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古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如果说，“瓷器”在英文中和“中国”为同一个词，足见其历史悠久的话，那么，著名古瓷鉴定专家耿宝昌被称为“人间国宝”也就顺理成章。耿老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理事、国家文物局“馆藏一级品确认组”主要成员、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导师，著有《明清瓷器鉴定》，并主编《中华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获首届中国辞书一等奖）。自15岁起，他便师从文物鉴定大家孙瀛州先生学习鉴定，50年代至今，凭着多年练就的“火眼金睛”，为国家鉴定确认过上万件一级文物。繁华看尽归淳朴，尽管耿老已享誉海内外，他至今对“文革”期间在向阳湖度过的干校生活仍“耿耿于怀”。
耿宝昌在读书耿老在一个冬日的晚上接受我采访时，是以一段放鸭旧事作为“开场白”的：他于1969年9月23日来到咸宁干校后，编在故宫所属二大队九连，不久便被分配到湖里放鸭子。这种劳动虽然艰苦，但善于自我调节的文化人却从中得到不少乐趣。如鸭子们在他的指挥棍下，总能团结一致，服从调配，颇通人性。有时哨子一响，便会成群结队呈线状靠拢来，场面十分壮观。因为他用土霉素、四环素等为鸭子治过病，还会时常被“大家”团团围住，争相与之亲热。耿老现在回想起来，倒觉得“真逗”。
我曾读过陈白尘先生的《云梦断忆·忆鸭群》，今日亲闻耿老的讲述，感到如出一辙。他见我听得认真，接着聊起了在向阳湖学做饭和育稻种的经历，我一一记下，以备日后创作素材。老人劲头十足，又生动地追述着：“干校那阵子真叫‘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有次我被派工去大堤看水情，防汛时大水一至，便赶忙敲锣报警……人有时就是这样，没有吃不了的苦。”
作者和耿宝昌耿老满头银发，身板硬朗，边谈边“哈哈哈”笑个不停。这时，我乘空打量一下四周简朴的陈设。且不说旧式家具和小冰箱、电视、电扇已经过时，竟还有一辆自行车占据着已稍嫌拥挤的客厅，此外，“撑门面”的东西也有三件：墙上刘九庵先生题写的“芝兰室”匾额和桌上黄政旺（台湾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赠送的金光闪闪的“光华文物”纪念牌，以及摆在地上的一件精美的陶瓷赝品。原来，早在50年代，耿老已将自己的藏品全部无偿捐给单位，个人不再收藏；他鉴定文物也是公事公办，从不理睬任何一次送上门的发财机会。他房里展示的“请勿照相，谅谢绝鉴定”几个大字就十分醒目，从中不难体会出主人大公无私的品格和甘于清贫的心境。我顺便问起耿老为何住房如此简陋，他打趣道：“我对这老房子有感情，既不粉墙壁，也不装空调，免得走样。我本来有条件搬到东郊好一点的宿舍去，但总是舍不得走，因为这里离医院近，离八宝山也近。如果离得太远，死后多劳驾朋友不好意思。有人见面问我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总是回答‘还能活一礼拜’。”
真是乐死人！我以为，耿老的幽默还透示出一股悟道参禅的味儿。他自己似乎并不在意，转而又谈起干校生活的感受，补充说：“我在咸宁还有一点体会，真正有学问的人甭管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都是不会放弃自己专业的。比如，金石学家唐兰先生年岁大，让他晚上值班，他有空也不忘看甲骨文；再如古瓷专家冯先铭先生，他患有高血压，在向阳湖强体力劳动之余，仍然坚信有朝一日还会重操旧业；还有徐邦达先生，你白天批他‘走白专道路’，他晚上照样偷看业务书……”自然，耿老又何尝不是这样。毕竟天道酬勤，已年近半百的他很快时来运转。1971年5月，根据周总理指示，故宫边整改边开放，需要从咸宁干校调业务骨干回京，耿宝昌等8人便成为故宫第一批离开向阳湖的人。送行时，留守的同事们全部满眼泪水，仿佛和他们几个“幸运者”是生离死别。到京第二天，他们就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中去，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不久，我国开展“文物外交”，1973年夏，应法、英等国的邀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土文物展览”到欧洲展出，耿宝昌旋即成为随展组成员，这也是“文革”后文博界第一批专业人员出国……
“一晃快30年了，今天能和‘第二家乡’的人见面，真让人高兴。”耿老回忆至此，又亲切地向我问起向阳湖的近况，并对咸宁开发干校文化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认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咸宁干校这一重大事件，对地方史、志是个很好的充实，应该及时抢救和挖掘，借题发挥，搞好宣传，众多文化人虽然现在给咸宁带来了知名度，但当年也给地方上增添了不少麻烦（单说做房就砍了不少树），而咸宁人勤劳、质朴，他们的优秀品格也影响了大批文化人。这6000余人中至少有90％以上的还在世，有选择地进行采访、宣传，将对鄂南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有道是“客树回看成故乡”，耿老的一番话无疑洋溢着对咸宁的关爱之情。临别他还欣然应请留言，信笔写下一行字：“常思当年向阳湖”，足见咸宁和老专家一生钟情的陶瓷一样，再也难以从脑海中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