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的活力，应该来自《收获》对文学理想和文学传统的坚持
《收获》 能走到现在，是文学前辈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现在只是在添砖加瓦
纯文学决不会消亡的，因为人们需要沉静的深刻的东西来作为精神食粮
假如需要像《收获》这样的纯文学期刊去拉动ＧＤＰ，那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年轻一批的作家，未来的路还很长，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优秀作品必须经过读者和时间的检验，平庸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收获》现在能做的，最主要是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守住刊物生命，以不变应万变
时代之问
坚守，为了读者为了文学
文学期刊《收获》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简写本”，多少年来，对于广大的读者和作家们来说，《收获》始终作为文学信念的象征被珍藏在人们的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读者都将会回忆起与《收获》杂志一起度过的难忘岁月；他们的文学之梦受到滋养，他们的信心得到有力的支持与鼓舞。作为《收获》杂志现任主编，李小林无疑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文学编辑之一，尽管她很少著述，但这并不影响她作为一个杰出的鉴赏家所应有的修养、气度与真知灼见。不少作家都表示：在与李小林交流时，她个人的人格力量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和影响。这种人格的力量无疑是个人情性、气质、修养以及精神境界的折射，同时也是她一以贯之的某种文学或非文学信念的集中体现。在巨鹿路６７５号上海市作协三楼的编辑部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李小林，初看之下，她只是个普通的知识女性，但她讲起话来，率真、诚挚、语速很快。我们顿时明白：这就是巴金的女儿，这就是《收获》的主编。
记者：《收获》被认为是一本具有“卓然风骨”的文学期刊，反映了编辑者独特的气质、修养以及智慧的印记。《收获》创刊至今已有50多年，这种精神是如何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
李小林：一个刊物有一个刊物的精神和品格，《收获》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收获》，是几代人共同打造的，包括作家、编辑和读者共同的努力。《收获》在它创刊的１９５７年，正好提倡“百花齐放”，许多文学大家正是带着他们的文学梦想投入这个刊物的，他们希望做出上世纪３０年代《文学季刊》那样的刊物，体现文学百花园百花竞放的绚烂。那时候的编委会大师云集，许多人因此误解说这是一家同仁刊物，其实不是，是大家把文学的理想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都寄托在这里了。
１９５７年，《收获》创刊号上，《发刊词》的第一句话是：《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收获》始终遵循这样的宗旨。柯灵先生曾经撰文归纳《收获》：“一是坚持纯正健康的文学道路，堂堂正正，不走偏锋，不媚时俗。而胸襟开阔，兼容缤纷的流派风格，各取所长，各尽奇妙；目光敏锐，与时代同步，推陈出新，遥承传统而近挹新潮，常葆青春。二是脚踏实地，心无旁骛，锐意耕耘。殷勤奉献，不鼓噪喧嚣、制造舆论、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显得格调清新，趣味高尚，实大声宏。三是敞开门户，打扫园林，以文会友，少长咸集，老一辈作家乐于在此莳花栽木，几辈青壮年作家在此初试啼声，一鸣惊人。做到编者、作者、读者三位一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成为公众心灵世界一种和谐契合的媒介。”
创刊不久，就遇上了反右，形势突变，刊物登载的作品受到点名批判，编辑部都不得不表态，发表批判文章。到１９６０年经济困难时期支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停刊。第一个《收获》阶段，可谓是小心翼翼编杂志，夹缝中求生存，但现在看，还是发表了很多好作品，比如李劫人的《大波》、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老舍的《茶馆》与柳青的《创业史》等，这些在现当代文学史中都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可以说，《收获》能走到现在，那是文学前辈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现在只是在添砖加瓦。当年参与创刊编刊的前辈们背影已远去，我们特别想在这时与读者共同回忆他们当年的风采，所以在《收获》复刊30周年之际，我们编发了纪念特辑，定的主题就是致敬与传承，不仅是向文学大师致敬，也是向《收获》创始人、老编辑致敬。因为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下依旧坚持着文学的理想，依然坚守着办刊宗旨，我们和他们相比，幸运太多。
《收获》创刊50多年来，有15年处于停刊状态，两次停刊两次复刊，原因都和时代息息相关。第一个阶段１９５７年创刊，１９６０年停刊，为什么会停？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纸张短缺。我那时还是《收获》的一名小读者，亲眼见到它的印纸从白到黄，从黄变到黑，最后连黑的纸也没有了。第二个阶段１９６４年复刊，紧接着运动开始，那时的《收获》经常登政论性文章，转载社论，到“文革”开始又停了。第三个阶段是１９７９年到现在，挺幸运的，走到了今天，走过整整30个年头了。社会毕竟有了进步，时代的氛围也宽松了许多，我们能比前辈们更充分地体现他们的文学理想了，也能够大胆地去追寻我们的文学梦想了。
记者：现在纯文学期刊受到很大冲击，但《收获》还能稳定在每期发行量10万份，在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声誉，还获得了“上海市著名商标”称号。而且《收获》多年坚持不登广告、不评奖，《收获》的活力从何而来？
李小林：《收获》的活力，应该来自《收获》对文学理想和文学传统的坚持。一个刊物最主要是靠质量说话，评奖？现在铺天盖地都在评奖，有权威吗？《收获》为什么沉得住气？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是这个杂志比较稳定——不仅是办刊宗旨、价值标准、作品风格，还包括班子与编辑人员方面的稳定。巴老生前一直担任《收获》主编，我们这个班子１９８５年以后也很稳定，人员很少变动。有些编辑刚进来时还是小姑娘，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他们对这个刊物有深厚的感情，愿意为之奉献，所以能够一直跟着《收获》走下去。
比较其他文学期刊，《收获》１９８６年就进入市场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没有行政拨款，最初遇到的问题，许多文学刊物上世纪９０年代才遇到。市场中该经历的大风大浪我们都经历过，所以才不会慌神。举例子说，《收获》１９８８年就遇到过一次经济危机，全球纸张暴涨，印工也飞涨，刊物价格年初定的又不能改动，我们印量又大，真的是陷入困境。令人感动的是，好多作家都表示可以不要稿费挺《收获》，像马原、余华等，巴金、萧乾带头捐稿费，海内外作家还有读者也跟着捐，媒体也在呼吁，我们终于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借款，渡过了难关。后来我们把刊物价格提高了一点，读者也表示理解，到了来年，发行量不降反升，这更增加了我们的办刊信心。
《收获》第一次获得“上海市著名商标”是２００４年，这是每隔４年需要重新认定的，２００７年，《收获》第二次获得“上海市著名商标”称号，表明对《收获》业绩、稳步发展的市场、不断提升的社会影响的肯定。《收获》开始自负盈亏以来，实际上一直经受市场经济的波澜起伏，《收获》发行量稳定在１０万份以上，《收获》的长篇小说增刊也成为衍生产品，每年两期，每期刊登四部长篇小说，发行量也在六七万份。
如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日新月异，文学的价值和认知也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注意力经济”已成为大众话题，文学的发展在多维的文化空间展开，因此，《收获》也必须注重自己的品牌保护。现状提示我们，作品是否在精神与观念上提供新鲜的探索，作家是否在建构人的生存心灵世界时永远保持敏锐和创造的活力，一份文学期刊是否能确立自己独特的品位和风格，都会影响文学期刊的生存基础。
未来，《收获》仍将坚守文学的理想，包括《收获》传承下来的文学传统与办刊方针：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不唯名人，不薄新人；多出作品，多出人才。
记者：纯文学期刊能够稳定发行10万份，在当前文学期刊中，相当可观了。但是，现在文学期刊生存都非常困难，有些甚至不得不停刊，《收获》还能坚持多久？
李小林：现在的市场化环境比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处境严峻多了。泛娱乐化、更商品化、文学也更边缘了。我们虽然目前还可以自负盈亏，但很难说以后不碰到什么难题。
《收获》的发行量在最高时有七八十万份，后来由于市场的冲击和读者的分化，发行量降至10万份左右。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而且这个数字在现在纯文学期刊中还算很不错。现在每年政府给我们财政拨款只有30万左右，是差额拨款，给基本工资的５０％，其他自筹。我们这个发行量，就是不做广告，养活自己也没问题，但稿费无法改善，付给作者的稿费也还是十几年前的标准，只有每千字80块钱，即使是向黄永玉这样的名人约稿，也只有每千字100元这点稿费；而韩寒的《独唱团》已经给到每千字1000元、甚至2000元的标准。这给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记者：您认为纯文学期刊会消亡吗？
李小林：纯文学绝不会消亡的，因为人们需要沉静的深刻的东西来作为精神食粮。也许现在关注文学的人不多，但民族需要一种顶尖而恒久的文化。时尚和流行可以倡导瞬间的高潮，但是稍纵即逝。网络和高科技提供的是新的样式，可是不能也不会替代纸质的精神产品。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喜欢在征婚启事上附加“爱好文学”这一条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之后，文学洗尽铅华，依然鲜丽。当然，我们也要反思，但《收获》坚信，文学的潜在读者应该是越來越多，关键就看办刊人是否了解读者真正的需求。
对我们来说，现在的市场化环境确实严峻，这是我们比上一代人无奈的地方。在推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我觉得有关部门能不能不一刀切，对一些已形成品牌的文学期刊，在政策上是否应该有所倾斜？《收获》这些年所缴的企业所得税，逐年递增，而且和一般流水线作业的企业标准相同，也没有享受到其他文化报刊的增值税退税优惠，是不是有些不公平？一个民族需要文学，一个文学期刊形成品牌不容易，倒下去后再想扶持，就很难了。
纯文学期刊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是可能消亡的。我认为，对于纯文学杂志，政府就应该大力扶持，时尚类的、娱乐性的东西可以让他自生自灭，但国家必须有代表国家脸面的东西，要有代表今天中国文学高度的标杆存在。文化产业没有错，但假如需要像《收获》这样的纯文学期刊去拉动ＧＤＰ，那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记者：不久前出版的一期《收获》长篇小说专号，刊登郭敬明的小说《爵·迹》引起争议。一些读者和评论家批评说，《收获》一直都是一份门槛较高的严肃文学刊物，此次刊登一位“80后”作家的玄幻小说，有些轻率，且有借郭敬明挽救发行量惨降局面之嫌。
李小林：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根本不需要靠郭敬明来拉动发行量。《收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他们对《收获》的热爱不亚于我们，这么多年来他们始终不离不弃，陪伴我们一路走来，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为此，我们有意识地想拉开正刊与增刊的距离，增刊的定位也因此有了一些改变。比如长篇增刊今年新增设了一个栏目“延伸阅读”，旨在延伸各种文本，包括网络文本的阅读，以开放的空间为读者提供形式多样的作品，并对一些热点小说进行评析。郭敬明的小说就是发在这个栏目中的。我本人并不喜欢这部小说，但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孩子追捧他呢？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吗？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排斥，应该探讨一下。其实我们的编辑也是由好几代人组成，其中也有年轻编辑，他们会在网上去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有潜力的作家和作品。去年我们发过一个长篇，王微的《等待夏天》。作者就是搞网络出身，他自己在美国留学时写了这篇小说，但没想过发表，是被我们编辑发现后与他沟通修改才发出来的，我记得很短的时间就通过了四审。
人们好像对《收获》有误解，认为它只发名家作品，其实不对，当年许多未成名作家，都是在这里发表的处女作或成名作。像余华的第一个中篇，就发在《收获》上。我们对年轻作家是欢迎的，但并不意味着会降低标准。在《收获》发表作品，一直都要经过严格的四审，有时还要和作者沟通修改以提高作品的质量，这是《收获》老一辈留下的传统，我们觉得，这对作家好，对刊物也好。
有些人认为，现在的“８０后”作家整体水平不如前辈。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说，年青一代的作家，未来的路还很长，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事实上，当年苏童、余华他们那一批“先锋作家”初登文坛时，也遭遇过类似的质疑，但事实胜于雄辩。对于现在的年轻作家来说，关键问题不在于外界如何评价，而在于他们自身能坚持多久、该坚持什么。
记者：很多年前，我在湖南一个偏僻的乡村小道上，看到一幕很感动：有个在瓜棚看瓜的女孩，手里就拿着一本《收获》。很多人都在说，读者期待伟大作品。
李小林：确实很感人。为了这样的读者，我们也要坚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文化的熏陶。我很困惑，为什么我们经济腾飞了，GDP上去了，而国民的整体素质却下降了？在国外的时候，我与女儿出门看地图，马上就有人过来问：“你需要帮助吗？”现在中国呢？有人倒在地上都没人去扶，也不敢扶。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还需要大大提高。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教育问题。我们的人文教育，需要从根本抓起，从娃娃抓起，从娃娃的老师抓起。教育者应该是值得尊重的，不要让他们光想到外面去赚钱去，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我们这一代是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可能价值观与现在的年轻人有点不一样，我们身上多少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是做人一定要有道德底线，要有是非观念，要正直善良，要有爱心和责任心。现在有些孩子不懂得这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他们只知道你爸爸开的是什么车、是什么官。都说教育平等，但在钱、权面前，根本就是不平等的。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好学校要交多少钱？！而为了前途、为了改变命运，所有人都想要进好学校。进了学校就像进了“竞技场”，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他们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吗？……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扼杀了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童年，也扼杀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担当振兴中华的大任吗？要改变，不是让孩子多念几遍“弟子规”就可以做到了。
作品跟人品是一致的。要是我父亲不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民族爱得这么深，也不会写《随想录》，不会提倡“讲真话”，不会去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他是因为太爱这个国家了，希望这个国家能好起来。现在我们很多作家，哪肯静下心来好好写？多清苦。严肃作品基本上不赚钱的，很多作品是不畅销的，一些出版社就要考虑了：作品赚不赚钱、犯不犯错误？
伟大的作品，该如何界定？伟大的作品不是抓出来的，不能命题作文，更不能急功近利。一部优秀的作品，必须经过读者的检验，经过时间的考验。平庸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创作繁荣必须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有宽松的环境，要有自由讨论的空气，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要有思想交锋、思想交流。主管部门的领导，不要管得太具体，可以批评，可以讨论，但不能压制，要给文学创作者一块宽松的土壤，要让作家觉得心情舒畅，让大家知道应该为民族做些什么、为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只有“百家争鸣”，才能“百花齐放”。
要出伟大作品，我们一定要正视历史。比如“文革”。国外对“文革”的研究非常透彻，搜集了大量资料，也许弄到最后，研究文革要跑到国外去找资料，那就太可悲了。现在有些人还活着，还可以说，还可以谈。文革的资料，非常有必要整理；文革博物馆，非常有必要建立。要让子孙后代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对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灾难。人性是如何变为兽性的，我们灿烂的文化又遭到了何等的摧残。千万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这是一个生动的思想教育。但是现在的孩子一点都不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觉得“不上课是很好的事啊”，觉得把老师打一顿，造造反简直是好得不得了。孩子们都不懂什么是对是错，是非观念是非常模糊的。有些年轻人甚至根本不相信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浩劫。这相当可怕。
其实，《收获》现在能做的，最主要是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守住刊物生命，守住精神家园，以不变应万变。
李小林小传
李小林，四川成都人，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１９６８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历任浙江省文化局《浙江文艺》编辑部编辑，《收获》文学杂志社编辑、副主编、编审，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第六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１９８８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大型文学期刊《收获》杂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