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盛行，让矿产的不均衡分布雪上加霜。澳大利亚政府2010年公布税改方案，拟对全部非可再生资源征收高达40%的“资源超额利润税”。该方案引起强烈反弹，导致陆克文政府倒台。随后组阁的女总理吉拉德宣布在原有税率基础上下调10%，并将税改局限于铁矿石和煤炭领域。目前，具体征税方案还未尘埃落定。不过，由于关键政党绿党挺持，政府预计不会对矿商的抗议做出更多让步。此外，为防止外来投资损害国家利益，堪培拉还誓言要重审《1975年外国投资法案》，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像澳大利亚这样，通过征收高额开矿税和加大投资审查来阻止本国资源遭到过度开发的例子，在矿产国当中并不少见，美国就经常利用资格审查将中国投资拒之门外。不过，无论是征税还是审查，都要依照既定法律程序操作，因此相对而言，这些资源保护主义的做法并不为过。
但有些做法就具有明显的歧视性。2011年4月，铁矿石第三出口大国印度宣布将块矿出口关税从10%提高到15%。为充分用于满足国内经济增长，印度钢铁部长阿图尔·查图维迪甚至提议完全禁止本国铁矿石外流。他的这一建议得到南部矿产大省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叶德尤帕拉的坚决支持。从7月底开始，该邦所有10个港口封运，由此导致印度9月份铁矿石出口量大幅下滑了47%。过去新德里将大部分铁矿石输送到中国，再从中国进口成品钢材，这种局面可能会被打破。
限制或禁止矿石出口以延长本国的产业链，这种做法现在司空见惯。柬埔寨、巴西、津巴布韦、赞比亚等国都在采取措施，鼓励或要求在本国进行深加工，不愿让丰厚附加值流失国外。
有些国家干脆规定了外资限额，或者强调资源须为本国企业控制。比如刚果矿业部计划在未来矿业合资中拥有最低35%的股份。南非黑人政党“非国大”掌权后，制定新法要求“因历史原因而处于弱势的南非人”在2014年前获得矿业资产的26%。蒙古国最近几年的矿业法反复修改，乌兰巴托一开始愿意转让部分股权，随后又希望只拿开采权对外合作。资源丰富的俄罗斯则长期将本国矿产摆在战略高度，严格限制外资进入。
为了控制资源，在拉美和非洲，委内瑞拉式的“国有化”潮流还在蔓延。5月，玻利维亚地方政府将一家瑞士公司控股的锑矿冶炼厂和4家电力公司收归国有。在矿产大国南非，就是否采取国有化依然在持续辩争，不过，英美资源和全球第三大铂出产商Lonmin Plc宣称，他们已被剥夺数座矿山的采矿权。而南非政府也在8月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内暂停一切新矿勘探活动的审批工作。
虽然针对黄金资源收购的新闻比铁矿石等资源较少，但民族资源主义带来的影响更广泛。黄金不仅是一种宝贵的战略资源，还是一种捍卫国家金融体系的金融资本，这已经成为各国共识。近几年，由于优质黄金矿山基本绝迹，黄金资源的争夺相对平静，但黄金资源的跨国收购一旦发生，一定将在政治层面产生巨大反响。
以垄断为荣
不仅矿产资源拥有国在想方设法控制资源，一些矿业公司也在极力谋求垄断权。在某种程度上，矿产富余国、稀缺国和跨国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三方拉锯混战的局面。这反过来更加剧了资源竞争过程中的紧张和不安。
据统计，规模居前10位的矿业公司已经控制了西方国家80%的锡矿、75%的铜矿、58%的金和57%的锌产量。前50名的跨国矿业公司产值占全球矿业总产值的59%。
这并非耸人听闻。在铁矿石领域，“龙头老大”巴西淡水河谷一家即独占全球产量的30%，力拓以25%屈居第二，必和必拓占15%。三大巨头联手操纵，促使价格成倍攀升，让铁矿石进口大国叫苦不迭。2009年6月，陷入债务危机的力拓在放弃中铝195亿美元的注资方案后，携手必和必拓，共同经营西澳洲的铁矿石业务。两大巨头强调通过共享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可为股东节省100亿美元的投资，但垄断的风险却让消费者惶恐不已。各大钢铁企业积极游说，欧盟和中、德、日、韩等国的反垄断审查机构纷纷施压。10月18日，面对渺茫希望，“两拓”最终只得放弃这项高达1160亿美元的合资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3年前，必和必拓就曾以1736亿美元的天价试图吞并力拓。此次虽再度失手，但这家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矿业“巨无霸”并不愿轻言放弃。实际上，在进军西澳的同时，必和必拓还在谋求钾肥市场的霸权。
8月11日，必和必拓以每股130美元的价格向全球最大钾肥生产商、2009年度第11大矿业公司——加拿大Potash发起收购。被对方以“严重低估”为由拒绝后，必和必拓遂直接杀向其股东，抛出了386亿美元的高价诱饵，气势逼人。在此之前，必和必拓已经在加拿大获得多块矿区，并于2011年1月将该国第二大钾盐公司收归麾下。如果此次交易成功，必和必拓将轻松重绘钾肥版图，改变此前由美加Canpotex（由Potash等3家企业组成的加拿大钾肥出口联盟）、俄白IPC以及以色列化工公司三方垄断的局面，以绝对优势跃居全球第一。必和必拓的野心引起钾肥最大消费国中国的忧虑，为阻挠其步伐，中化集团先是试图联合俄罗斯化肥集团Uralkali，后又接触新加坡投资机构淡马锡，希望共同参与竞购。不过，在这场钾肥大战中，中化集团只是小角色，矿业巨头们都在积极布局，谋取有利地位。
在矿业领域，雄心勃勃的必和必拓所构筑的是多元化的庞大帝国。除铁矿石和钾肥外，必和必拓还是全球最大的锰矿控股公司和动力煤生产商，第二大铬铁合金、第三大铜生产商，主要的原铝、氧化铝以及锌、铀生产商。其镍产量约占全球总供应量的17.4%，仅次于俄罗斯的Norilsk镍业公司。
同时是全球最大铜矿商的力拓也在寻求大幅拓展地盘，它的目标是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公司在2010年10月拿下了66%权益的蒙古国奥尤陶勒盖铜金矿。力拓希望将自己所持的艾芬豪股份拿来换取奥尤陶勒盖的直接权益，艾芬豪自然不干，并且于同年7月放开外部投资上限，以稀释力拓所持股份。力拓随后将中国铝业引入，力求通过中国的巨大市场来说服对方。
力拓似乎看顺了中铝这个欢喜冤家。3月份，它还决定按53∶47的出资比例让中铝共同持有几内亚西芒杜铁矿项目95%的股权，以便借力中国对几内亚的外交影响。西芒杜是一巨矿，力拓在2003年取得这一项目，但2008年几内亚军事政变后，该矿北部的1号和2号区块开发权被临时政府转售给英国的BSG，2010年5月，BSG又被淡水河谷控股。力拓一直不承认丧失两处开采权，由此西芒杜成了一个烫手山芋，陷入多方混战。
2009年，在多数发达国家钢产量大幅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生产出全球将近一半的钢铁。与此同时，铁矿石对外依赖度也攀升至69%；铜更高，达到了75%；锰矿几乎占全球硅锰、锰铁总消耗量的65%。巨大的资源消耗，逼迫中国矿企近两年四处出击，不过也因此迅速壮大。据统计，过去10年，中国累计完成369宗矿业和金属业的并购交易，金额逾500亿美元。但仅2010年一年，中国此类交易就达161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27%。2011年上半年，交易数量又比2010年同期增长了50%多。
除中铝、中色、中冶、五矿等国字号大型央企频频出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私企也开始海外试水，并购地点从主战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快速蔓延到拉美、中国周边及非洲。2011年6、7月份，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和山东钢铁集团先后投资在伦敦上市的非洲矿业公司，前者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后者获得非洲矿业旗下Tonkoilili项目25%的权益。
政治交易的载体
在资源高度垄断的局面下，各国都不会将自己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国家安全简单地寄托在所谓市场的万能分配上。外交被赋予了越来越重的经济色彩，而资源也不再单纯，成了政治交易的重要载体。
2011年10月下旬，印度总理辛格出访日本，主动提出希望日本公司参与其稀土的提炼和加工过程。作为世界第五大稀土生产国，新德里的这一提议无疑让陷入稀土供应危机的日本欣喜万分。不过，辛格可不打算让日企进入其矿山直接开采，而只是想利用其先进技术“提高价格竞争力”。另外，新德里雪中送炭，还有更深的用意，即在印度依然没有摘去“非法”核身份且不愿立即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情况下，谋求推进两国民用核能领域的合作。
日本政府自然不会把宝押在新德里身上。实际上，中日关系紧绷之后，时任首相的菅直人即在9月底向同在纽约外访的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求救”。几天后，利用在日本功成名就的蒙古籍相扑选手朝青龙邀请巴特包勒德赴日之机，两国敲定稀土等资源的开发协议。
大量稀土资源未得到开发的越南也是东京的“求救”对象。在10月底出席河内召开的东盟扩大首脑会议时，菅直人随身带上了双方合作开发的相关协议。此外，为确保稀土供应，经济产业省还准备援助更多日企前往哈萨克斯坦、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从事勘探开发，外务省则设立了一个专职部门，加强海外矿山开发信息的收集能力。当然，东京始终不希望失去中国稀土，在强力施压的同时，也一直在积极谋求与中方沟通。
在韩国争夺玻利维亚乌尤尼盐沼开发权的过程中，外交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展现。乌尤尼储存有全球有1/3的锂资源，在韩国2006年结缘玻资源开发之前，锂电大国日本、中国和法国早就在那里谋局。作为后来者，韩国虽拥有先进的非蒸发锂提取技术，却未被关注。为寻求突破，韩议员李相得自请担任总统特使，多次前往玻利维亚游说，不厌其烦地推销其技术，终于让对方心悦诚服。2011年8月，“高层路线”修成正果，两国建交45年后，莫拉莱斯总统破天荒前往首尔，成了首位到访韩国的玻利维亚元首。
当然，单凭技术和耐心并不能吸引对外资并不感冒的莫拉莱斯。在会谈中，首尔还决定4年内向玻利维亚提供2.5亿美元的经济发展合作基金贷款，并自2012年起将对方列入“共享开发经验”主要合作国家名单。
为落后的矿业国提供相关资金、技术支持，帮助他们修建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中国的这套做法几乎成了潮流。各国纷纷效仿，甚至矿业巨头们在竞争项目时，也会打包附上此类承诺。相比之下，打着反恐旗号，借着苏联人留下的阿富汗矿产资源报告，美军在阿富汗各地勘探矿产的做法，就不那么厚道。尽管以阿富汗现有的技术水平，无法开采出境内至少价值9089亿美元的金属矿藏，但不等于美国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资源应当通过国际招标寻找最合适的开采企业。竞争激烈了，矿业国就能多提条件，在获取资源丰厚收益的同时，也不费脑筋地完成本国的现代化改造。
对中国资源外交的学习不止于此。为获得种类丰富、数量庞大的非洲资源，新德里开始搞印非峰会，欧盟则将类似论坛调整为中国式的3年一次，日、印还宣布将其对非优惠贷款扩大一倍。
不过，非洲的前景依然晦暗不明。津巴布韦的铬铁矿、铂族、金，刚果（金）的铜、钴、金、钻石，赞比亚的铜、钴，几内亚的铝，加蓬的锰……外界对诸如此类矿产资源的激烈争夺，会成为这些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动荡不安的希望吗？不一定！
美国安全专家迈克尔·克莱尔预言，资源匮乏将成为未来国家间冲突的主要根源，各国对石油、矿石等战略性物资大规模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普遍的地区不稳定，特别是那些资源丰富而又长期存在主权争端的地方，如波斯湾、中亚和非洲的一些地区。观点有些悲观，但并非毫无道理。
海外资源并购环境趋变
除了资源民族主义色彩渐浓，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后，对渴望从海外获取更多资源的国内企业来说，拥有大把现金将不再是竞争优势。
据安永（Ernst&Young）会计师事务所统计，在资源并购交易金额上，中国从2009年全球排名第一，降到2010年的第四位。
“可能大家以为中国在矿业行业并购交易金额减少了，其实不然。从交易金额来讲，2009年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交易额总共120亿元，2010年是160亿元，排名上的下降其实主要是由于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竞争。”安永交易咨询部中国海外投资主管合伙人吴正希表示。
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在跨国并购当中，中国企业的资金实力已不再是决定胜负的首要因素。因为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矿业公司的融资能力也随之恢复。
吴正希表示，很多时候，中国企业需要呈现给全世界一个形象，那就是中国企业除了有资金实力，还要有知识、技术、战略规划等能力，这样才能使中国公司在竞争激烈的跨国并购当中胜出。
2009年，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源并购中异军突起，国际矿业市场均惊呼中国资本的到来。彼时，金融危机肆虐后的国际矿业市场哀鸿遍野，强大如力拓这样的跨国矿业公司，也差点沦为出售股权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