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革命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必然带来保守主义的反弹。以“道德大多数”为代表的思潮在性观念上是传统的，政治观点是保守的，他们反对所有性革命及其相关事件带来的变化。在英美两国公众对性的自由主义态度逐渐上升之时，新右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辟了性政治的战场。社会净化运动动员了相当多的选民并得到立法支持，且促成了选举中保守势力的胜利。美国新右派的思想将“性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弊病的解释，有效地聚合了社会焦虑，并利用了潜在的强大的群众基础。其中有两个关键的核心群体：基督教选民和在道义上关怀女性的大多数中产阶级选民。新右派的口号是“保卫家庭”。在美国，它与宗教结盟，将不同的利益群体联合到了同一个易于理解的政治目标下。这是一个与“放纵”同样有力却全然对立的政治符号，它在政治党派动员力量逐渐减弱的西方政治中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图腾。
支持传统态度的力量仍旧是强大的。保守主义道德观一般是限制性的，其特征是认为婚姻关系中的异性交媾是唯一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性行为方式。婚姻内的性生活起了两个关键的作用：生育和夫妻结合。依照这种道德观点，避孕的企图和非生育性的性行为的任何形式都是不能接受的。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艾滋病发现之后，保守派和道德主义右派主导了性政治领域，而不是自由主义左派。
美国的数量巨大的教民为保守派和道德运动提供了庞大的金钱、道德拥护和政治力量。1993年，美国南部浸信会教友大会发动了“等待真爱”的运动，鼓动许多青少年签署了婚前贞洁誓约。保卫“家庭”及其价值调动了人们的情感。许多人认为家庭代表了必然、稳定和社会地位。作为社会和道德保证的家庭生活也使大多数女性成为道德净化的支持者。许多女性强烈地反对女性主义，部分原因是对其性观念打破了传统家庭模式的一种恐慌，以及一种更普遍的恐惧：破坏了维系男性和女性关系的传统纽带。
右派的观点除了保护家庭，还有就是保护儿童。这就牵涉到所谓“恋童”问题。代际的性和自愿年龄线一直是最敏感的一个问题。从18世纪开始，儿童的性就被视为禁忌，道德主义认为儿童是无知的，是实行净化的关键时期。手淫尤其引发了道德焦虑。奇怪的是虽然大部分代际性关系发生在成年男性和年轻女孩之间，但男同性恋往往成为“儿童性侵犯者”的同义词。道德绝对论认为，代际的性的错误在于它破坏了对于儿童发育来说是必要的无知。
代际性关系定型掩盖了其复杂的真实存在。一些调查的结果表明，对恋童者的所有想象都是与事实不符的，而在男性一男孩关系中，男孩的一般年龄也都大于异性恋发生恋爱的年龄段。在自我认定的恋童者和“男孩情人”中，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残酷行为或暴力。而来自公众、父母和政治的伤害大于性本身带来的伤害。并且许多成年一儿童性关系都是年轻人主动，也没有强迫和有意识的剥削现象。
在80年代的保守派回潮中，右翼对性教育、同性恋、淫秽品、堕胎和婚前性行为的反对立场，从极端的边缘地位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右翼策略家和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的活跃分子们发现，这些问题能够吸引群众。性反动在1980年右翼的大选获胜中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像“道德大多数”和“公民尊严”这样的组织，获得了大批的追随者、巨大的财政资源以及始料不及的政治影响力。性方面的回潮十分猛烈。目前右翼发动的性反攻，是对60年代和70年代初性解放的反攻倒算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它还导致了性激进派的力量集结和自觉合作。
作为政治工具的性理论有两种模式“压迫模式”和“解放模式”。如果将生命视做动物本能与道德之间永不休止的斗争，性压迫的专制政策就是保证文明所不可避免的。这个观点拥有强大的支持力量，如弗洛伊德、克拉夫特—艾宾和许多社会理论家都赞同这种立场。而如果将性视做一种有益的能源而被走向错误的文明所歪曲和误用，就应将人们从“文明”中解放，实现被压迫的真实自我的健康、自然的性自由。对这种观点也有强大的长期的支持力量，从卢梭、傅立叶和爱德华·卡朋特，到当代女性主义者苏珊·格里芬。而困难在于判断何者为自然，何者为不自然。卢梭反对手淫和女性性行为的活跃；赖希反对所有非生殖器性行为；苏珊格里芬反对色情产品及虐恋，都是以自然的名义，而有些人则从这些行为中看到“性解放”的本质。罗素提出：性应当被视同为食，是人的自然需求，对它的约束应当只因为保护健康的原因，其他不必。
在60年代的性革命期间，性“不同政见者”和性解放者的呼声日益得到关注。同反对社会其他领域的传统价值的人们一样，他们采用人文主义这个词来表达人类在选择生活方式和道德倾向中的作用。人文主义的追随者主要是青年一代，及与传统道德相反的性爱好者和传统规则的反对者。人文主义并不认为在西方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性价值优越于其他文化的价值，它反对用规则和法律控制人类性行为，这就为人文主义观点增添了一种抗拒法律的色彩。性的变革造就了性激进运动。新的运动针对包括性民主在内的所有领域。像“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口号明确表现了这种运动的共同属性，原来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的认同、快感和选择等问题都具有了政治性。这对民主政治的未来无疑是意义深远的。
性革命的一个理念是强调个人拥有权利。因此，有人将性革命称为权利政治。性革命的权利政治特别强调以下几种价值：选择权，独立，多元价值观。20世纪90年代这场新的性革命的主要宗旨是性的世俗化、自由化和多元化。
性的世俗化过程包括在性的观念和行为规范上脱离传统宗教的控制。在1992年，美国的共和党大会曾经试图把一个极端保守的道德议事日程强加于该党：反对人工流产，发动反对承认同性恋权利的运动，用肯定“家庭价值”作为争取群众的策略。而大多数公民，即使是最传统的罗马天主教信徒也不再理睬反对控制生育的命令，这就是西方各国的性规范正在世俗化的一个例证。这个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还在健康发展。
性的自由化过程包括摈弃专制主义或绝对主义的价值，个人在性问题上的决定权日益得到重视。在英国，到20世纪80年代末，婚前与男性同居的单身女性约占50%，而1970年只有7%；非婚生子女比例从1980年的12%上升到了1988年的25%；每10例婚姻中就有4例以离婚告终。美国的离婚率则达到50%。信念和行为方面的转变似乎是长期的，政府对此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政府可以制定严厉的法律，可以谴责“提倡同性恋”，可以增加人类痛苦的总和。但是，政府不可能强迫人们按照自己不希望的方式去行为处事。
性的多元化过程包括人们对多元的性模式包容性的增加。人们正在逐渐接受性的多元化这个事实。人们有着不同的需求和愿望，他们生活在不同类型的家庭里，有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但是，许多人却不愿意接受多元化的标准，当他们对人们作出判断时，好像总有一个应该据此生活的共同的道德标准。确切地说，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试图使社会从对多样化的认识发展到把多样化当做一种正常现象。著名性学家威克斯说：“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领域比性更无确定性了。”性的多元化还包括：从本质论到建构论不再将一些与众不同的性取向当做是人的本质；从生育为主到多重动机一不再以能否生育来判断某种性方式是否正常、是否符合自然的要求；从变态到差异一不再将性倾向上的小众视为变态，而只当做是人的一种差异。多元论的原则是不应试图将人的性差异减少为一种统一的“正确”的行为模式。多元论关注权力运作和变革现存社会关系的斗争的必要性，这一斗争的主体和主要受益者是各种性少数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