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嗜好令人恐怖，它吞噬我们的资源，控制我们的行动，它使我们罔顾事实，对行动后果熟视无睹。目前，对碳的危险嗜好正在控制着我们的世界。”
这是在2008世界环境日的致辞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向国际社会发出的警告。人类对碳基能源的大量使用直接导致了碳基能源濒临枯竭的后果，而各种能源价格的不断上升也印证了资源的日益稀缺。在全球能源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低碳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博弈的主题。
如果没有改变，最终毁灭的终将是人类自己，而不是地球。
4.1 节能减排：不仅仅是责任，更是利益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中国自主确立的行动和目标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不以任何其他国家的行动为前提。
这是中国的声音，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进步，人类与日俱增的物质文化需求与人类的生产能力和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今人类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工业革命虽然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生产的规模和效率，但是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经济发展给人们丰裕物质的同时，更带来了生态资源破坏的恶果。
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及履行义务的程序区别对待。公约要求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的义务，制订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汇方面措施的方案，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限控义务。公约建立了一个既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又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
这是国际社会首次为减少排放而有甄别地规定各国减排义务与责任，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更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各国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世界各国重新审视高碳经济带来高速发展的同时那不可忽视的副作用。节能减排成为人类可以改变环境、拯救地球的唯一可能。于是他们纷纷把视线放在了“低碳经济”之上。
低碳经济，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随后被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广泛引用，近两年的气候变化谈判更是把低碳经济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濒临枯竭的一种全新的、绿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指尽可能少地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体，其核心内容就是节能减排。节能一方面是减少能源过度消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是开发和利用新的能源，两个方面都是为了达到减排的目的。低碳经济的目标就是力求在生产方面，达到高效率的生产和资源使用效率，并更多地使用新能源，在消费方面，使用更多的节能减排的生活设施和产品。归根结底，低碳经济是一种高效率、高能效、低排放和低污染的新型经济发展形式。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气候变化的威胁，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把眼光投向新的技术革命，以培育新的主导产业。低碳经济，作为高效率、高能效、低排放和低污染的经济发展形式的代名词正日益吸引着人类的注视。
“实际上，很多国家、城市和民间社团已经开始推进节能创新和温室气体的减排工作了。”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欧达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低碳战略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共识和必由之路。
近20年来，发达国家主要致力于发展以信息服务业和现代金融业为代表的绿色经济，而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高污染经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在实体经济中的传统优势在制造业长期外嫁过程中正在逐步减少，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其经济的竞争力造成明显冲击。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英国能源白皮书序言中表述了发达国家通过低碳经济重塑经济竞争力的战略考虑：“在未来引领新的、低碳的经济发展道路上，将是我们（英国）在燃料电池、海上风能、潮汐发电等未来关键技术上成为世界领袖的重大机遇。”白皮书中所提到的低碳经济代表了部分发达国家对未来能源安全和更高环境标准的期望，并派生出了新的技术标准和国际规则，使拥有低碳技术的国家和企业更受到社会认可和经济主导权。因此，白皮书中低碳经济的概念受到了发达国家较广泛的支持和响应。按照这一认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因经济活动的“低碳”标志而再次拉开差距。
目前，转变传统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不仅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选择，也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选择和行动。目前，除英国、美国和欧盟走在前沿外，日本也在努力向低碳社会迈进。
2008年12月，欧盟通过了能源气候一揽子政策，政策中要求2020年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能效提高20%，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20%。2009年3月，欧盟宣布在2013年前在绿色经济建设方面将投入1050亿欧元。
2009年，日本投资1.6万亿日元用于发展低碳经济，其目标是到2020年太阳能利用达世界第一，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规模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日本还提出了低碳社会的概念，倡导在低碳排放和气候安定的条件下建设富裕、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韩国将在2030年前投资1030亿美元用于开发可再生能源，其目标是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到11%。
印度政府也正在着手推进国家太阳能发电站、太阳能发展计划和光伏电池的发展。预计到2050年，印度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有望达到200GW。2009—2012年印度将着重降低太阳能发电成本，这将创造数百亿美元的经济利益，同时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现在低碳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可能会引起新的工业革命。世界各国都在低碳上做文章，所以中国在这方面不能落后”，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说。他认为，在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温总理已经向全世界做出减排的承诺，这样就形成一个倒逼机制，既然承诺了就应该行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快，碳排放还在增加。如果现在重视起来，不仅是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对世界和地球的贡献。
近日，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在“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表示，“我们碳税专题组的基本研究工作已经做完，目前正在与全国人大等作进一步的沟通，我们希望在‘十二五’期间开始征收碳税。”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美国等发达国家视“低碳经济”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单方面一意孤行地征收碳关税的可能性极大。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怎么办？樊纲说，与其让美国人征了我们的碳关税，去补贴他自己的企业，倒不如我们自己先征碳关税，所得的税收再补贴自己的企业，以达到企业改变结构、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化工行业是碳排放的大户，节碳减排的任务十分艰巨，同时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人大代表、杭州市化工研究院院长姚献平认为，国家要实现低碳排放，少不了石油和化工行业的努力。实现低碳经济，这个行业的贡献度应该是最高的，同时有可能因此引发大的技术革命，通过技术的创新使碳排放大幅度降低。
政协委员、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汪苹表示：“我国原材料的综合利用技术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总要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这条路才行。但是，先污染的也已经污染够了。我们现在只有重视环保问题，别无他法了。”
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高级顾问曹湘洪指出，环境、气候的外部性很强，合作成分大于竞争。别的国家不节能减排，我们受损；我们不节能减排，别人受损。有人说，他们发达国家早100年就发展起来了，以前的碳都是他们排放的，他们吃了多少年肉？我们现在刚吃了几天肉就不让我们吃了，这不公平。发达国家的确必须对全球排放的二氧化碳负更多的责任。但是，回过头来仔细想想，我们可供开发利用的能源又有多少？
在未来的20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仍将处于加速推进的阶段，也是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时期；13亿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也会带来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和流通领域对于能源的强劲需求，必然导致温室气体的高排放。这种严峻的挑战面前，一方面我们必须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就像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那样，要打好节能减排的攻坚战和持久战。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这种状况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基础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
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不仅仅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节能减排意义深远，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应该想到子孙后代的发展……
4.2 生态足迹：人类生存空间尺度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重复的，但真理可以——特别是当真理被既得利益所否认而被新的信息所证明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四位年轻科学家撰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三十多年过去了，人类的生存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小，1972年做出的预言到现在变得那么真实、可信，然而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些预言，世界已经浪费了三十多年的宝贵时间而没有采取行动。
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是一种指数增长，它将带来对粮食和不可再生资源成倍的需求，同时也使污染按指数增加，并且这个过程还看不到上限。因此，人类最佳的选择，是自觉抑制增长，并从盲目追求增长逐渐过渡到全球均衡状态。
为了让人们明白自己在这种指数型增长状态下的真实处境，《增长的极限》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池塘，如果其中的荷叶每天增长一倍，需要30天铺满池塘，那到第29天会是什么样子呢？荷叶只覆盖了池塘的一半面积，看上去还有大片的空间，你仍然可以泛舟采荷——不过第二天一早，你的船就将无路可走了。
这种人类不断增加的需求与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的困境，今天被人们用生态足迹的概念形象直观地展现出来。
生态足迹也称为生态占用，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规划与资源生态学教授威廉·里斯1992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表示的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指定的人口单位需要多少具备生物生产力的土地和水域等自然资源来生产所需资源和容纳所产生的废弃物。通过生态足迹需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进行比较即可定量地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目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以便对未来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科学规划和建议。
生态足迹提供了计算一个地区、国家和全球自然资本利用的简明形式，通过量化的土地面积来折算人们不断发展的生产、生活需求，比如，一个人的粮食消费量可以通过计算转换为生产这些粮食所需要的耕地面积，其碳排放总量可以转换成吸收二氧化碳所需要的森林、草地或农田的面积。因此，生态足迹可以形象地理解成：一只负载着人类及其创造的城市、工厂、铁路、农田的巨脚踏在地球上时留下的脚印大小。通过这个脚印的大小，我们可以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的大小，小到一个人和一个城市，大到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生态足迹形象地表述出来。
地球以本身的生物生产力面积来制造资源的能力被称为生物承载力，当人类每年的生态足迹小于地球生物承载力时，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资源消耗可以被及时恢复；而当生态足迹大于地球生物承载力时，人类对资源的消耗就超过了极限，资源遭到破坏，就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
地球的生物承载力，就是人类生存空间的最大尺度，任何行为，超过这个尺度，都要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研究表明，就世界整体而言，早在1980年生态足迹就已超过了地球生产能力。2001年的地球生态足迹为113亿全球公顷（1全球公顷指生物生产力与全球平均值相等的1公顷土地），约为地球表面积的1/4，即每人1.8全球公顷，超出地球生物承载力约20%。1992—2002年，世界上高收入的27个国家人均生态足迹增加了8%，但中低收入国家却减少了8%。
2004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2004地球生态报告》使用了“生态足迹”这一指标，并列出了一份“大脚黑名单”。
这份由WWF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完成的报告于2004年10月21日在瑞士格兰德正式发布。十几位来自各地的专家参与了研究，报告的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能源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及联合国环境项目世界保护监测中心。
在这份“大脚黑名单”上，阿联酋以其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和其丰富的石油开采列第一位——人均生态足迹高达9.9公顷，是全球平均水平（2.2公顷）的4.5倍；美国和科威特紧随其后，以人均生态足迹9.5公顷位居第二。贫困的阿富汗则以人均0.3公顷生态足迹排在最后。中国排名第75位，人均生态足迹为1.5公顷，也远低于2.2公顷的全球平均水平。
“因为中国人口数目庞大，其人均生态承载能力（即大自然能够给予的消耗量）仅为0.8公顷，生态赤字高达0.7公顷，而全球的平均生态赤字为0.4公顷。”专家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自然消耗量还将迅速增加，中国的整体生态形势更加不容乐观。报告显示，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韩国、西班牙、印度均是生态赤字很大的国家。
“很简单，如果生态足迹超过了生态承载能力，就是不可持续的。为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来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费，减少自身的生态足迹。”而巴西、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刚果、秘鲁、安哥拉、俄罗斯、新西兰等国家由于国土面积辽阔、人口相对稀少或者位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生态盈余（总生态足迹小于总生态承载容量）排位”上位居前列，巴西达到37%的生物承载力。就在这些生态盈余国家的居民为全球生态环境做出贡献时，西方人正在以难以持续的极端水平消耗自然资源——北美人均资源消耗水平不仅是欧洲人的两倍，甚至是亚洲或非洲人的七倍。
专家们批评说，“如果全球的居民都达到美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人类将至少需要5个地球”。
人类在过去的100年里的消耗，超过以往全部人类历史消耗的资源的总和。生命地球指数显示，仅在过去的35年里，人类就丧失了近1/3的地球生态资源。而且，由于人口增长和个人消费的不断增加，我们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我们的全球生态足迹已经超出地球承载力的30%。2003年，仅美国、欧盟和中国三个经济体就占到世界全部生态足迹近一半，而其生物承载力只有全球的30%，属于严重“生态赤字”国家。
2008年6月10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和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发布了中国生态足迹报告。报告指出，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增长了大约两倍。同时，中国消耗了全球生物承载力的15%。
报告分析指出，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是1.6公顷，也就是说，平均每人需要1.6公顷具有生态生产力的土地，来满足其生活方式的需要。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在147个国家中列第69位，这个数字远远低于2.2全球公顷的全球平均生态足迹，反映出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事实上中国消耗的资源已经超过了其自身生态系统所能提供资源的两倍以上。
报告的结论显示，中国如果希望减少生态赤字，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从简单的事情做起和优先解决见效慢的问题。从简单的事情做起，能够产生快速的、短期的效益，推动社会向着降低生态足迹的方向发展。而要想彻底减少中国的生态赤字，必须要考虑到有长远影响的决定。报告还提出了减轻生态足迹的“IRCLE”五字方式，每个字母分别代表一个意义：压缩城市发展（C）、个人行动（I）、减少潜在废弃物量（R）、碳减排战略（C）、土地管理（L）和提高能效（E）。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秘书长祝光耀表示：“未来的二十年将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而改变现行生产生活模式，节能减排，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唯一选择”。
21世纪全球生态超载将越来越多地卷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亚太区拥有超过50%的世界人口，需要消耗接近40%的全球生物承载力，这一地区的决定将会直接影响到全世界。
作为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的决策尤为重要。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消耗了全球生物承载力的15%，居世界第二位。尽管由于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增加和新技术的引入，中国的生物承载力持续增加，然而这是以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被破坏为代价的。尽管生物承载力不断增加，中国的需求仍是其自身生态系统可持续供应能力的2倍还多。
如何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人类的共同课题。
4.3 《京都议定书》的得与失
《京都议定书》，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具有法律意义的减排文件，将于2012年12月31日失效。
1997年12月11日，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此前，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1995》已经提交给了第2次缔约方大会，为京都谈判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最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这里通过了里程碑式的《京都议定书》，它规定2008—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额度，它和市场交易机制的结合，成为《京都议定书》革命性的制度创新，开启了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时代。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作为UNFCCC的补充协议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缔约方分为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发展中国家）。
附件一国家在第一阶段（2008—2012年）须各自承担一定的减排承诺：与1990年排放水平相比，欧盟15国减少8%，美国减排7%，日本、加拿大各减排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同时，议定书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1%。
在附件一国家减排的同时，非附件一国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人均排放和总排放量激增的阶段，尽管现阶段做出某种明确的量化承诺较为困难，但也应该循序渐进，做出与各减排阶段相适应的努力，而不是藉此借口逃避。这是全球统一碳市场建立的重要条件。
为了降低附件一国家的减排成本，同时把非附件一国家也吸引到减排行动中来，《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补充性的市场机制：国际排放权交易（IET）、联合履行机制（JI）及清洁发展机制（CDM）。IET是附件一国家之间针对配额排放单位（AAUs）的交易，各国可以将分配到的AAUs指标根据自身排放情况买入或卖出。JI主要是附件一国家之间的减排单位（ERUs）交易，各国通过技术改造和植树造林等项目实现的减排量，超出自己承担的减排限额的部分，可以进行交易。CDM与JI类似，只是交易双方换成了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附件一国家可以通过向非附件一国家进行项目投资或直接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证减排单位（CERs）。京都三机制把温室气体减排量成功变成可以交易的商品，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的附件一国家及其企业，可以通过买入减排指标来缓解减排约束，或者降低自己的减排成本，这实际上为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其中的CDM项目交易，作为一条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节能减排技术和资金转移的渠道，也在日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无疑是人类社会迎接全球变暖挑战的重大进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但这个重大进展的背后，也存在着重大的缺憾，这使它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最大的缺憾，是美国的退出。美国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也是温室气体最大的排放国，排放总量占全球的1/4，人均排放量20吨/年左右，是英国人均排放量的2倍、中国的4倍和莫桑比克的20多倍。《京都议定书》谈判之际，正值克林顿总统执政后期，在戈尔副总统等的推动下，尽管国会态度消极，美国政府仍然积极参与了京都谈判，不过，克林顿还没来得及将议定书提交给国会审议就已经到任了。随后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布什全盘推翻了前任达成的协议，表面的理由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美国的减排没有意义，真实的理由则是其最大的支持者能源企业不愿受到减排责任的束缚。美国的退出，在京都精心设计的减排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巨大的缺口。在布什消极抵制之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两个美国的铁杆盟友也借势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其时间阶段的限制。议定书只规定了第一阶段（2008—2012年）的减排目标，2012年之后的目标还未明确，“后京都时代”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减排框架将走向何方等根本问题，都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也是迄今历次气候谈判的核心课题，由于涉及各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各国围绕2012年后的博弈也就分外激烈。
但是，从原则到行动的距离，就像理想和现实的距离那样似近实远。京都第一承诺期的实际执行效果，迄今并不理想，自从1990年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不降反升，没有一个达到了自己在京都承诺的减排目标，各国减排成绩单如下：澳大利亚增加了28.8%（目标+8%），加拿大增长了21.7%（目标-6%），美国增加了14.4%（目标-7%），日本增加了5.3%（目标-6%），欧盟降低了2.2%（目标-8%）。即使是表现最好的德国和英国，距离各自的减排目标都有不小的差距，最近3年欧洲国家整体排放量才止住上升势头，大体稳定下来。这样一份成绩单，显然并不令人鼓舞。
即使对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根本原则，大家的理解也各取所需、南辕北辙，发达国家看到的是“共同”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强调的则是“有区别”的责任。在北方国家中，以美国表现最为极端，一直以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为理由拒绝承担起自己那份责任。为了鼓励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京都议定书》还要求发达国家对其给予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多年来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尤其在至关重要的技术转让方面更是鲜少行动。
京都会议之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之旅转到了印尼的巴厘岛。2007年12月3日到15日召开的巴厘岛会议，吸引了来自UNFCCC 192个缔约国及《京都议定书》176个缔约国的1.1万名代表。
巴厘岛会议原定于14日结束，但美国与欧盟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立场上的重大差异展开了激烈交锋，由于美国的反对，会期被迫延长1天。由于受到与会其他各国纷纷指责，美国的态度最终软化了下来，在大会的最后一刻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欧盟及发展中国家向美国让步，接受折中方案，放弃要求议定书正文内订明减排目标，改行路线图方案，各国将于未来两年内举行会谈，并于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下一轮气候变化大会，届时制订新的减排目标取代《京都议定书》，并于2012年生效。15日，所有缔约方一致通过了《巴厘岛议定书》，为期13天的会议最终闭幕。
“巴厘岛路线图”的最终绘制成功，得益于国际大气候的变化。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使气候变化在全球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纷纷表示愿意为保护气候系统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执政理念，根据UNFCCC的规定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美国，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自愿采取有利于保护气候的政策与措施，美国国会也开始对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多种方案进行深入的探讨。
“巴厘岛路线图”包含了13项内容和1个附录，为2009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设定了明确议程。它明确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实际上否定了美国要求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的不切实际的要求。除减缓气候变化问题外，路线图还强调了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及资金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最为关心的三个问题。但十几年来，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方面采取的实际支持行动其实很少，技术转让方面更是一片空白，发达国家的态度一直令发展中国家强烈不满。路线图还设定了时间表，要求有关的特别工作组在2009年完成工作，并向UNFCCC第15次缔约方大会递交工作报告，这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完成时间一致，实现了双轨并进。
这份让不少与会代表激动落泪、拥抱庆祝的路线图，最大的成就是把一直游离在全球减排框架之外的美国拉入了伙。协议明确规定，UNFCCC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的美国这次妥协了，使它变成了一份应对气候变化的真正的全球协议。
至此，其他各方也妥协了。《京都议定书》前言内文中没有对工业化国家的减排任务做出具体规定，也没有建议哪些国家应当减排或者减排多少，而是在注释中援引学术著作中的建议减排目标：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2000年减少一半；到2020年，富裕国家必须减排25%～40%。基于此，环保主义者对此非常失望，甚至认为它是废纸一张。
尽管“巴厘岛路线图”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国际协议，但它是一个指导今后气候变化谈判的纲领和计划，是一个表示大家都愿意参加后一阶段谈判的意向书，确定了谈判的时间表。
它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延续，留给绝大多数人的，正是这样一种希望。人们同时预期，这个希望的实现之地，就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4.4 哥本哈根的声音
“我们的未来不能用钱来买，很遗憾，我们图瓦卢不能接受这份协议。”
2009年12月19日，被全球人寄予希望的第15次缔约方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延迟了一天之后闭幕。持续两周时间的会议充满着激烈的争吵，谈判不时地陷入僵局，最终仅仅是通过了一个篇幅简短而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本——《哥本哈根协定》。
WWF全球气候行动负责人吉姆·卡斯坦恩表示，哥本哈根会议几乎是在老调重弹，走的还是巴厘岛会议的老路，经过两年多的谈判，现在的结果只是一个无力的协议，这离形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还相去甚远，远远低于会前人们的期望值。哥本哈根会议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谈判“距离完全失败只有一步之遥”。
围绕哥本哈根的一系列气候谈判，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复杂博弈，核心在于如何确定和分配各自应对气候变化承担的责任。2℃的临界点实际上划定了大自然给我们的排放总量（CAP）与行动边界。
美国在奥巴马上台后，在布什政府的强硬气候政策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奥巴马表现出的善意姿态和明星效应，一下子把各国对美国的敌意化去了大半。随着中国开始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排放大国的趋势，再加上中国在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中经济增长势头不减，于是各国开始把更多的减排期望和压力，转移向了中国。
在以往的谈判中，中国和印度一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京都原则和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巴厘岛路线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理由有三：现有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多年的历史排放积累下来的，它们应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中国现在还在发展过程之中，很多排放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排放，而且人均排放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目前记到中国名下的排放，很大部分来自跨国公司在华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商品的生产，这实际上属于发达国家排放向中国的转移。为此，发达国家首先应该至少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同时把GDP的1%用于扶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事宜。
这是一场阵线变幻不定、复杂混乱、令人精疲力竭的争吵，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与77国集团，构成了谈判桌上立场泾渭分明的三方。各方都不敢否认自己的责任，因为这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但同时又都寄希望别人做出最大的让步，让自己损失最小。
美国是数一数二的碳排放大国，财力和技术实力也最为雄厚，直接面对着最大的减排压力，一些即将被淹没的小岛国更是把矛头对准了这个排放大户，认为正是它不负责任的政策才令自己难逃灭国之祸。奥巴马政府也希望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以重建美国受损的全球领导地位，但面对着国内农业、能源等利益集团的反弹，同时医疗改革也耗去了奥巴马的大部分政治资本，为此他必须想办法让中国做出更大更明确的减排承诺。
美国2009年11月25日减排承诺是，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据专家推算，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这使环保主义者大失所望，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布什政府的无赖政策为美国争取了8年免排时间，占了各国的大便宜。
欧盟独特的绿党政治和在战后国际外交领域首次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使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一直很积极主动。不过，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碳排放大国在减排上的行动一直让它很不满意，因此在谈判中的态度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如果其他国家承担量化减排责任，欧盟还可以减排到30%，即便如此，这离中印等国一直期待的40%的减排下限还有很大距离。日本则承诺，到2050年比2005年的排放水平减少60%～80%，建立核证减排量交易市场。
由于对中印在谈判中坚持的三条理由无可辩驳，欧盟和日本开始试图寻找让中印量化减排的渐进式的办法。斯特恩爵士认为，中国内部差异极大，虽然中西部地区还处于落后状态，但沿海一些省市的人均排放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地区应该和欧洲一样承担起量化减排义务。日本人想出的办法是按行业减排，只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减排下去，加到一起整个中国的总量帽子就可以戴上了。
有人说：在全球气候的问题上，我们希望奥巴马“做的有他说的好”，胡锦涛“说的有他做的好”。中国是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行动派，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2005—2010年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等有约束力的国家指标。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这比欧盟迄今为止的整体减排量还要多。
2009年9月2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实际上是如今最权威和最完整的中国政府关于气候政策声明，声明包含了四点强有力的行动计划：加强节能、提高能效，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站在联合国讲坛上的胡锦涛必须给自己和中国找到一个保持艰难平衡的点：既要把握20年的战略机遇期带领13亿人民摆脱贫穷，又要减少碳排放降低对地球环境的污染。他的四点政策声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到维持这种平衡所需张力的极限。当然，这种自我加压的高难度平衡，本身也可以促使中国不断革新，为中国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
为了给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注入最后的政治动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敦促各国首脑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失败不是选择。没有候选计划。我们必须在哥本哈根把协议达成。”这位一向不喜欢以强势姿态示人的韩国籍外交家以简短有力的语句说，“如果不能在哥本哈根达成广泛协议，那将在道德上不可原谅，在经济上目光短浅，在政治上也极不明智”。
然而，尽管为期12天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历尽曲折，尽管作了延长“加时赛”，会期比原计划延长了半天左右，但哥本哈根仍难以逃过像多哈世贸谈判一样的“惨败”命运，最后大会在一份没有约束力的声明下草草收场。这样的“黯然”落幕，使人类又失去了一次协力合作共同迎接新挑战的良机。
由于最后的“声明”没有列入各国减排承诺，也没有具体列出资金援助出资比例，“声明”只是草签了一份通向2010年墨西哥气候大会的路线图，这份声明被人们视为只是比完全失败稍微好点而已。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不仅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存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而且也正在对人类文明本身构成严峻的挑战。气候问题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和简单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政策）、法律甚至道德上的问题。因此，解决气候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范围，而必须依赖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体的一致行动和通力合作。各国之间尤其需要形成伙伴关系，通过构建良好的合作共治网络，来共同应对这个全球性难题，从而切实维护起全球公共利益的责任。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需要面前，哥本哈根会议即便不是一次完全失败的会议，也绝对谈不上是一次取得重大成就的会议。按照WWF全球气候行动负责人吉姆·卡斯坦恩的话来说，经过两年的气候谈判，哥本哈根会议产生的是一个无力的协议，离形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还相距甚远，因此，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谈判“距离完全失败只有一步之遥”。
会议最终结果表明，世界各国实际的控制气候变化的协调行动与人们的理想愿望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大会没有缩小这方面的差距，而是把差距留给了未来。
哥本哈根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把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2—2020年）的减排目标用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但会议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而只是罗列了部分国家先前公布的承诺。与此同时，哥本哈根议题中的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承诺，也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发达国家暂时只肯就未来三年每年的资金做出承诺，其口头上做出的一些长期融资承诺，由于缺乏制度化保障而有可能成为空头支票。再者，争论得最为激烈的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的性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治理结构的参与问题。在本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是自主减排还是接受监督（即所谓的排放的可量度、可报告与可核实），这个问题也没有形成最终的共识。
要在以后更多次的会议上，解决这次会议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际社会必须在方方面面达成广泛的共识，争吵、相互指责、推卸责任，都不是应有的选择；谅解、理解、平等、合作，才是解决困境之道。
而最重要的共识应该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必须是和谐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必须在追求和维护公平公正的价值原则下实现各自的发展。因此，必须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促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基础；必须在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缓行动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必须建立制度化的平台来落实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持久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应该重新启发人类的思考。哥本哈根会议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上，仅仅有政治意愿，仅仅产生一些口头上的共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采取其他的切实行动。这些行动，能在今年的墨西哥城会议上得到体现吗？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