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塔利班也看见了我们的马匹，也许他们听到了无线电通讯中的内容，最后一个山坡爬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面朝下趴在泥地上，因为塔利班的一枚火箭就在我们身后的山坡上炸响。之后，我们爬起来继续跑，刚刚到山顶的时候，另一枚火箭炸响了，之后是更多的火箭，都稍稍打偏了一点，最后，我们已经跳进了战壕。
这里面没有什么好激动的，甚至都没有一点点抽象意义上的兴趣。真是糟糕透了，糟糕透顶。每当塔利班射完一个齐发，附近山上立即会有着弹点观察员用无线电报告我们的位置，说更多的人还在路上。指挥人员会发出一声警告，战士们就将我们拉进散兵坑，之后我们得等上5到10秒钟才能听到最后几声可怕的呼啸，再后立即就有一枚炸弹炸响。在一个散兵坑里，除非炸弹正好落在里面，否则你是安全的，但如果万一落在里面了，你永远也不会明白，因为你已经停止存在了。无论这样的可能性有多么小，想到我有可能从生直接走向不存在的境地，还是让人难以忍受。它把每隔10秒钟的等待变成了对存在主义十分奇特的一种练习。勇敢——这是替代恐慌的最常见的一个词——也没有任何吸引力，因为勇敢会让你被打死。事情就这么简单：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麻烦，而我本人根本就不想参与进去。我只想赶快从山顶撤下去。
问题在于，“撤下去”意味着我们必须从阿富汗的这一块土地上站起来，但我们现在已经成为这块土地的一部分了，之后必须顺来路跑回去。在几百码远的地方还有另一座山头，那里没有炮弹落下。在那边，一天就是极正常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在躲避炮弹的活动中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指挥人员说，他刚刚接到消息，说塔利班部队准备攻击这个阵地，如果我们不在附近，事情也许好办些。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必须离开。我和莱萨等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从战壕里爬了出去，深吸一口气，朝山下跑去。
主要只有我自己的呼吸声：深沉、绝望的粗气，排除了听到朝我飞来的火箭声的任何可能。我们离开的时候，指挥官就站在山顶上，他大声喊叫着告别的话，挥手让我们绕开一片雷区，那个雷区就在山坡的一侧。10分钟后，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坐在下一个山脊上，看着塔利班的火箭继续击打那个山峰，每一枚火箭都溅起一团烟雾，之后是一声爆炸的闷响。从那么远的距离看，那一阵响声真算不得什么，差不多就是你自己就可以想象投入其中勇敢地参加表演的那种爆炸。
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塔利班持续不断地发射炮弹，之后在早晨发动了进攻。马苏德的人马将他们赶回去了，没有造成自己一方的伤亡。
一个星期之后，马苏德回来了，他坐直升机飞往哈伦的战地指挥所，开始计划在整个北面战线上的大型攻击。那个指挥所在一处陡峭多草的小山顶上，就在称为达什特厄卡勒的前线小城南面一个破碎的乡间。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晌午了，马苏德用架在三角架上的很大一个军用望远镜研究塔利班的阵地。我们下车的时候，已经被剥夺职位的阿富汗政府外交部长、一位个子很小、面容严肃、名叫阿布杜拉博士的男子走上前来迎接我们。莱萨跟他说晚上好。
“早晨好。”阿布杜拉博士纠正说，一边朝谷地对面塔利班阵地那边点头，“我们这一边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炮火轰击又开始了，远处传来的一阵阵的闷响很难激起在近处才能产生的恐慌效果。当天早晨，我从一个梦中惊醒过来，我梦见一架飞机朝我扔炸弹，自己被炸翻在地，又看到炮弹从我身边弹跳着滚到旁边野餐的一家人身边。“好，”我想，“炸弹会炸死他们，而不是我。”那是一个丑恶和吝啬的梦，让我整整一天都安不下心来。
马苏德知道塔利班的阵地在哪里，他们明显也知道他的阵地在哪里，结果是，你永远都不能说自己是完全安全的。城里有个人被单单一枚流弹击中，结果双腿炸飞了。你无法开始思考这些可能性，否则永远都没有一个完。
马苏德还在望远镜里面看。他的脸生得像短柄小斧。前额上有4条深深的皱纹，他的杏仁形眼睛上有很深的睫毛，看上去他好像涂过眼线膏。有人说话的时候，他会转过头来盯着说话的人，目光炯炯，往往会让说话的人口齿不清。他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都是相当具体的，他会听完回答者说的每一个字。他之所以特别出众，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很帅，而是因为很难不去看他。
我问阿布杜拉博士说，马苏德的腰痛怎么样了。阿布杜拉轻声说话，以免让马苏德听见。“他说好多了，但我知道没有，”他说，“他走路的样子我看得出来。他至少需要休息一个月……但是，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炮击更猛烈了，太阳也开始下沉，马苏德和他的警卫以及将军们在地堡顶上排好队，开始祈祷。祈祷会进行很长时间，几个男人站的站着，跪的跪着，俯卧，之后站起，他们的双手朝天空伸去，以便接受阿拉。伊斯兰教是一种特别宽容的宗教——从某些角度说比基督教宽容得多——但它也极注重实效，这令人奇怪。把另一半脸转过去给人打并不是一种美德。先知穆罕默德公元610年第一次得到《古兰经》的启示后，被迫卷入与麦加腐败的库雷什统治者进行的一场战争，那些统治者迫害他，说他想把阿拉伯社会变成更平等化的社会，并统一在一个神的名下。627年，他的士兵在1：3的悬殊兵力之下，在麦迪纳郊外的特伦奇战斗中打败了库雷什。3年之后，他将1万人的大军开进麦加，建立了伊斯兰的统治。穆罕默德出生在一个残酷的部族战争年代，如果不是因为他同时也懂得如何作战，那么，作为一个预言家和爱好和平的普通人，他对人类的作用就小得多了。
天很冷，祈祷完成的时候，天都差不多完全黑了。马苏德突然站起身来，折好祈祷布，迈步走向地堡，阿布杜拉博士和其他几名指挥人员随他一同进去。我们也跟在身后，在地面与他们会合。一名士兵端着一个罐子走上前来，让我们先净手，之后把用大浅盘装着的米饭和羊肉摆放在地毯上。马苏德向阿布杜拉要一支笔，阿布杜拉博士就从他订做的克什米尔夹克上掏出一支来。
“我认得这只笔，是我的。”马苏德说。他在开玩笑。
“嗯，从一种意义上说，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您的。”阿布杜拉博士回答说。
“不要转换话题。我现在只谈这支笔。”马苏德朝阿布杜拉摆摆手，之后转向严肃的话题，是关于军事进攻方面的事情。
马苏德的战略很简单，利用的是这么一个事实：无论一个人怎么看，他总是在打败仗。经过5年的战斗，塔利班已经切断了他的联盟，而且将他的领土分成了两半。马苏德局限在东北部的山区，虽然这一带很容易防守，但要依靠极长和折磨人的供应线才能通达塔吉克斯坦。可笑的是，俄国人现在开始向马苏德提供军火了，因为塔利班在边境附近，他们无法再心怀宿怨了，而印度和伊朗也在为他提供帮助。一切援助都必须经过塔吉克斯坦。对马苏德供应线的最大威胁是去年秋季来临的，当时，他失去了一个名叫塔罗甘的战略重镇，就在考克切河西边。塔利班相信，重新夺取塔罗甘对于马苏德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就把部队的主力运送到塔罗甘前线。马苏德把自己的部队在这个小镇上摆成巨大的V字形，然后开始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小规模攻击，一般是在夜间进行，让塔利班明白，他会尽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这座小镇。
这同时，马苏德却在完全不同的一个规模上思考问题。他已经打了21年仗了，比塔利班里面大部分的士兵年龄都大。从这个意义上看，塔罗甘真是无足轻重，接下来的6个月也无足轻重。真正有意义的是，阿富汗的抵抗力量存活了足够长的时间，足以让塔利班内部发生内爆。任何一种抵抗运动的王牌是，它并不需要打胜仗，游击队只需要保留在山中，直到入侵者丧失继续战斗下去的意志。阿富汗人3次打跑了英国人，1次赶走了苏联人，现在，马苏德已经坚持了一场为时5年的战争，而塔利班不可能永远得到支持。另外，塔利班控制地区的平民人口已经开始昂首表示不快了，一方面他们遭受士兵的劫掠，同时还有塔利班法律的严厉约束。事实上，去年夏天，在穆萨卡勒小城就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塔利班必须派遣600人的部队才能平息。“我每天都不带手枪去河里洗浴，”当地的一位游击队长后来告诉记者说，他说这话并没有明显的嘲讽，“人民是热爱我们的，难道还有比这更充足的证据吗？”看来，塔利班的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达里语中表示战争的词是jang，马苏德边吃羊肉边对指挥人员解释说，几个星期之内，他将启动一场jang－e－gerilla－yee（游击战）。在这里，在北方，他被锁定在一场前线战争中，双方都无法获胜。但是，到处都有他的一股股的游击战士，哪怕在塔利班认为已经获得控制权的偏远地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在全阿富汗境内展开针对塔利班的战斗。”他宣布说，“巴基斯坦给我们带来了常规战争，我却在准备一场游击战争。几个星期之后就会开始，也许是在几天之内。”
马苏德对苏联人也干过同样的事情。1985年，他躲在深山里长达3个月，训练了120名突击队员，之后将他们分别派往阿富汗各地，每人再训练100名突击队员。这12，000名突击队员将攻击笨重的苏联大军的重要供应线。他们利用从击落的一架苏联直升机上缴获来的军用地图，并且接受马苏德的命令，而马苏德在整个苏联军队里都布有眼线，甚至到参谋部长一级。在全阿富汗境内，苏联士兵都在拿武器换毒品和食物。苏联人士气低落，内部之间经常发生枪战。
晚餐吃完了，马苏德在地上铺开地图，弯腰研究起来，一边筹划路线，一边向指挥人员提问。他问他们拥有多少辆坦克，有多少火箭发射器，有多少火炮。他想知道武器都放在哪里，武器的布置是否是按他的命令摆放的。有时候，他会中断筹划工作，开始做一些即席发挥的演讲，他漂亮的手势在空中挥舞，强调某个重点，或者用单根手指在煤油灯刺目的光照中抖动。他的指挥人员有很多都比他年龄大，大部分都是战争时代的老军人，他们带着一丝受过惩戒的沉默听他说话，就好像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的小学生。
“你们为今晚准备的这种行动不一定成功，但这没有关系，应该继续下去，”他说，“这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要让他们召来更多的援军，因而增其伤亡。真正的打击会在别处展开。”
马苏德的考虑比他的指挥人员远出好多步，有时候，他看上去不能够确定到底应该解释自己的思路，还是直接下达命令然后等待尽可能好的消息。苏联人在阿富汗损失了多达15，000人，据说现在已经开始在一些军事研究院揣摸他的战略。现在，过了20年，他还在这里，仍然在某个地堡里指挥战事，仍然在努力让自己的指挥人员明白他将要做的事情里面的逻辑。
已经很晚了，但马苏德还远远没有讲完。据说他曾一连工作36小时不休息，每次睡上两到三分钟就行。有工作要做，如果部署工作没有做好，他的人马也许会死亡，因此，他弯腰低头研究一张老式的苏联时代的地图，从中挖掘出一些秘密，是塔利班也许会遗漏的那些秘密。有一个时候，马苏德转身问一名年轻的指挥人员，说能否把附近山上一辆生锈的坦克修好。
“我已经去那边看过，”那位年轻人说，“我修过比那糟糕得多的坦克。”
总共有3辆损坏的坦克，马苏德觉得那些坦克都是可以挽救过来的。有一辆卡在两栋房子中间的胡同里，那位年轻指挥人员说，通道太窄了，他们无法把坦克拖出来。“把房子买下来，炸掉，再把坦克弄出来，”马苏德说，“从罗斯塔克再调两辆过来，一共就有5辆了。刷上油漆，使其看上去像新的一样，开到街上去，让大家都看见。之后，塔利班会明白我们已经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援助了。”
事情就这么一件接一件地谈下去，一个指挥员一个指挥员地交待下去，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推敲下去。“不要在阿卡诺姆山上开炮，那样只会浪费弹药。不要朝靠近房子或城镇的阵地开炮，塔利班都躲在深深的地下，那样只会伤害平民。可以派人坐吉普车往前冲，这样可以省去重型设备，事先用猛烈的炮火狂轰，可以制造很大的混乱。这样一来，塔利班就看不出攻击在什么地方发生。”
马苏德在喀布尔成长期间，是当地一个小团伙的一部分，他们经常跟别的团伙干仗。有一次，一个特别大的团伙想攻占他家附近的一个山顶，他和朋友们就出去向他们挑战。当然，马苏德是领头的。他把人马分成两拨，一半直冲山顶，另一半迂回绕到后面攻击敌人。这个办法总能起作用。现在还管用。
马苏德交叉双腿坐在地上，腰部向前倾着，一边熟练地剥开心果吃。讲话的时候，他的头低着，左右来回摆动。他有轻度的痉挛，冷颤一样从背部传到双肩。“把你最好的小伙子派给我，”他说，一边四处打量一番，“我并不要上百号人。我只要你们最好的60个人。每个指挥人员出60个人。明天，我要发动可能产生最佳效果的一场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