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李琦
李琦题词12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在中央台首播后，我收到该片总顾问、曾担任过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同志的一封短简，告知我寄赠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两书的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已收阅，专致谢意。80岁高龄的李老礼贤下士，给我带来意外的欣喜。因为早在1996年5月初，我已采访过这位知名的“向阳湖人”，他当时认真地提出“君子协定”，约好此次访谈只能算“忘年朋友间的闲聊”，不可付诸文字。出于对老人的敬重，我信守诺言，不敢违约。到了年底，慈祥的李老为表示对我热心挖掘“向阳湖文化”的理解，给我寄来一幅寓意深刻的题词：“不能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了！”现在大札又至，无疑包含着鼓励和鞭策。我抓住机遇，马上通过电话，恳请李老“批准”我破例写写他，以补心中缺憾。我陈述的理由有二：其一，他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可谓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人物，不可不写；其二，周总理对向阳湖文化人的关怀，在他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不能不写……
李琦致作者信
“一声周总理，双泪落襟前。”远在京城的李老再不忍拒绝我的热情，嘱咐一句：“如果写，一定要实事求是。”我连忙请他放心，保证“实话实说”。下面，就让我回过头来向大家介绍那次在李老家的见闻吧。
走进李老家的客厅，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挂着的字画。一幅是陈云同志82岁时书赠李琦的一首唐诗（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另一幅是著名画家李琦创作的国画《周恩来总理》。置身于这样的时空，令人顿时产生一种历史沧桑感和现实的亲近感。平易近人的李老见我品画良久，便风趣地解释道：“北京有十几个李琦，我和这位画家也同名同姓，但互不沾光！”他的夫人王泓及女儿幼玲坐在一旁，和我一齐笑起来。接着，李老由谐入庄，开始回忆往事。
1969年9月，受“文革”政治风浪的冲击，6000余名文化人下放鄂南。李琦带着13岁的小儿子小钢来到向阳湖，被分配在一大队二连劳动。从前不会做家务，如今得干繁重的体力活；从前生活条件较好，如今得随遇而安。一次，在中组部三处工作的夫人前来探亲，一家三口被安排住进一间四面透风的房子，屋漏又遭连夜雨，整个晚上没睡好觉。后来，女儿也到干校住过一礼拜，她对咸宁的印象倒是极佳，“少年不识愁滋味”，只觉得咸鸭蛋好吃，骑水牛好玩。她并不知道，父亲和文化部副部长赵辛初等人头顶“黑帮”的帽子，被打入“另册”，受人歧视，精神负担是多么沉重。
聊到这里，李老小结道：“干校的生活千篇一律，大同小异。坦率地说，我不大愿意谈这段历史，因为提起来容易激动。”他举例说，干校组织揪“五一六”，说他是“后台”，并在千人大会上点名，而所谓“五一六”定性是反周恩来，他怎么会反周？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了解到，50年代初，李琦同志担任周恩来办公室秘书，在西花厅工作长达7年之久，于是问道：“李老，能请您谈一下‘文革’中周总理对您的直接关心吗？”
李琦在京寓所谈起敬爱的周总理，李老心潮难平。他缓缓对我说：“你既然远道而来，我告诉你一点‘内幕’。‘文革’初我被夺权以后，总理还不时找我给他调片子看，这是在无形中保护我。那时人身自由没保障，不久我被造反派揪走关起来，逼我写总理的材料，我写了总理的伟大人格，他们便不让我吃饭，可我还是这么写。后来总理知道了，对造反派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慨，下命令放我回家。我‘落难’向阳湖以后，总理也没少惦记。有一回，他找来军宣队的人问：‘李琦究竟有什么问题？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为什么老不解放他？如果是敌我矛盾，你们把材料拿来给我看。’还有一次，总理对文化部的当权者突然问起：‘李琦还在咸宁劳动？他现在的血压是多少？’被问者弄得莫名其妙，因为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我有高血压，只有对下级关怀备至的总理才会如此细心、周到。总理问我的同时，还问及周巍峙……”
作者和李琦我插话说：“去年秋我去采访周老，他题了一幅字——‘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李老点头表示颇有同感，然后继续叙述道：“有次我请假回京探亲，军宣队代表却问，‘你回京去不去见周总理？’我说能见自然要见，总理忙没时间见则是另外一回事，结果他们近3年时间不批我的假，最后我没办法，写信让儿子带回京，再由老伴送至总理。很快地，邓大姐通过国务院秘书局打招呼，我才得以提前返京。赶巧，那天是1972年2月21日，正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是从天上（坐飞机）来北京，而我是从地下（坐火车）回京的。”王泓同志对我笑道：“他到家时身穿旧中山装，满是污泥，那样子真狼狈。”我禁不住说：“这一天于国于家都是个历史性的日子！”李老意犹未尽，又补充道：“周总理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伟人，不仅是对我，他关心的干部和文化人数不胜数。”
李老返城后，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等职，1995年离休担任顾问。但他离而不休，仍在为编写和审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和年谱倾注心血。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在咸宁干校留下的故事同样内容丰厚，颇具史料价值。我见时间不早，又简要汇报了自己对“五七”干校的思考，请他顺便谈点指导性意见。李老不假思索，神情严肃地回答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彻底否定‘文革’，大批文化人被迫下放咸宁，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永志不忘。我以为，对‘文革’的研究，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同历史、现实都有密切关系。历史是相联系的，它不能割断，我们只有懂得昨天，才能更好地了解今天。‘文革’一直到现在还有后遗症，它影响的不只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总而言之，我们国家再不能发生‘文革’了！”
我洗耳恭听，仔细体会，以为这番话称得上是对咸宁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意义的最好概括，相信今后读者也会有同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