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多年后，我来江州（今江西九江县）插队，怀着无比的虔诚，参与过岳母墓和李夫人墓的修葺。而我对岳飞的无比崇敬，则像大多数国人一样，始于儿时，始于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始于“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始于“文官不取钱，武官不怕死，即太平矣”，始于风波亭的千古奇冤。
岳飞出生在两宋交接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在南宋一百五十余年的黯淡岁月里，如流星刹那划过，瞬间陨落。他给这个世界的历史太短了，只有三十九年！
这是岳飞个人的悲剧，是南宋那个“自坏汝万里长城！”的偏安朝廷的悲剧！更是华夏民族精神历程的悲剧！
中国的历史，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特性。任何一个朝代都不缺少经天纬地的人物，不缺少顶天立地的英雄。中华传统文明里慷慨悲歌之士的经典故事令我们荡气回肠。即便在靖康之乱中依然产生了华夏精神的典型代表——文武皆备，尽忠报国，气贯长虹的岳飞。
南宋是个极为尴尬的朝代。应该说，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诸领域都曾达到过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北宋至少在赵匡胤和前几代皇帝的治理下曾经繁华灿烂过，而南宋从诞生之日起就萎靡不振，终因不图进取而自戕灭亡！以至于南宋出现的英雄们是如此的显眼。盖因为南宋的悲剧，注定了那么多悲情英雄的出现！
岳飞的为人和品行是许多人无法比拟的。他廉洁奉公，全家均穿粗布衣衫，他与士卒同饭，与士卒同住茅屋军帐。他的财产只有三千贯（约合两千多两银），南宋对军队犒赏极厚，岳飞从来不取一文，全数分给将士。他直言不讳，行若明镜。他严以律己，厚以待人。他令出如山，赏罚分明。他文才横溢，儒将风范。他武艺高强，武略非凡。他身先士卒，战功卓著。他卫国尽职，事母至孝。他不纵女色，不图安逸……在他身上，几乎浓缩了中华民族所有的传统美德。
然而，这个上天恩赐给南宋的救星，上天却没有给他更大的发挥空间！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扼杀。真是苍天弄人！岳飞之死，敲响了赵宋王朝的丧钟。西子湖畔，歌舞升平，靡靡之音，床笫之乐熏酥了文武官员的筋骨。最终演变成崖山之败。
宋亡之后是长达八百多年的黑暗。岳飞死后，对外，汉民族不再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科技异常发达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强大国度，九州大地长期浸泡在屠戮压榨的深渊之中，丧失了领跑世界的大国地位；对内，强悍的民族气质被屠刀杀灭，奴性膨胀，道德沦丧、人格分裂，开了积贫积弱的祸端。
作为汉族王朝最后的英雄部落的典型代表，岳飞之死乃是包括华夏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文明整体的悲剧。岳飞之死颠覆了华夏民族传统优异的价值观念。杀害岳飞实则是折损民族的脊骨。血性一次次被嘲讽，忠勇正气一日日衰微，越来越多的人灵魂和身体分裂，越来越多的中国式智慧蔓延滋长，把“好人不得好报”、“好死不如赖活着”奉为人生哲学。官场则奉行“淘汰清官定律”，清官举步维艰，贪官如鱼得水，君子获罪，小人得志，成了劣性竞争的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赵构、秦桧者越可能取得成功，而越是忠直仁爱如岳飞者越容易遭到惨败。宋以后的伪文化为日后的汉奸卖国贼的滋生准备了土壤和温床。谁能说抗日战争期间出现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汉奸，纯属历史偶然呢？
在世界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亡国事件不胜枚举。但像南宋这样的灭亡仍不失为一个异数。落日余晖，亦足令后人羞愧难当。悲悼英魂，真是不胜欷歔。
所幸的是人民的意愿从来都不可违拗，人民的意志更不是暴力所能征服。对于岳飞，人民的怀念，人民的崇拜，人民的珍重，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已成为一种历史奇观。
汤阴的岳飞故居和先茔，安卧在浑朴古老的乡土中间，皆由乡人建造和看护。其修缮和看护之责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并将永远。此间的石碾、木盆或牛槽无从考证，历经泛滥的洪水或烽火，会在原野的麦香和民族的史册里永存。
无言地徘徊在岳飞故乡的村路上，我可以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岳飞的气息、脉搏和性格。
岳飞生前，关于其性格的描绘，屡见于朝廷颁发的制告：“岳飞秉毅忠纯，赋资沉毅，自奋勇于行阵，久宣力于方维。”（《镇南军承宣使充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告》）“岳飞精忠许国，沉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特封武昌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食实封贰伯户制》）“岳飞才全果毅，资禀沉雄。”（《两镇节度使加食邑制》）“岳飞策虑靖深，器资沉毅。”（《四年明堂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贰伯户封如故制》）“岳飞忠力济时，忱诚徇国。沉勇多算，有马燧制敌之机；廉约小心，得祭遵好礼之实。”（《检校少保加食邑制》）等等。《朱文公文集》张浚行状说：“公于诸将中……岳飞之沉鸷，可倚以大事。” 邵缉向宋廷举荐岳飞时，说他“骁武精悍，沉鸷有谋”。吴拯记载，岳飞“居洪一年，下士好询，而酬酢则不苟答。”岳珂为祖父所写的传记说，“先臣少负气节，沉厚寡言，性刚直，意所欲言，不避福祸”。岳飞平时沉默寡言，一旦有话，又往往言简意赅，语次间微见其端，令闻者悚然。
岳飞的性格，岳飞的“沉雄”、“沉毅”、“沉勇”、“沉鸷”，某种程度上就是内蕴深沉的中华民族的性格。
人民的力量使华夏原生文明即便遭遇灭顶之灾，仍能将对英雄的珍重根植于民间回忆。而对英雄的崇拜又转化成巨大的凝聚力量，使华夏民族在屡遭巨创之后，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根基。
朱元璋在读岳飞手迹时曾写下“纯正不曲”的批语，并将岳飞列于帝王祠之列。
岳飞无愧。
中国亦无愧。中国人纯正不曲的血性在汶川大地震中又一次大放光芒。中华民族的脊骨可以折损，却永不会断裂；中华民族的命运可以挑战，却永不会屈服。
岳飞，魂兮归来！
放逐又如何
——海南东坡庙
望不到尽头的白沙地；望不到尽头的桉树、木麻黄、相思树林；望不到尽头的高高低低的土丘。仿佛这条漫长而蜿蜒的黄土路永远也走不到尽头。走了很久，才偶尔看见一个被刺竹和凤尾竹搂抱着的村庄的篱墙；偶尔碰见一个忽然从甘蔗林后面婷婷地走出来的，戴着竹笠或裹着花头巾、上衣紧窄而鲜艳、裤腿又宽又大、挑着水罐或背着柴禾的女人；才偶尔听见一阵拖着沉重的木轮车的牛脖子上寂寞的铜铃声。远远的天底下的山坡上，飘着烧荒的青烟。看起来，就像雾里的炊烟一样微弱而淡漠。
在更远些的时候，这里的人类的痕迹，肯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还要少得多。
难怪会有“一去一千里，千之千不还”的感叹；难怪会把这迢迢路途的尽头看做天之涯，海之角；难怪帝王们要把那些“不合朕意”、又颇固执的人打发到这里来“自省”；难怪向来旷达自命的苏东坡，在“垂老投荒”的时候，也会难免悲哀地交代长子迈“处置后事”：“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
当然，即便我们现在真的是走在将近九百年前苏家父子走过的同一条路上，作为观光者坐在吉普车里，还是很难对古代失意者当年的跋涉之苦和落寞惆怅，有多少真切的感受。
“松林山下万松冈，岁晚空留载酒堂。”嘉靖年间来此凭吊的这位诗人，大概也跟我们差不多，是在傍晚时分来到海南儋县中和镇外这个靠近黎族村庄的院落的。就要在苍茫的海那边沉落下去的夕阳，斜照着这片黑灰色的断垣残壁。冈上的“万松”早已荡然无存。只有疏疏落落的几株椰子树，歪歪斜斜地、却显然是不甘心地指天而立。载酒堂穿墙漏壁，堂内遍地杂草瓦砾，残缺不全的石碑狼藉不堪地横陈其间。堂侧“东坡井”，井壁皴裂，水生绿苔。堂后即所谓“东坡书院”，鞍形回廊拱围着小院，甬道两边各有一棵凤凰树。树冠的巨大显示出茂盛期的雍容华贵，枝叶的凋敝则流露出劫后余生的无限怅惘。
书院正厅的门头上有一块匾，赫然写着“海外奇踪”。在这块被岁月的风尘剥蚀得陈旧残破的匾上，字迹依然醒目，含着幽怨而又倔强地想要申诉什么。
公元1097年（绍圣三年）七月以后，曾先后担任过翰林学士知制诰、当时摄政的皇太后的秘书以及兵部和礼部尚书的苏东坡，被一步步赶下权力的高峰，最后孤身携着幼子流放到这里，一直到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获赦北归。
当年东坡居士的华厦当然没有现在这座院落的残骸所显示出来的规模和阔气。一位朝廷使者到海南来探查放逐大臣的情况，发现苏东坡受到当地县令张中的礼遇，竟住在官舍里。于是，县令张中被免职，苏东坡被逐出官舍，只好“买地结茅”。新居只能使他们父子“仅免露处”。
对于这位伟大的诗人、乐天的、嗜酒的、洒脱俊逸的大文豪、大书法家、画家，从政期间积极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巨儒政治家，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这是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形：“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
亚热带岛屿，夏天湿热难当。秋多雨，闽粤商船因为气候不好，不再南行。食物短缺，“北船不到米如珠”，苏氏父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面临挨饿危险的老人，甚至写过一篇记述“阳光充饥法”的文章：说一个偶然掉进深坑的洛阳人，模仿坑内蛙、蛇的样子，拼命吞食从洞隙里透进来的阳光，终于不仅止住了饥饿直到获救，而且从此不知道饥饿的滋味。接下来老人写道：“……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行此法，故书以授。”他煞有介事又好心好意地希望以后跟他一样倒霉的人，能以此获得生机。
旷达的人生观使得他从未失去幽默感。他在日记中写道：“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尽管听来，诗人的豪迈似乎颇有“阿Q精神”之嫌，但却不能不承认他的生命力是多么惊人。他不颓丧，不绝望，觉得一个人生活着却会没有乐趣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海南岛的流放生涯，证明他对弟弟苏辙说的这番话并不是吹嘘。他在槟榔树下同农夫畅谈。对这位先前的大人物敬畏万分的村民们起先惶然无措，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他笑着请求说“那你们就讲几个关于鬼怪的故事吧”。他一天也没有浪费一个学者的光阴。他在这里见识了明月鸟和狗仔花，衷心叹服他在政治上的对立派代表人物王安石学识的渊博。他实验制墨——因为岛上找不到好墨，四处采药并写下大量有关草药的笔记；他严格教导和训练儿子苏过，使之成为出色的诗人和画家；他在儿子的协助下收集各种杂记，编成《志林集》，最后完成《五经》的注释和一百二十四首“和陶诗”。这位伟大的放逐者在这里留下悠远深刻的影响，至今中和镇的居民中流行的依然是由这位四川眉山镇人带去的四川军话。后人怎能不把他在这里的活动，称作“奇踪”！
当然，苏东坡看起来快乐而自由的谪居生活，并不能完全归诸于他个性方面的优异。事实上他并不孤独寂寞。他在正直的官吏、风雅向善的和尚和道士、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同情者。尤其使他感激的是那些普通百姓、黎族同胞的朋友。他们在自己的村庄边为他辟地架屋，帮助他割草砍木（“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送给他黎被、吉贝布（“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大清早，他还在床上睡觉，当地猎人就来敲门，把刚刚猎获的鹿肉分些给他，或者是捧来制好的槟榔（“槟榔代茗饮”）。他同他们的关系相当融洽。一位老农妇见他完全像个土人一样地头顶着西瓜走过田野，当面跟他开玩笑说：“内翰昔日的富贵，有如一场春梦。”他开心地回敬她，叫她“春梦婆”。他教他们识字，给他们吟诗，同他们一起饮酒，“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有时候客人没来，他就去串门，下雨了，他就借用主人的笠帽、蓑衣和木屐，踩着泥泞的村路回家，群犬争吠，村人大笑，他也高高兴兴地唱道：“舌尝可学，化为黎母民。”
苏东坡是活力强劲的树，黎母民是深厚的土地。
自然，在这里，我们还听到了对另一种从大陆来的官员的完全不同的评价。曾经有个名叫王西旦的人，奉派出任儋州知县。传说此人临行前，祖籍儋州的母亲叮嘱他当为其故乡人做好事。哪晓得他完全听反了意思。在任期间，事事处处倒行逆施。他最令人切齿的劣迹是在东坡庙即载酒堂前的一块水田里建了一座八角亭，亭两边各挖了一口莲塘。因为他听说这块水田面临东坡庙，风水极好，青蛙极多，收成极丰，给当地人带来极大福祉，附近村庄因之名为“福村”。他建亭挖塘的目的，就在于镇住青蛙，并剜去它的双目。这位作恶多端的县令离任时，遇风翻船，葬身鱼腹。这当然是人们愿望中期待的惩罚。时至今日，海南人都把那些为官而不利民者，一律戴上“王西旦”这顶黑帽子。一个妇人的叮嘱就可以给一方百姓造福或禳灾，“主人”无权选择自己的爱憎。苏东坡身后，人们把他的故居奉为“东坡庙”，用代代相续的香火来供祀他。到处流传着充满了温情、祈愿、怀念的关于他的神奇故事。甚至说，在他去过的海岬上，至今还留着他深深的脚印——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格伟大的百姓之友、一个为民族文化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杰出知识分子的“奇踪”。而王西旦之流，无论其当时曾何等得意，却只能作为受人唾弃的丑类而遗臭万年。
不幸的是，历史常常难免出现一些令人遗憾的悲剧。凭王西旦的歹毒，充其量也只敢在东坡庙前造亭挖塘，以逞淫威。“文化大革命”，却把东坡庙捣毁一空，令人不胜欷歔。
同我们在这之前已经访问过的五公祠——五公是宋代五位曾被贬谪海南的名相、海瑞墓——因受彭德怀冤案的株连而被掘地三尺一样，同无数在动乱中留下的创伤一样，东坡庙正在修复。颇有意味的是，人们在修复“载酒堂”和书院的同时，也恢复了王西旦建的八角亭和莲塘。在修复的主持者看来，恐怕主要是为丰富文物的园林色彩。细思之，却觉出另一番道理：“奇踪”固应不朽，劣迹又何必除尽。二者并存于世，以作为历史仲裁的佐证，未必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