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必然性是发生在这样的一种脉络之中：在过往20多年改革开放的时间里，中国已形成了一种能力，即能够将大批产品迅速制造出来，甚至能毫无困难地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然而，有一个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中国迟迟得不到解决，这就是如何将这些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由于中国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和有效需求的有限性，中国不得不将产品的出口放在国际市场上，即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于外需。但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这种发展模式的负面经济社会效应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继续将出口增长速度保持在前些年的高水平上已越来越受到强大的挑战。
就在贸易顺差不断给中国带来贸易摩擦时，世界银行于2006年年初发布了令人振奋的报告，报告表明：中国国内需求正成为其经济强劲的拉动力量。世界银行发布的季度经济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幅9.9%，较2004年的10.1%略有下降。报告预测，2006年中国经济仍将实现惹人羡慕的9.2%增幅。（注解4，“世界银行发布报告：内需开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美]《商业周刊》，2006年2月15日。）
仔细研读这份发布于2月9日的世界银行的报告，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颇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中国国内需求开始取代出口逐步成为其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尽管中国贸易顺差在2005年翻了三倍，突破了1000亿美元，但其出口增速显然开始放缓。2005年一季度，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5%，到第四季度，增幅已下跌至25%。与此同时，2005年一季度中国进口增加了12%，而四季度这一数字增加至22%，其中12月份进口额甚至超过了出口。对此，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伯特·霍夫曼认为：“中国国内需求已经开始推动（经济）增长。”（注解5，同注解4。）
那么，是什么造成这一重要转变的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许多人称之为的“世界贸易组织效应”的消退。2001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为了充分利用打入海外市场机会，中国国内企业及其境内外资企业纷纷扩大生产能力。如今，这一投资潮开始降温。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刘易斯·奎杰斯表示，和2004年相比，中国2005年总体利用外资总量实际是下降的。他预计，中国2006年出口增幅不会超过20%。（注解6，转引自******，“中国人为扩大需求引起的隐患”，《宏观中国》，2005年总第十八期。）
其它因素也帮助造成了中国贸易出口增幅放缓，其中之一是人民币的升值限制了纺织品等低利润行业出口。近两年来一直在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一些高耗能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取消了部分产品出口增值税退税政策使钢铁和铝等产品出口也因此受到影响。
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中国政府急于扩大内需的深层次原因。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06年3月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领导层提出的“全面、和谐和持续”增长，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扩大内需，而提高人均收入是解决扩大内需的办法之一，包括提高征收个人所得税门坎和给公务员加薪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国有望实现到2010年人均年收入1750美元的目标，较2000年翻一番。此外，提高人民教育、医疗水平和退休金待遇也是促进消费的重要举措。很多中国人将大量的钱投入到“预防性储蓄”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支付医疗费用，必须承担子女教育支出，也必须存钱养老，因为80%的中国人没有被退休金制度覆盖。而今后，一旦政府承担起这些责任，中国人将会愿意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更重要的是，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存在着一些长期的潜在增长因素。
一、新农村运动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有人在关注中国经济未来必然要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在上世纪末便开始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表示担忧，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必然要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由此，他提出了在中国开展“新农村运动”的主张。（注解7，转引自鲁陵官，“新农村运动到新农村建设”，《中富证券》，2005年12月22日）其主要观点是：
（1）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市场极度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新形势下，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增长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目前国民经济得以走出困境的关键。
（2）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更直接，政府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仅仅依靠财政支出来弥补民间投资和消费不足是难以长久凑效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虽然加大了财政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但对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一直很有限。
（3）中国经济能否在较短时期内摆脱当前的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着因结构原因而未实现的社会大需求的存在，以及政府政策是否能给这种蓄势待发的大需求创造一种实现需求的充要条件。否则的话，中国经济只能靠各个产业淘汰大批效率较低的企业来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个过程将是痛苦而漫长的，其代价之昂贵也是可以想见的。
（4）目前，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的美国、9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有一个十分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中国有一个广袤的农村大市场，这个市场潜力很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远未饱和。因此，一旦农村市场开拓，将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强的乘数效应。它将成功启动疲弱多年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城市经济一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5）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即有一些人把眼光转向中国农村这一巨大的潜市场。但是开发农村市场的努力已有好多年了，效果却一直不佳，其原因不在于农民收入太低买不起，而在于与消费耐用商品不配套的基础设施，即农民即使消费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但却没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这一基础设施不配匹的问题在经济落后和边远地区尤甚。
（6）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中国能早日走出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所导致的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络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就是这篇于1999年倡导“新农村运动”观点的论文发表6年后，“建设新农村”观点终于被中央高层接纳，写入了2005年的中央文件。2006年3月确定的“十一五”规划的6大任务中，头一个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继3月4日中国政府十届四次人大会议开幕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财政部6日的预算报告也紧跟着做出承诺，2006财政年拨出的全部“三农”财政支出高达3397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年财政支出15％。尽管这些拨款如何分配和使用尚不得而知，但中国政府同时交人大审议的“十一五”规划草案中提出的几项具体建议，还是使新农村运动大致浮现出了一些轮廓：
——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未来5年中央财政支出1000亿元用于进行乡村公路网建设，并以沼气设施为重点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改革农村税费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强化县一级、弱化乡一级财政职能。2006年起开始停征农业税，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7年起取消全国范围内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扩大农村合作医疗，并在2010年前投资200亿建设乡村卫生室和文化室。
我们不能不佩服林毅夫当年深邃的洞察力。2003年、2004年，中国投资过热形成的产能过剩到了2005年已逐渐释放出来，据商务部统计，中国38%消费品是过剩的。2005年下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双双下滑，迹象显示：下行还将继续，并再次露出了通缩端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任其发展下去，其结果将有一大批企业因不堪重负而破产退出市场，从而使现有产能过剩得到有效的收缩，直至与需求大致相适应，达到一个相对平衡。但是，这种办法将使整个中国经济衰退，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第二个办法是创造出大量的新需求，消化大量过剩产能。后者做起来工程浩大，但中国巨大而落后的农村市场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切入点，却蕴含了得天独厚的巨大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农村基础建设，可以创造出上述的新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新需求，困扰中国多年的产能过剩问题将至此迎刃而解。
不过，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观点在中共中央文件里变成了“新农村建设”，“运动”改成了“建设”，不仅在称呼上显得更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其内涵和意义变得更宽泛。林毅夫的本意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新农村运动来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的通货紧缩问题，这也是林的“新农村运动”观点招致不少反对声音的原因。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大背景下，把农村作为消化过剩生产能力的工具，在道义上和实际可行性上都存在着一定问题。（注解8，胡景北，“质疑新农村运动”，《三农问题网》，2006年2月2日。）而中国政府的“新农村建设”提法，则体现了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涵义，不仅具有自动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缓解通缩的经济意义，而且更具有消除中国城乡二元化矛盾、稳定社会的政治意义。这种提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反对者的疑虑。
类似林教授提出的的新农村运动在海外是有例可循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就尝试了“新农村运动”，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新农村运动”，韩国农村经济获得了大幅发展，城乡差距大为缩小。2004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是1∶0.94。“新农村运动”成为韩国城乡和谐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韩国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借鉴。显然，推进中国新农村建设已成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预示着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已拉开序幕，改变中国农村面貌和农民命运的新农村建设正式启动。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对农村生活的诗意遐想。从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到民国时期周作人、梁漱溟等人的新农村运动概念，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为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农村而冥思苦想，不懈奋斗着。可惜，他们的愿望只能像流星一样在感叹中倏忽即逝。
1949年中共执政后，政府便提出了“新农村”概念。只是由于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才使这类概念一直无法得到贯彻实施。1980年底，中共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内容自然将新农村包括了进去。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地围绕小康目标掀起了建设小康示范农村、文明生态村、新家园建设村等高潮，展示了中国新农村的美好前景。1999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2004年，中国政府在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努力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又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至此，政府解决中国农村的“三农”问题的完整思路已经形成。而200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中国高层政府推动农村运动实现中国第二次经济腾飞的一次更具体的落实和实施。
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天下稳。尤其是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后，能否协调城乡发展，正是检验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在迈进类似中国的这个门坎后却没能有效地增加农民这一重要人口群体的收入，最后导致区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而韩国则在工业化中期不失时地展开了“新村运动”，从而使农村与城市得到同步发展。拉美和韩国为中国21世纪新复兴运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目前，中国已由中共执政初期的农业国成功转型一个工业化中期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城镇化水平达到40%，农业与非农产业价值比为15∶85，已完全具备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为此，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作了“两个趋向”的判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带有普遍性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