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人，脸红扑扑的，定是刚吃足了酒，谈锋甚健。他是一家饭店的厨师，秋娘的烧豆腐是他们饭店天天要上的一道菜。得知我是外地人，他扯着嗓门，不无炫耀地告诉我，秋娘的烧豆腐是本地一绝，不但好吃，还好看、好放。好看到什么程度？把他一面粉袋的家伙倒出来，不会有一个焦或有一个生的，个个圆成一个形，焙成一个色。好吃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吃的时候不计数，一面粉袋家伙全吃完了，吃到吐，嘴里还是香的，馋的，还想吃。好放，是因为她的烧豆腐每一个都熟到家了，没一个半生不熟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半生不熟，就会提前馊腐，然后像一粒老鼠屎，一烂二，二烂三，最后把“一锅粥”都整烂掉。他分明被酒精乱了分寸，临走前有失体面地把我揽到怀里，对着我耳朵做出悄悄说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秋娘的烧豆腐为什么好吃吗？因为她在用卤水熬制豆腐时加了罂粟壳。”
秋娘听了，扬起火钳威胁他，骂道：“你哄鬼啊！我天天做两大锅豆腐，哪里去找这么多罂粟壳。”
他笑道：“人家都这么说的。”
秋娘骂：“放屁！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就听你说。”
他借着酒胆，照旧有恃无恐：“你得承认，我没说错。”
秋娘气得又扬起火钳：“你还敢放屁，看我打烂你的臭嘴！”说着立起身冲上来，真的要打他，吓得他狼狈而逃，消失在黑暗街头。秋娘举着火钳，对着黑暗，像个泼妇一样大声嚷了句脏话，回头对我说：“他喝醉酒了，你别信他。”
我不信，可我想知道，你的烧豆腐为什么成了本地一绝，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的工艺？秋娘淡淡地说，“有什么？没什么，就是做得多了。我从15岁开始做这东西，天天做，今年60岁了，烧掉的木炭堆起来比这县城还要大。”接着，秋娘一边给我烘烤豆腐，一边对我讲起了她坎坷辛酸的大半辈子。最后，她总结性地说：“你说我孙子为什么开口叫的第一声是‘奶奶’？一个道理，我付出得多，就会有回报。什么东西都一样，你摸多了就熟了，熟了就巧了，巧了就精了，精了就绝了。”
秋娘不识字，但现实教会了她最原始的生活道理，也隔绝了除此之外所有庞杂的价值对换方式，使她变得简单又纯粹。她有经历，有苦难，有恩情，有付出，有回报。这一切铸造了她，包括绝的手艺，辣的性格，质的见识，以及满脸刀刻一样的皱纹。很奇怪，秋娘的头发黑得不见一丝白，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更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中间分开，用发夹牢牢贴在头皮上，斜斜地下垂，齐肩，刚好盖住耳朵，有点怪异的时髦：我想这一定是因为工作需要，别让炽热的炭火燎了乱发，也不让炭灰落入耳朵。
2012年9月9日
思念索拉
世相无疑是越来越繁华、喧嚣，我们一度为此欢欣鼓舞，津津乐道，因为我们曾经是那么贫困落后，寒酸简陋，喧嚣和繁华给了我们生命色彩和尊严。但是，转眼间我们的生命似乎又是难以忍受如此的喧嚣，如此的繁华，因为喧嚣和繁华的背后我们丢失的太多，抛弃的太多。崇高，责任，忠诚，庄重，信念，理想，国家，集体，他人，勤俭，精神，恩爱，等等，这样在过去带有一定美德光环的字眼，如今无不失去了光彩，有的甚至成了迂腐、可笑的把柄。
我们的焦虑也因此而生。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抱残守缺的人，但我也不相信现在的中国正走在阳光明媚的康庄大道上。这是一个过分看重变道而忽略常道的年代。诚然，中国要变，因为历史和现实积重都太深、太多。但再怎么变，总不能把人心、人性中的一些常道也变了，革了。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人类的精神上也肯定有常道。常道就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像没有地基的房屋，终归是要塌的。试想，假如一个人失去基本的信念和道德底线，我们内心里只有变异、破坏的欲望，没有坚守，没有尊重，比如甚至对友爱、仁慈、高尚、责任等等美德都不讲了，不守了，那么我们又如何来体现人心、人性、人道？失却了人心、人性、人道的关怀，这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我以为已不仅仅是一种缺憾，而是危险，是走上歧路，误入歧途，危机四伏，危在旦夕。
因此，这些年我总是不乏迂腐地在反问世人，没有坚守和肯定的人生，否定又如何会有力量？完全放弃常道，一味地迷恋变道，放肆地张扬个性、私欲，张扬“欲望就是真理”的人生，我们又如何去寻找普通的真理和人道的常识、常数？现在的人，别说为他人，就连对自己都似乎没有责任，没有牺牲精神了，人们心里只有欲望和更大的欲望，身体只管一路狂奔，勇往直前，前途就是“钱途”，追求就是“追囚”，美好就是“没好”，健康就是“贱康”。也许，对自己没有责任，是因为我们太久的对他人失去责任；也许，正如印度的一句谚语，我们该对自己说一句：请慢点走，等一等灵魂；也许，正如《圣经》里说的，我们要“走窄门”，要让自己多接受“常道”的约束和教养。
话到这里，我尤想把自己珍藏已久的一份感动、一份记忆，说出来给大家分享。我曾经有三年藏区经历，是在西藏著名的神湖——羊卓雍湖——建造水电站。一个世界最高的水电站，一支世界屋脊的水电铁军，这是九十年代西藏最闻名的事件之一。就在前两天，我还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介绍羊卓雍湖水电站的一部纪录片，电视镜头从拉萨转到羊卓雍湖，又翻越甘巴拉，那都是我熟悉又熟悉的地方，我突然潸然泪下。泪水出于心底的呼应，而不是由于被煽骗。事实上，时光是不会流走的，时光都留在我们心中，就像我们的足印都留在大地上一样。随着电视镜头的切换，我心里相继浮现出一幕幕熟悉的场景，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其中，索拉的身影是那么高大明亮，那么令我心仪又心酸。
索拉是一名1992年入伍的藏族战士，我是1993年夏天认识他的，那天我陪中央电视台两位记者下部队去采访，至深夜方返回机关，途中，大雪骤然纷飞，一下白了黑暗的甘巴拉山。两记者为夏天落雪惊喜不已，司机却苦不堪言，因为他出门时忘记带防滑链了。炎炎夏日，谁又能想起带防滑链？可是，山高路滑，崎岖坎坷，没有防滑链，车子如履薄冰，生死悬乎啊。像蜗牛一般爬行数里，司机已汗流浃背，忽见一束光亮，如见救星。一间陋屋，一张惶惑的笑脸，亮在车灯中，令我们备感亲切。我就这样认识了索拉，他一个人掌管着山上4号变电站。这里海拔4537米，缺氧使记者的防风打火机变成了一块废铁。那天晚上，索拉为我们忙乎了近一个小时，总算使车轮变得粗糙而有一定的防滑能力。他诚恳的笑脸和默默劳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我曾几次顺便去看过他，由于他不会说汉话，我们无法交流。但眼睛足够让我了解了他，一台昼夜鼓噪不止的发电机，一部“熊猫”牌全波段收音机，陪伴他度着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他喜欢笑，张嘴动手，脸上总是堆着满满的笑。可我老觉得他似乎并不会笑，不论为什么，干什么，总是那么一个笑容，充满羞涩和诚恳。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经常对着收音机一个人发笑的缘故吧。如果说发电机是他的工作，收音机就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战友，是老师，是愿望，是生活。对这样一个给予他如此之多之好的东西，他似乎只能对它这样笑：诚恳而愧疚。
所有藏族兵入伍后最大的愿望是学会说汉话，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机帮他达成这一美好的愿望。最好的收音机也不能跟一个汉族战友比，所以他学汉话的过程比其他藏族兵要显得艰难又缓慢。这年冬天，我出藏休假前去见过他一次，他依然无法与我交流，咿咿呀呀的声音听了使我有些难受。当时我也许是有能力说服个别领导为他配一个汉族战友的，这样的话，我想他的日子不会被无尽的寂寞拉长，他学汉话的道路也不会如此漫长。我虽然想到了，却没有去做，我的难受正是因此而发。
休了两个月假，又去北京学习了半年，当我再见到索拉时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长的路都有尽头，这回，他嘴里发出的不再是咿呀声，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话，比我想象的要流畅得多。但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我们的交流依然问题多多，他常常答非所问，像是听不懂我的话，而风马牛不相及的答话又像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对空旷的大山、天空，声音大得像喊叫。后来他指着耳朵跟我说：“这个……不行了，听不见了。”说着笑笑，指着轰鸣的发电机：“这样也好，免得我每天听它吵吵，睡不着觉。”脸上毫无痛苦和怨悔的表情。
我一下非常难受，想哭。我知道，正因为发电机日夜不停的“吵吵”，才让他失去了听觉。失聪的他，听不到的不仅仅是发电机的噪音，还有收音机的声音。失却了收音机，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无情切割了，寂寞将加倍又加倍地陪伴他度过分分秒秒，而他千辛万苦学会的汉话，又跟谁去说呢？有了人，又怎么跟人去说？他并不识字，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之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学习识字，因为现在的他只有通过汉字才能与我们交流。我想这肯定比他当初跟收音机学说汉话还要难，但这与他一个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多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的。
他果然成功了。1997年，我转业到成都，不久便收到他的来信，三百字的稿纸，写了两大页，字体工整得像是用蜡笔刻写的，内容就是两个词：感谢和祝福。信的最后，他连着写了半页纸的“扎西德勒”，最后一个“扎西德勒”居然是用指血写的，让我感动得忘记了他已经失聪，当即给他打去电话。好在那时他已经下了山，身边有战友，关键是识了字。就这样，我们勉强通了一个电话，转达我对他的问候、感谢和祝愿。羊卓雍湖的岁月是我生命中的一笔浓彩重墨，索拉又是我这段岁月中的一个亮点，他诚恳的笑容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和心里。有时候我想，生活对他不公平，但索拉我想他一定不会这样想的，否则他不会这么打动我、温暖我。他总是用一层不变的诚恳的笑容和无言的努力，应对生活赋予他的一切，包括不公平，包括失聪，包括高寒和缺氧，孤独和寂寞。在他无言的努力下，现在的他可以读、写并理解我小说里的每一个字，所以我每出一本新书，总是第一个寄给他。我觉得我寄的是一份感动，一份敬意，一份思念和祝福。我觉得他不但是我的读者，也是我的老师，赋予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德和智慧。十多年来，我一直和索拉保持通信，我想以这种方式保留他，也是保留我在这个喧哗年代里安静下来的一个外力。
作为一个义务兵，索拉在山上守了三年零九个月的全部收入，不到5000元，这是他的津贴和高山补贴。作为海拔4537米的高寒地带，氧气都只有平原的三分之二，那里还能有其他什么呢？据我所知，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丛草，没有一只飞鸟，只有白天的太阳和晚上的月亮比北京大又亮。
2009年3月15日于杭州
李敬泽词条
我没有见到过，但我想象，在好推崇名人的汉语世界里，有李敬泽的一个词条的可能性一定要大于没有。果然，凭借“百度”和“谷歌”，我轻易搜索到了这个词条：
【李敬泽】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山西芮城人。1964年生于天津。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历任《小说选刊》杂志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副主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批评，以侧重分析当下文学现象、推介文学新人见长。著有评论集《颜色的名字》、《纸现场》、《目光的政治》、《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文学：行动与联想》、《见证一千零一夜》、《为文学申辩》及长篇散文《河边的日子》等。作品曾多次获奖，2000年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2004年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评论家奖，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
坦率说，我十分不喜欢这词条，东拼西凑的资料，无肌理和脉动的行文，某些致命的局限，就像廉价的印刷画或是海滩上的沙砾，平凡得连虚张声势的精神气都没有。象征和标志荡然不存，一种嚼蜡的寡味敷衍着钟塔指针的前进，暗示辞书编撰者只有商业诉求，对主人了无认知和敬意。我带着多年对主人的敬爱和由敬爱而生的好奇心探获的有关主人的一些私密（爱默生说，你尊敬他就会去了解他），决定免费（没有商业性）重写该词条。如下：
【李敬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祖籍山西芮城。1964年1月生于霍元甲的故乡天津。生辰日期不详，因为中国的档案表格总是只填到年月。这也多少反映出中国文化不求精准的一面。不过我有理由猜测，他生日有可能是11日，或者12日、13日、14日、15日……总之不可能超过20日，因为过了这天便是水瓶星座。据某深谙星象学人士断言，他是典型又完美的摩羯座，身体里积聚着无限的能量，时间将成为他成功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