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会在十分融洽的氛围里，遭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笑眯眯地突然向你发难，正如所有的地雷都有精巧的伪装一样，那些看似轻描淡写、无关痛痒的提问，其实质却在影射你的隐私、关涉敏感话题，或暗含嘲讽，稍有不慎就会让你当场陷入尴尬境地。
那么如何排除这些“人际地雷”，使我们既能巧妙地回避一触即发的险情，又不必为那些“暗藏机关”的提问大发其火、影响气氛呢？
寓道理于无可争辩事例中
著名特型演员古月成功地扮演了毛泽东主席之后，经常与中外记者们“狭路相逢”，记者尖锐的提问总是指向银幕上的“他”。古月信奉“狭路相逢智者胜”，其话语有时直率，有时委婉，对不友善者也不乏犀利。
曾有一次，他在演出后，有位外国记者问道：“‘文革’给中国带来了重大损失，这会不会影响毛泽东的形象？”
古月沉思片刻，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那位记者：“你觉得维纳斯美吗？”
“美，很美。”有记者直言不讳。
“维纳斯的胳膊都断了，难道还算美吗？”古月见记者入瓮，进一步追问。
“虽然断了胳膊，但这样并不影响维纳斯的整体美。”
古月抓紧时机，一语道破：“你们的回答已经回答了这位记者的提问。”那位外国记者顿时哑口无言。
如果能反被动为主动，让对方代替自己回答问题，可以说是交往应对中的较高境界了。古月只是艺术舞台上的表演者，外国记者却要他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评价一代伟人的功过是非，这个提问真可谓居心叵测。但古月从容不迫地用西方人心目中的美神来做类比，而对方的观点正是问题的答案：毛泽东的过失不能掩盖他的功绩。
化严肃为诙谐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苏联。访问结束准备回国时，在苏联机场，飞机正准备起飞，一个引擎却突然失灵。当时送行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十分着急、恼火。因为在外国政界要人面前出现这种事是很丢面子的。
勃列日涅夫指着一旁站立的民航局长问尼克松总统：“我应该怎么处分他？”显然这是给尼克松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如果尼克松答得不妙，苏联人也可以借机让尼克松出点丑。“提升他。”尼克松风趣地说，“因为在地面上发生故障总比在空中发生故障好。”尼克松的话一出口，立即引来一片愉悦的笑声。
故意做出有违常规的回答，将严肃的问题转化为幽默与诙谐，在笑声中避开回答可能造成的尴尬。勃列日涅夫的提问明显是刁难，不仅有意解除己方技术失误的尴尬，也逼迫尼克松———一个政治访问者不得不干涉苏联高级官员的处理问题。尼克松却在这种紧张严肃的时刻，做出逆向回答，意想不到的回答使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尼克松成功地为自己解了围。
反守为攻 摆脱困境
我国前足球教练高丰文曾率中国足球队南下。在与香港队大战前夕，香港有位记者想探听“军情”，便问高丰文：“你将怎样对待香港队惯用的打法？”高丰文反问道：“你说香港队的惯用打法是什么呢？”这位记者冷不防被问住了，高丰文随即以守为攻：“我不是郭家明（香港队主教练），我不知道他如何布阵。但是不管香港队怎样变化，我们都一样准备。”
反守为攻的战略经常能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在回答提问之前，针对问题本身的难度先向对方发问，把压力转移到提问者本人身上。高丰文抓住对方提问中的“惯用打法”这一不严密的说法，让记者自己做出解释，记者没想到问题反而会落在自己身上，气势立刻短了几分，高丰文因此能够非常从容地作答。
讽刺对方的责难
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含沙射影地向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发出不礼貌的提问：“你很富有，据说你的财产达30亿美元！”热络的现场气氛立刻变得异常窒息。要知道廉洁问题对任何一个手握重权的人来说都是关涉大局的要害问题，回答不好，就会成为民众的笑柄，损害自己数十年建立的威信。
此时的蒙博托既未如政敌期待的那样暴跳如雷，也未笨拙地用一句“无可奉告”去试图消散众人的疑云，而是哈哈大笑，无所掩饰地反问道：“一位比利时议员说我有60亿美元！你听到没有？”
在社交活动中，这种极具挑衅性的提问是非常令人反感的，但是你一旦因此失去情绪控制，对这类无中生有的诘问暴跳如雷，那么你无疑就陷入了圈套，或让人觉得你涵养不够或造成令人起疑的恶劣后果。
蒙博托没有被记者来势汹汹的质问吓倒，反而故意为自己罗织更大的罪责，用一个更庞大显然是虚构的数字来“加重”自己的罪行，把原来锋利的提问夸大得非常可笑和荒谬，其中也暗含了“你们都在造谣”的意思，从而使对方的责难显得肤浅又缺乏力度，达到了一种极好的讽刺效果，间接表明自己的清白，捍卫了自己的名誉。
口才特点：他的许多演说和谈话，运用了丰富多彩的修辞方式，表现了睿智、幽默与风趣的口才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