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30多年前，尽管十年浩劫刚刚过去，但仍有一些记忆足以让人回味终生。作家韩少功笔下的《漫长的假期》，讲述了发生在文化禁锁的荒芜年代，关于书的故事。
标：韩少功：怀念那些读书的日子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
1967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赫然触目。
毕业后下乡，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6000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点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那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一双绣花鞋》等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啊，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孪着，痉孪着。
“玛——莎！”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辩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志，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20年前就读过。
（摘自《中国青年报》 韩少功/文）
标：难以忘却的一天一夜
一生要过几万个日日夜夜，能铭刻心间的却不多。返沪、考大学、结婚、生孩子……哪一刻都会使人激动不已，但在我心中永不被磨灭的一天是1970年3月20日，就在那一天随着一声长鸣的汽笛，我开始了人生的重大转折，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那一夜，我真正体会到离别亲人远离家庭的痛楚。
第二天早晨，列车经过十多小时的跋涉，停靠在蚌埠车站。同学们相互依偎、搀扶着睁着通红的眼睛走出车站。映入眼帘的是母猪带着成群的小猪晃晃悠悠地在大街上“闲荡”，驴车、马车挤在拥挤的广场上等待生意。衣衫褴褛的乞丐朝我们这一群“天外来客”伸着满是污垢的手，乞求讨得一些残羹剩饭。在蚌埠军供站，当地政府免费提供了早点——高粱米稀饭加白馒头，可有多少人吃得下呢？经过短时间的休整，按各划分的县、公社集结，坐上了破旧不堪的客车驶向二百里外的蒙城县。
四小时后，到了我们新的户籍所在地立仓公社。在这里我们又听到了熟悉的乡音，那是1969年下乡的上海知青。虽说才离开上海十几个小时，但在异地见到上海老乡竟是那样的亲切、激动，并纷纷打听立仓的情况。在公社大院，是高规格的免费午餐：山芋粉丝汤及高粱、小麦混杂面馒头。当时，这些是农民要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的主食，可惜那天却被不谙世故的我们将汤倒得满地都是，馒头扔的满屋顶。紧接着是分集体户分生产队，并由知青“监护人”生产队长领回各自住处。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三回头和熟悉的同学们告别。踏上了乡间小道，步行了八华里，来到了将伴随我们度过漫长人生的“新家”——两间低矮的干打垒草屋。
傍晚，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了，屋里屋外都挤满了。那时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悸，那是犹如雏雁离开了雁群，鱼儿落入了网窝的感觉。好在队长通情达理，驱散了人群，才得以让我们整理行装。我拿出闹钟，时针正指向十七点。
二十四小时，就是这一天一夜，揭开了我人生新的一页，从此开始了漫漫十年的知青生涯……那一晚，虽然睡在用绳扎成的橼床上，但我很快进入了梦乡，梦见自己正奋力展翅，朝着那遥远的闪耀着五色光环的前方。 （朱正纲）
标：买布票
我下乡当农民的时候，唯一的一点好处就是在当地私下能够买到国家紧俏商品的凭证布票。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布票是多么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