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出版人必须坚守文化本位，出版始终是关乎文化建设与文明传承的神圣工作
科学出版观重视现在的进步，更看重将来的发展；重视经济效益，更看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
出版是继薪传火的事业，只有那些对知识、思想和真理怀有挚情的人才能适合这一事业
社会需要一批具有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钟情并执著于出版事业的优秀出版家，这是当前中国出版界需要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时代之问
坚守使命继薪传火
2000年以来，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复旦大学出版社从一家默默无闻、面目模糊的出版社，一跃成为国内学术出版的重镇之一和一流高校教材出版的重要基地；截至2011年，历年所获国家级图书奖项17项，在国内大学出版社中名列前茅，在京外出版社中位居第一；在获得优异社会效益的同时，近10年来，该社销售码洋和利润以年均15%的速度稳步攀升……
是什么样的理念支撑着复旦社坚守文化良知与职业操守，常常倾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耐心等待、跟踪、催生一部又一部蜚声学界的原创性学术著作？又是什么样的思路使它保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发展，创造出十余年持续稳步增长的不俗业绩？带着这些问题与困惑，我们在上海采访了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编辑贺圣遂。
贺总是性情中人，在上海巨鹿路一家咖啡馆接受我们采访时，他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发展，至动情处，竟语带忧伤，声音哽咽。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更是一个具有良知的出版人、一个有时代担当的文化学者。
记者：现在图书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您认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其商业才能是最重要的吗？
贺圣遂：如今出版业竞争激烈，一些出版人迷失了方向，片面理解“眼球经济”，不惜欺骗作假，恶意模仿，粗劣克隆，伪装经典，甚至假冒国外作者名字出版“伪书”。更有些过于急功近利的出版业者，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竟然出版《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这样充满色情、暴力的“童书”坑害青少年。这些现象无不说明出版业内的浮躁、逐利的心态已经严重偏离了出版的航向，不仅影响了整个出版业在国人中的形象，也对读者造成了伤害。以上做法在短期内也许能带来规模扩张和看似丰厚的经济利益，但这种状况是不利于出版业长远发展的。
在商业社会很多领域里，商业才能可以起决定作用，但是在出版业，商业才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与其他行业相比，出版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价值在产业外。优秀的出版物总是在传播知识和思想方面为人类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我认同李长声、傅月庵两位先生评论日本出版业界时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讲，“畅销是一种罪”，畅销书占用了太多的社会资源，“排挤”了太多的优秀图书，而书业本应该让读者看到更多品种的书。优秀的出版人必须坚守文化本位，出版始终是关乎文化建设与文明传承的神圣工作。
我们可以看看国外的教训。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集团化和兼并浪潮席卷了整个美国出版业，由此使出版社产权集中化的倾向日趋明显，而产权集中在少数大财团手中，又进一步引发了出版社文化本位理念与财团经营本位导向的冲突。例如，著名的兰登书屋被纽豪斯传媒集团收购，银行家出身的维塔尔提出兰登的“每一本书都必须盈利”，出版了很多低俗无聊的作品，但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1997年，兰登的利润率仅为0.1%，一年后，沮丧的纽豪斯把兰登卖给了德国贝塔斯曼。兰登书屋的变迁，恰恰说明了完全商业化的模式并不是出版业的济世良方，银行家与商人不能取代出版家，出版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文化，而且永远是文化。
记者：复旦社这些年出版了不少皇皇巨著，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但我们同时注意到，复旦社的经营情况也相当不错。
贺圣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其实并不矛盾。比如，复旦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人口史》、“名家专题精讲”等高品位学术专著，在学界赢得众口称赞，同时，无一亏本，经济效益也很可观。例如，1996年我们推出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部书突破以往陈陈相因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是讲人性的，文学的发展是人的感情、心灵丰富的发展过程”，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仅当年就售出7万套。
复旦社强调“深度出版”，也就是说出版者要对读者进行文化引导，满足读者对审美及崇高情感的深层渴望，为他们提供高品质的、体现人文关怀的文化精神食粮。主体出版、自主出版、实体出版、实效出版是深度出版的重要保障。
主体出版重视和开拓的是人类思想和文化中最具根本性的文化精粹和最有创新性、前瞻性的先进文化，复旦社一直强调出版社应该承担起主体出版的重任并身体力行，由此推出了当代学人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语境下撰著的一大批原创学术专著，除上述数种广受重视的学术经典外，另有“南怀瑾著作”系列、《晚明史》、《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名家“三十年集”、“我们的国家”系列等一批图书，社会反响强烈。
自主出版强调出版对本民族文化自主创新的重视，它不排斥引进和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但更加重视发掘、出版和传播中华文明的作品。复旦社出版的诸多原创性的学术著作，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骆玉明著《简明中国文学史》、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樊树志著《国史概要》、汪涌豪著《中国游侠史》、傅杰等著“悦读经典一百句”等多种图书以英文、日文、韩文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地出版，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同时，我们主张出版社要坚持实体出版。这指的是出版社始终把出版资源和出版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反对出版“空壳化”，坚决不卖书号；实效出版，是在谋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我一直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复旦社退出中小学教辅教材等“立竿见影”的短、平、快项目，专注出版那些周期长但是集聚人类文明精华的高、专、精学术原创图书，表面上看出版范围缩小了，但复旦社的生存空间并未因此缩小，反而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原创学术著作成为响当当的品牌书。市场效益也相当可喜：2000年以来，复旦社的销售码洋和利润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攀升，前者由7000万元提增到超过3.3亿元，后者由600多万元增长到3300万元。流动资金平时有7000万元，年底最高可以达到1.2亿元，对于一家150人（相比2000年，员工人数仅增加了50%）的出版社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
记者：您提出的“科学出版观”，在出版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您是基于什么考虑提出“科学出版观”的？
贺圣遂：自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来，一种立足科学发展、着力综合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观在人们心中得到了普遍的确立。为中国的长期繁荣和永续发展确立了方向。对出版人而言，应该如何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又应如何把科学发展观扎扎实实地贯彻到我们具体的出版实践中去，实际上这是一个将科学发展观与出版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也就是在思想上首先要形成科学出版观的问题。具体来说，树立科学出版观有助于我们澄清以及解决以下几个现实问题。
首先，科学出版观高度重视出版内容和形式的传承与创新。
出版是人类走向文明和进步的一项重要活动，就内容来说，出版始终是关乎文化建设与文明传承的神圣工作。这一内涵首先决定了出版作品的前提是要发现、收集、归纳、整理、传播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于当代及后世有利、有益的信息。也就是说，科学出版观规定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将过去的、历史的东西一概遗弃，相反，充分重视挖掘、整理、保存和发扬我们祖先留下的优秀文化成果，并且继续关注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或变异的新的意义与新的诠释，这是科学出版观显而易见的题中之意。20世纪20年代，张元济主持编纂了《四部丛刊》，30年代他又主持完成了《百纳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在当前，这样的继承与创新还可以做得更深入、更贴近当代人的阅读需要。近年来，学术界、创作界这样的成果不少，是出版事业发展的很重要的源头之一。
当然，科学出版观更要求我们密切、热心地追踪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与新成果，关注当代思想文化的创新活动，承担起有思想文化创新价值的著作的出版并使之社会化的使命。事实证明，新事物、新成果往往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可能成为出版史上的经典之作。作为出版人，应该不断地锻炼、提升自己思想和眼光的敏锐性，善于发现并实现这些代表时代进步方向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文明成果的出版传播，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
出版是将思想文化物态化、社会化的一种活动，因此，就其形式而言，科学出版观同样强调在保存和延续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求发展。人类的出版传播史经过摩崖、甲骨、钟鼎、简帛和造纸，经过钞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和电子、数字网络出版等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出版手段、工艺和物质载体。但是，科技进步从来不能替代工艺形态特有的审美价值和趣味，这就诠释了出版的物态形式虽在不断革新，但又始终保持多种形态的存在。与此同时，科学出版观也要求我们关注出版技艺的未来趋势和发展方向，比如多媒体出版与电子、数字网络出版。它们已经存在，并且成为纸质出版强劲的竞争对手。我们应该重视它们的存在，支持它们的发展。只有在形式上抓住读者的阅读习惯变迁，紧跟甚至引领出版科技潮流，才能让内容完美地呈现出来并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才能不让自己在出版大潮中落伍。
记者：科学发展观强调“不以GDP论英雄”，科学出版观对“码洋至上”是如何看待的？
贺圣遂：科学出版观坚持文化目的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出版作为文化产业的属性日益成为共识。科学出版观并不否认出版作为产业的经济属性，但反对将经济效益与文化目的割裂开来。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阅读消费需求，科学出版观不仅提倡在健康出版的基础上保证出版的丰富多样性，更提倡出版应该发挥提升人们精神文化层次、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梯作用。一个社会必须重视主体出版和主体阅读，人类的出版史揭示，出版最本质的含义首先是重视保存和开拓人类思想和文化中最具根本性的文化精粹以及最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先进文化，主体出版承担的正是这样的职责与任务。主体出版是一个国家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主体出版又呼唤和引导着主体阅读，承担主体出版任务的出版社把优秀的图书提供给读者，读者在严肃的阅读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道德素质、精神情操和文化素养，这种主体出版引导下的主体阅读对于一个社会的文明建设和民族创造力的提升有重要意义。因此，出版既是文化普及，又注重文化提升。普及，当是立足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的普及，提高，自然是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创造，提高是普及之源，提高引导下的普及才是出版的鲜活的动力。我们不能忽视出版的本质是传播文化，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本质上是与物质世界不同的精神创造及追求。依从现代人的趣味与敏感，输出现代人所渴望的道德关怀，并给予其深切周至的精神抚慰和人文滋养，是出版人的守土之职。出版即使是产业，也是区别于其他产业的精神生产。
我始终呐喊、坚持出版的文化品位，崇拜、赞美那些在精神生活领域能够开拓出美好境界、培育出优秀成果的作者，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服务，并通过自身的编辑、出版活动尽一切尽可能地将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广泛的读者。如果我们不需要意义，而将我们的劳动和工作简单化为一种直接的市场交易和产品交易，就有可能把交易看成本质的东西，首先考虑的不是提供的产品好不好，而是产品能得到多少经济回报。我认为后者是生意人的品质，不是出版人的品质。
但换一个角度看，强调以主体出版引导主体阅读，并不意味着否定、排斥适应人民文化生活多种需求的“流行出版”、“轻松消闲出版”。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审美意识的求新、求变，使人们在承受生活、工作压力之余，心理上寻求释放、喜悦、轻松，都使得这类出版有着存在和日渐扩大的依据。但若以这些存在的合理性去驱逐主流，代替、抢占主体出版应有的位置，甚至变成崇尚的唯一，就会与科学的出版观背道而驰。著名出版家叶圣陶先生在谈及开明书店的工作时曾说，“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这样做，现在叫做考虑到社会效益，我们绝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我们绝不肯辜负读者。”前辈出版人的强烈责任感，永远值得我们仿效。
为使出版的文化目的和经济效益有更好的协调，出版的多元化应该是国内出版业追求的一个目标，各个出版社应该具体分析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并努力把这些特点和优势发挥出来。具备一般读物出版优势的社会性出版社完全可以发挥自身的长处做好商业出版，其出版的图书的文化层次可以“浅”一些，但只要能够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就是值得鼓励的；而有学术资源优势的出版社就应该利用好自身的文化资源，出版一些更严肃的、厚重的，有文化传承价值的前沿性、创新性的优秀出版物。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出版机构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按出版的特性分工可以使文化服务各具优势，这种内容优势同时会转化为市场优势，不仅会使图书市场更加繁荣和丰富，也使出版单位从市场细分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因此，认清出版的文化目的，认清服务的优势和对象，也是保证出版的文化目的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并实现双赢的科学的出版观念。中国的出版业应当包容多种多样的建构形式的出版社，这样，未来的中国出版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和特色，得到长足发展。
记者：当前新媒体对传统出版的冲击非常严重，缩小的“蛋糕”势必引来更激烈的争夺，科学出版观如何定义这种激烈的出版业竞争？
贺圣遂：科学出版观主张竞争有道，提倡可持续发展。
置身于市场经济时代，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抱着铁饭碗过活，投入竞争有利于增强出版单位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这里的关键是要培养竞争的战略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科学出版观说到底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出版观，它要求出版单位要有打造精品和塑造品牌的意识，在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余懂得“蓄水养鱼”、“养鹅取蛋”。具体来说，人才队伍建设以及产品培育是出版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人才队伍建设是出版业获得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国内出版业的人才总体状况是“该博的不博，该专的不专”，表现为复合型出版人才和高技能专业人才匮乏，竞争优势不明显。无论是出版的专门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我们最要重视的是他们的从业热情和精神。令我们的工作得到启示和感悟的中外出版史上的那些先贤们，他们彪炳千秋的业绩总是与其对文化的憧憬、传播思想的热情、淡泊名利的情操以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宽广胸怀和高尚人格紧密相连，然后才有他们的才学识见和技艺的紧密结合，并对出版做出贡献。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他甘愿为人做嫁衣，为近代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非凡的功绩；卓越的出版人邹韬奋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一腔热血都奉献给了中国进步的出版事业；德国出版人、德国“彩虹”出版计划的提出者、苏尔坎普出版社的翁德尔泽是一位文学研究专家，为了使战后处于迷茫中的德国民众走出精神困境，毅然放弃自身专业，成就了德国思想文化事业的辉煌；兰登书屋的创始人之一塞尔夫在写作、演讲、主持等方面成就卓著，但是他不惜牺牲自己很多方面的优势和才华，甘心做一个出版人，从而成就了美国文坛上的许多著名作家和一家世界著名的出版社。出版是人类重要的思想文化活动，我们只有不断期待、重视和培养如上所说的具有那种气概和襟怀的出版人才，才有希望实现中国出版的真正辉煌的未来。
一位优秀的出版人应该懂得处理作者与自身工作之间的关系。作者是“上帝”，出版者是“选民”，作者可以选我们，也可以不选我们。如果以为作者要看出版者的脸色，那就错了。我最害怕编辑出去“吃请”，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请吃”。“吃请”，一定是受人之托为人出书，而一般而言，这样的书稿乏善可陈；“请吃”，是编辑自己花气力为某一选题寻找到了最优秀的作者，是能写出动人篇章的合适人选。其中，编辑的个人素质非常重要。一个优秀的编辑人员必须具有慧根、慧眼、慧才。所谓慧根就是敬仰文化，热爱文化，有悟性。所谓慧眼就是有文化鉴别力，能从众多的书稿中发现最有文化价值的书稿。所谓慧才，就是要有对书稿进行深加工的能力，要能够完善作品，提升作品，并用完美的形式推出作品。其中慧根是最重要的。出版是一个非常需要激情、想象力、创造精神、个性化劳动的工作。出版人如果没有崇高感、荣誉感和创造精神，就不可获得真正的成功。复旦社在确立选题意向时，很多产品基本上都没有踪影，只是专家们的一个构想。通过长期跟踪、忠诚服务，优秀的编辑基于自身的业务素质，能够帮助作者找到文化聚点，起到启发、辅助和催生的作用。
产品是关系出版社能否持续发展的直接因素。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许多出版社把经济效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与之相应，过分追逐短期效益的行为也比比皆是。一般而言，中长线的产品虽然初期投入较大，但由于它比短期产品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和市场影响力，因此，也更容易建立起品牌并实现更长久的经济效益，而出版社也在开发中长线产品的过程中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我相信，优秀的文化产品一定有文化层面的价值和稳固的读者，同时也必定能体现经济价值。只是在文化产品产生的过程当中，出版社有义务把这个文化产品做得足够精致，足够好，并且有能力将这些文化产品介绍给需要的人。我们更主张在“常销”产品的开发、投入、产出上多下工夫。出版社在“常销”产品上发挥优势，才是既竞争有道，又保证优势并实现持续发展的正确策略。
科学出版观重视现在的进步，更看重将来的发展；重视经济效益，却不把经济效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更看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重视当前效益，更注重长期效益与品牌建设。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已经全面起飞，我们也衷心地希望中国出版业能早日走出低水平规模扩张的困境，走科学的、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记者：您特别推崇俄罗斯出版人绥青的矢志不移、献身出版的感人故事，出版人的从业热情和执著精神是推动出版业发展的原动力，能否结合亲身体会谈谈您个人的出版观？
贺圣遂：出版是继薪传火的事业，只有那些对知识、思想和真理怀有挚情的人，才能适合这一事业。当然，出版人更可贵的品质是服务，为了将知识、思想和真理传播久远而甘心竭尽全力服务于那些发现、创造知识、思想和真理的优秀作者。俄罗斯的绥青是这样的出版人，德国的翁德尔泽、美国兰登书屋的塞尔夫、中国的巴金、韬奋也是这样的出版人。这种精神是随着出版的文化目的而产生的，这是出版的传统，是古今中外的优秀出版人共有的一种品质和情怀。
当前，我们更需要推崇这样的出版品质。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物质进步与道德、精神的发展和进步不同步，出现了裂痕和危机。优秀出版人的立场和选择，也许能够使不平衡和矛盾状况得到缓解，促进道德的进步、改变精神的贫乏。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使命，同样也应该体现在出版的宗旨上。社会需要一批具有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钟情并执著于出版事业的优秀出版家，这是当前中国出版界需要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贺圣遂小传
贺圣遂，中共党员，编审。197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起从事出版工作，2000年出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2009年复旦社完成转企改制，担任董事长、总编辑。他非常重视大学出版社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的目标和宗旨，先后主持推出《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中国人口史》等一批广受国内瞩目的高水平原创性学术专著，使复旦社成为闻名业内的学术著作出版机构。与此同时，复旦社的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提升。贺圣遂重视出版理论研究，先后撰写了60多篇论文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其中3篇论文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他的出版实践和理论研究得到业界和学界的肯定。贺圣遂还兼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编辑学会会长；受聘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兼职教授。曾获韬奋出版奖、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中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人物奖、上海出版人奖金奖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