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诺贝尔奖作为唯一标准，文学不可能有一个世界化的模式
衡量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志是其创作是否打上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印记，是否有个性化的审美理想和叙事风格
许多作家的文学责任感和使命感淡化，现实关切和大众关怀丧失
文学批评话语权过度集中，生态严重失衡
没有一个大作家是靠纯技术、技巧成功的，作品气象小就是自己的人格境界小
协会是作家反映意见和要求的“娘家”，不能办成实现当官欲望的“衙门”
时代之问
做文艺批评圣地的守护神
学习文学批评、从事文学批评，作为我国文学批评界的“常青树”之一，李星已经在这个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的行业里坚守了40余年。难得的是，他始终都不是心慈手软的那一个，对作家心怀善意而又敢说真话、不怕得罪人，成了李星在这个圈子中最显眼的标志。
他说，真正的文艺评论家是敢于对作品说真话的，这对于哪怕是大作家的成长也非常重要，而真正的作家好作品是骂不倒的。他说，中国的小说批评生态已经严重失衡，一些稍有名气的批评家被出版商、小说写作者包围，遵命式的批评、炒作式的批评、以创收为目的的功利性批评比比皆是。其结果导致的不仅是小说批评公信力的丧失，还导致读者阅读选择的迷误，哪本书牛皮吹得大，炒得越凶，卖得就越好。
李星，是敢于说真话的勇士，是文艺批评圣地的守护神。
记者：作为评论家，您怎样评价我国文学的发展现状？
李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虽然经过诸多坎坷曲折，也有一些是非，但总的来说，是进步的，特别是这几年已经走入正常的个性化发展道路，进步很大。
我认为，对文学的要求不能像经济指标那样要求数字的增加，要求每年都有进步。文学应该是起起伏伏波浪式发展的，有丰年、也有平年，甚至歉年，可能这一两年没有什么惊人之作，但过几年就会突然大爆发，出现公认的几部或一批好作品，这样的年份就是丰年。风物长宜放眼量，心浮气躁不行。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当初开始走上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已经五六十岁，逐渐成熟了，在创作上很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和想法，涌现出了一批很有实力的作家，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贾平凹、陈忠实、刘震云、余华、莫言、王安忆、铁凝，还有一批更年轻的作家走上大文坛等等。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的注意力虽然在经济增长等方面，但也很重视文学艺术的发展，对文学的理解越来越正常，文学艺术迎来了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和正常的发展时机。我关注到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文艺主管部门领导文艺创作的能力有了很大改善，很注意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基本没有出现以往受人关注的文学受伤害、受打击的事了。加上作家队伍走向成熟，出了一些好作品，涌现出一批好作家。
但有人会问，中国的优秀作家作品为什么没有获得国外顶尖的文学奖？对于这个问题，我并不赞同把中国文学和世界其他文学进行简单比较，把获不获得诺贝尔奖作为唯一标准，文学不可能有一个世界化的模式。
记者：在您看来，优秀的作家作品是否有较为成熟的标志？
李星：我认为，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这个时间段的中国小说，特别是作为一个时期文学成就标志的长篇小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其总体趋势却是呈现出较为成熟的艺术风貌。
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志是他的创作是否打上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印记，是否有了自己个性化的审美理想和叙事风格，衡量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否成熟的标志同样是这个时期主要的文本结构形态。如果以生命印记的独特性、文本结构的个性化去考量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尺度，我们对当前中国小说的总体状况，就不仅不应该那么悲观，而且应该更为充分地估价它的进步与成熟，繁荣与收获。
记者：在不可否认当前文学创作繁荣与收获的同时，您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创作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李星：主要有三个方面吧，一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问题：写作究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责任感和使命感方面，不是所有作家都有了正确的选择。例如现实责任感的缺乏，一些作家淡化现实，对大众的需要和关注不大关心，对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传统和在社会现实中的弊病批判立场有越来越淡化的趋势，对从深层次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问题和矛盾的态度越来越暧昧。一些作品具有人性的批判，却缺少社会历史的批判；一些作品只有文化批评的姿态，却缺乏深刻的批判实质，给人一种与现实的挂空感；一些作品在内在精神上给人一种中产阶级的自足感、幸福感、欣慰感，却缺乏那种与民族命运相连接的疼痛感及促进社会变革的迫切要求。
二是一部分作家将创作的商业效益作为写作的重要前提。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受庸俗化的市民心态影响，过度的娱乐化追求已经严重危害到作品的质量。受害的不仅有出道不久的年轻作家，还有个别已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名作家，炫技，炫智，为吸引同道眼球，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忘记了文学的根本。
三是小说批评生态严重失衡。一些稍有名气的批评家被出版商、小说写作者包围，遵命式的批评、炒作式的批评比比皆是。其结果导致不仅是小说批评公信力的丧失，还导致读者阅读选择的迷误，哪本书牛皮吹得大，炒得越凶，卖得就越好。文学批评话语权过度集中于圈内的几个人，压制了批评界新生力量的成长，也使他们自己穷于应付，苦不堪言，导致了为赶场而不读完作品和浏览式的快速阅读的出现。对于需要细读和品味的优秀作品而言，这种阅读方式比不读作品更可怕，它容易造成文学批评的望文生义，无论赞扬和贬斥都离开了作品实际。
记者：我国近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您能否谈谈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有哪些？
李星：这些年，我国文学发展总体是向上的，精品力作有一些，不过数量上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大家公认的巅峰之作少了一点。我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文艺创作必然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文学生产力、创新力受到影响，首先是商业化潮流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影响。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有些人仍然可以沉静下来从容写作，有些人就不行了，经受不住金钱和名利的诱惑，或搞媚俗的东西，或者仓促成篇搞急就章，“半部好作品”现象很普遍，或不在创作上努力而热衷于拉队伍炒作，片面追求发行量，以炒作上电视露面，提高知名度，增加发行量，又以发行量上升追求经济利益。
古今中外，那些大家名作，那些经典之作，哪一部不是作家沉下心来，呕心沥血，精益求精的结果，是下了大工夫深工夫的。咱们有的作家不在作品上下工夫，却忙于拉关系，找门子，受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影响太大，急功近利，心态浮躁，当然出不了好作品。
文学出版行业要考虑经济效益，这无可厚非，但着眼点首先应该是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赚钱也应讲文学良心，讲社会效果。我曾经拿很好的作品推荐给出版社，他们也承认是好作品，但出版社首先考虑的是发行量，考虑经济效益。真正的好作品应该有好的发行量，但有时好的作品发行量也未必马上就好，这就需要宣传推广。但有的作品本来不怎么样，却动辄印数百万，发行量那么大是不正常的，是靠炒作，或沾不一定和文学有关的电视剧的光。许多出版社不是按照文化产业的方式运作而是完全走向产业化、企业化了，将精神文化产品等同于制造产业考虑。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唯利是图就不好了。
许多文化产品，要让社会大众买账，认识他的价值，要有一个过程；有的探索性创新性质的作品，即使赔钱也应出。不能片面追求发行量，明知是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却因为发行量暂时不乐观就枪毙了，这太可惜了。所以出版发行行业产业化要适度，求利润也不能过度。
记者：除外部环境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外，影响作家创作和文学发展的还有哪些因素？
李星：文化人不读书或不善于读书的现象，值得注意。读书太急功近利，和专业直接有关的读，否则就不读。我认为，文化人不仅要读文学等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还要知道一些政治、经济、科技方面的知识，读些有关书籍。要广泛涉猎广泛吸收，不读书或读书面过窄，就会思想狭隘，视野狭窄，胸怀狭小。
有些作家出道时，起点不算低，应该有点潜力，但创作却越来越小家子气，原因就是没有大胸怀、大关怀，不关心人类前途、祖国命运，只研究技巧。没有一个大作家是靠所谓纯技术、技巧成功的，必须不断积累思想，提高人生境界，才能厚积薄发。学习不是死抠书本，要会思考，关心自己切身利益是正常的，但作家整天只关心个人名利不行，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大众疾苦更要关心和思考，眼界不能过低过窄。作品气象小就是自己的人格境界小，把自己降格为一个码字匠，这样怎么能以大格局、大气象的创作去影响、提高大众。
记者：您认为，现在艺术家协会、媒体应该在推出优秀作品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李星：现在有的协会机构的确有机构庞大、官僚化等不好的倾向。协会是联络、组织作家搞创作的服务性机构，是作家反映意见和要求的“娘家”，不能办成实现当官欲望的“衙门”。但有的作家，出了几本“大作”，就谋划着要当个主席、副主席。不仅作协，书协、美协等艺术家协会都有这个问题，作家艺术家的最大目标成了升级别、当主席，一个省级协会十多个副主席，忙着出头露面、忙于坐主席台，级别有了，面子有了，收入也上去了。一个省就几个尖子作家人物，低一个层次的人就多了，但因为谁进谁不进，就影响了艺术家之间的团结。
另外，媒体炒作也要对难出精品负责任。批评家对作品的批评言论媒体常常不报或少报，只说好话，不提批评的话，这太不客观。这是媒体的人情化，有的还同经济效益挂钩，很不应该。上世纪９０年代，有个人写了3部长篇，媒体炒作得很厉害。作者让作协挂名开研讨会，研讨会我去了，由于作品水平太低，与会者进行了尖锐批评，但第二天媒体报道全是正面的，与会专家一致肯定等等内容，全是违背批评家意愿的报道，这对作家作品和读者都是不公正的误导。
记者：那么，鉴于当前文化界出现的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您对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层有什么好的建议？
李星：现在有的官员对文艺的要求仍然有急功近利的倾向。他治下的土地，只能写光明，不能写黑暗，只能歌颂不能暴露，自觉不自觉地要求文学去配合他。我以为文学是一个多层次的生态系统，有工厂、车间文艺性的宣传、表扬，有面向大众的通俗娱乐性作品，也有贴近历史、现实和群众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但绝对也应允许有思想、有批判，以理性之光描写和表现社会现实的作品，更应有一部分必然是创新的、引领文学潮流的东西、给文学开路的东西、精神层次更高的东西。原则上，真正的作家、大作家应该以更高的文学眼光，关注社会现实、人类历史、民族未来，应该以写出高质量的作品为己任，这肯定需要时间，需要思考。领导不能限时、限题材按照某种模式急功近利地要求作家的写作。
作为一个地方领导，我建议他们一要认真学习文艺，尊重文学艺术规律；学习政治、哲学、历史、文化，要提高抓文艺创作的境界和能力。基层领导要和作家有共同语言，交朋友。
二是允许作家尝试，允许失误。这一点陕西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废都》有争议，但并没有处理和限制贾平凹的创作，不影响对他的信任。贾平凹后来佳作不断，创作了《秦腔》，现在又有了《古炉》，这作为一种成功经验应该推广。
三是党报、党刊要搞文艺评论。《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各级党报党刊，要有懂行的文艺记者和编辑，在实践中发现挖掘批评新人，推出信誉度高的品牌文艺评论家，还要敢于展开对作家作品的争鸣。这不仅对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很重要，对于大作家成长也很需要，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和好作品是骂不倒的。
四是现有作协体制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有的作协变成官窝，大家都争官当。可以考虑条件成熟时取消级别，成为一个服务性的工作班子，两三个尖子作家当主席也是兼职好，不离开创作岗位，完全由愿意献身艺术事业的作家自己管理。现在有的地方作协组成形式不利于作家成长，有的年轻人写几篇作品，就搞公关、拉关系，然后进作协当官，这都是不正常的现象。作协应该成为一个联络服务性班子，利用现有设施搞文学服务交流活动。
记者：前一个时期，有人认为，近些年的茅盾文学奖评奖一直没有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作品，“茅盾文学奖”需要一次“休克治疗”，评奖应暂停十年。作为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您怎么看？
李星：茅盾文学奖设立以来，对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成就，起到了促进作用，在社会和文学界有较高的威信。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为例，《秦腔》几乎是全票通过，这是被文学界普遍承认的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恰如其分，这也是对作家最好的肯定。茅盾文学奖对中国长篇小说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近些年还是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作品，比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杨志军的《藏獒》系列，铁凝的《苯花》，宁肯的《天·藏》，杨红柯的《乌尔禾》，叶广岑的《青木川》，孙浩晖的《大秦帝国》，莫言的《蛙》，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就算是矮子里面拔将军也应该继续评下去，何况中国近两年长篇小说的成绩并不差。即使有缺点，也不能因噎废食，改进就行了。
李星小传
李星，生于1944年，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历任《陕西文艺》、《延河》杂志编辑，《小说评论》杂志编辑、主编，编审，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现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陕西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李星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集《读书漫笔》、《书海漫笔》及《李星文集》三卷等计200余万字的作品，与他人合著有《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路遥评传》、《贾平凹评传》等，书籍及文章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及多个省级以上奖励。2008年获陕西省委、省政府文学艺术大奖之终身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