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西娅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我的信教是令人怀疑的人。那些觉得我并没有发疯的人认为我是不诚实的。大多数人认为我是个穷奢极欲的家伙，只喜欢金钱、肉欲，贪图安逸，只顾自己。我的信教对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个骗人的把戏，只不过是另一个增大知名度和利润的办法。我是个喜欢走极端的人，喜欢自行其是。我猜，我可以公正地说，我的再生经验带有我余下的一生的特征。我不仅渴望上帝，我是扑向上帝的，我开始了一系列新的活动。我的思想四分五裂，可是我谈到了一些计划，准备把《风尘女郎》变成一种“教会刊物”。我购买了好几种主流杂志，包括《洛杉矶新闻自由》和乔治亚州普莱因斯市的一份周报。我还宣布准备开办一份新闻杂志，取名叫《叛逆》。
同时，当我阅读《圣经》并开始结交一些新朋友时，阿尔西娅发现她得与我一边谈杂志拷贝的最后期限，一边得讨论经文。她总算想法对付过来了。后来她常说：“我从来都没有真正想过要当基督徒，主要是因为我对你无法做那样的事。”在我致力于更高的人生追求时，是她在管理着《风尘女郎》的一些俗务。当我思忖着如何为上帝工作时，她在想办法保障我们仍然留在这门生意里。《风尘女郎》通常是提前3个月出稿的，因此不可能出现紧急的变化。可是，我们如何把宗教溶入一本皮肉杂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因此，一边是我在阅读预言，一边是阿尔西娅在掌管利润，这使得关系非常紧张。
我转教也引起《风尘女郎》一一片混乱。我认为，我对妇女新的责任应该包括给每个人一份好的薪水。在一次员工会议上，我宣布：“没有谁能靠一年7000美元过好生活，因此从年初开始，每个人——员工、编辑助手、秘书——每年至少都将拿到1．5万美元。我将把可以腾出的地方都腾出来，用作日间关照中心，妇女们可以带孩子来工作，并在喝咖啡的时间内看孩子。”我的管理人认为我发疯了。在另一个会议上我宣布，公司新的政策为，不准吸烟。在《风尘女郎》工作的一些人都惊呆了，完全搞糊涂了。有些员工——多半是些工资得不到提升的人——认为我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我的转教甚至还改变了我的饮食。露丝带我入了教，可别的人，也就是我的新教友迪克·格利高里，却鼓励我成了素食者。格利高里是位说笑话的人，后来转变成了社会活动者，他让我明白了素食的好处，是由有机胡萝卜汁、矿泉水和高效维他命组成的一个食谱。我早年靠碗豆和大腊肠为生，有了钱以后吃得好一些了，可仍然是以高热量食物为主的。信教以后，几周内我减了25磅。当时我不知道，可素食很快就救了我一命。
在1978年早期，我的辛辛纳提一案的上诉仍然处于搁置期，针对《风尘女郎》的另一个猥亵案又在乔治亚的劳伦斯维尔提起公诉。尽管我已经信了教，可我对第一修正案的立场却没有改变，我决定有力地反击这次新诉案。我对露丝讲了搁置起来的那个猥亵案，她提出陪伴我，并提供感情支持。我拒绝让她跟我一起去并解释说，如果她去，那会损害她兄弟重新当选的机会，更糟的是还有可能会影响她的宗教服务活动。可我还是感激她的心意，她慢慢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这次审判原定是在3月的第二个星期开始，因此我决定飞到巴哈马的彼德岛，和迪克·格利高里呆一段时间，以让自己准备好诉讼。我决定戒食、祈祷、研读《圣经》，试图放松自己。露丝认为这个想法不错，不过阿尔西娅却有矛盾的感情，因此决定不跟我一起去。审判开始前的一个星期我回来了，身心状况大不一样，并准备好面对乔治亚的法律诉讼。
劳伦斯维尔是典型的南方城镇，市法院稍稍有些破旧，可仍然有一种威严的气氛，它座落在市镇广场阳光斑驳的一侧。3月6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来到法院。我身后跟着一群律师，包括保尔·堪比里亚，他个子很小，是法林格忠诚的助手，还有当地的一位律师吉因·里弗斯。早晨的程序稀松平常，法官在中午11点退庭午餐。我与律师们到当地一家餐馆，即V&J饭馆，我要了两杯葡萄汁，还有一些水。中午时分，我们开始回法院，一边走一边闲谈着。这是个安静、平和，像春天一样的日子。
我们走上法院的人行道，准备上石级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我听到了开枪的声音。“出什么事了？”我在想。我转身朝吉因·里弗斯看去，正好看见一颗子弹撕开了他的胳膊。他被打中了！当他倒地时，我还在朝枪响的方向转身。我立即听到了第二声枪响，这次可打中了我。就好像一根发烫的棍子捅进了我的腹部，我疼得直喘气，这时又被另一颗子弹击中了。我低头看去，发现我的小肠都翻了出来。第一枪打中的角度真是蹊跷，差点把我的肚子前面打飞。我不知道第二枪打中哪里了。当我双膝弯曲倒地并慢慢失去知觉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见鬼！我今天的官司算是打不完了！”我完全不信我有可能会死。接着，我面朝下倒在吉因旁边的地上，并失去了知觉。
救护车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不知怎么就醒了过来，尽管仍然是迷迷糊糊的。救护人员在对我说话，他们说：“挺住，我们几分钟就到医院了。”我们到达格温莱特县医院的时候，人们在来回奔跑，大声喊叫着，我被抬出了救护车。我通过门廊时，一位医生见到我了，我双眼迷茫地看着他，说：“给我一点止痛药就行了，我没事的。”我也不知道我被伤成什么样了。我的一根腹动脉被一颗点四四的开花弹头撕开了，全身大部分的血都流出来了。我能够活下来真是一件奇事。这位医生没搭理我，而只是对着我身旁一群护士和救护人员在大声发号施令。我被直接推进了手术室。
这间小医院的乡村医生干了件了不起的工作。他用了好几个小时，尽力把我修补起来，不管有没有可能救活，决不放弃。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进行了好些几乎无望的外科手术，企图阻止我的小肠出血，并修复一些关键器官。我的小肠有6英尺多被切掉了。我空空的大肠暂时止住了感染继续扩大。如果吃得很饱，情况可能会糟得多。这位医生并没有指望我会有很大的机会活下来，事实上，他已经对保尔·堪比里亚说过，说我不一定挺得过来。保尔对他说：“他的妻子随时可能到达，就几分钟，对她千万不要这样说！”我被打中几分钟后，保尔就给阿尔西娅打了电话，她已经坐上了能找到的第一班飞机。3个小时后，她来到我的身边。
进行过好多手术后，阿尔西娅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我因为疼痛和药物已经糊里糊涂。我们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我说：“他们差点干掉了我。”接着，医生要她离开，告诉她说我的脾脏裂开了，还有内出血，可找不到在哪个地方。她流着泪出去了。又过了不久，这位医生在一行人的簇拥下又进来了，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提议说，我最好用医用直升机转院到亚特兰大的艾莫里大学医院。阿尔西娅同意了，不到半个小时，我就飞到了艾莫里。
在艾莫里的头几天完全是一片模糊。一组医生在我七零八落的内脏里进行了11次外科手术，以阻止内脏出血，可是我还在流血不止。输了很多血，以便补偿大量失血，尽管做了很多手术，可没有人能够找到出血点。他们不能无限制地给我输血，医生叫来阿尔西娅和我的家人。“他可能挺不过来了，”医生对他们说，“只是个时间问题。”医生们保证最后再试一把，阿尔西娅哭得像个鬼。当时，我已经受了感染，浑身疼得不行，医生们认为这种感染是可以加以控制的，不过如果仍然流血不止，那并没有多大用处。管床医生召集其他医生会诊，一位年轻的放射科医生有两下子，他出了个主意：“用CAT扫描，说不准可以找出问题。”CAT在当时还是个很新的仪器。“试试吧。”大家都同意。这位医生为我订购了好多份血浆，希望进行扫描时会增大出血，因而就可以增大查出出血点的机会。
他们把我推进放射室，抬上那台巨型机器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知觉，可扫描中途我不知怎么又醒了过来。醒来时我感到一阵恶心，可当我听到那些医生笑嘻嘻的声音时，又感到振奋起来。“找到了！”这位年轻医生很激动地说。“是一根动脉在不停地渗血，约在离心脏半英寸的地方，这里面有一块弹片，可能是弹片的某个地方把它割开的。”我在里面欢呼起来，吐得屋里的医生人人身上都是血。医生拿起注满某种止漏剂的针筒，摸索着找到了漏洞，堵住了。我的预后暂时从“病危”转变成“不好”了。
事后证明，医生对控制感染的看法过于乐观。止住流血后，腹部感染开始了。他们用好多种抗生素进行静脉注射，可某种顽固不化的细菌已经在我的内脏里生根开花——医院药库里所有的药物都奈何它不得。我持续高烧，腹部肿了起来，膨胀如鼓，看上去就好像有了身孕。医生又一次召集我的家人，对他们说，我还剩下24到48个小时。这阴惨惨的判决立成新闻消息。可在亚特兰大，一位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医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给艾莫里打电话，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一种药，他可能会对它产生反应。还没有投放市场——还在试验中——可我们会想办法让你们拿到这种药。”我的管床医生告诉了阿尔西娅，她立即同意了，并签署了免除责任书。他们把我用冰裹起来，以免持续高烧导致大脑受损，同时用一根IV导管往我身上注射这种实验性的抗生素。几个小时以后，感染开始消退了。又做了一次手术使腹部感染完全清除，我的危险也解除了。我可以活下来了——好坏以后再说。
当时，我还一点都不知道，这还只是恶运开始的兆头。我的腿不能动了，尽管脊椎一点事都没有。一颗子弹穿过了脊椎底部叫做cauda equina（拉丁语：马尾）处的神经丛。这颗子弹并没有打中脊椎，否则我可能会因此而瘫痪但不会痛疼，撕开了单个的神经纤维，使我的腿不能动弹，但又保持着感知能力。我很快得知，这是叫做“周边神经损伤”的生理损伤，它会引起最剧烈的疼痛。可笑的是，当我的健康得到改善，意识完全清楚以后，这种疼痛却以指数级升了上来。流血止住了，感染消除了，而疼痛却残留下来，这疼痛完全无法忍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