗人,诗词传世甚多。如,《观岸裏社番踏歌》,对台湾中部平埔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作细致描述:“耳不垂肩不威仪,直竹横木与撑支。齿不缺角不风姿,轻锤细凿为琢治……”人们从中得以研究平埔人的文化风俗。早期的台湾地方志说,平埔人以手摘稻,不用镰刀,因为禾秆高而柔的缘故。但黄清泰在描写彰化县猫雾栋社田家收获稻子的诗中,却称“镰钩皎皎霜”。这说明在19世纪初,台湾有些地方已经使用锐利的镰刀了。黄清泰的不少诗,今天吟咏起来仍觉生动传神,如《宿猫雾戍田家》:“馌担罗田畔,妇媚依土旁。儿童四五人,裸走拾穗狂。”

另外,这些儒将在戍守台湾期间,常与当地文人一起吟诗作画,既密切了军民关系,又传播了中华文化。甘国宝是指墨画大家,尤擅画虎。他的指墨画受康雍年间山东指墨画高手高其佩影响,其戍守台湾期间,闲时常与台湾文人墨客交流。最近有专家指出:台湾的指墨画名家很多,皆承高其佩之风,但均在甘国宝之后,如陈邦选、叶文舟等人,与甘国宝影响密不可分。

福州有“诗钟王国”之称,是诗钟的发源地。1874年,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驱日时,他和他的将士们也将诗钟带到台湾。台湾至今称诗钟为“击钵吟”,活动方式也与马尾船政诗钟一模一样,都是以刻蜡烛为度。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窃据台湾,台湾文人纷纷组织诗社,以“击钵吟”的巧妙方式为掩护,传播中华文化,表达抗日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心声。诗钟在台湾文坛风行了100多年,对台湾文学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参考书目

[1]连横:《台湾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许毓良:《清代台湾军事与社会》,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3]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4]汪毅夫:《台湾社会与文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5]刘琳:《福建戍台名将列传(上下册)》,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

[6]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台湾,华文书局,影印同治十年重刊本,1968。

[7]黄仲昭等:《八闽通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8]黄秀政等:《台湾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9]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海峡两岸台湾史学术会论文集》,厦门,2004。

[10]《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11]《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

[12]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14]许毓良:《清代台湾的海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5]陈碧笙:《台湾地方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6]刘琳、史玄之:《福州海军世家》,福州,海风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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