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深了，美国洛杉矶长堤一座华人客栈里。
二楼靠东的一间客房里仍然亮着灯，孙中山伏在桌前，正在起草制订一个庞大的革命计划。这个叫“红龙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暂定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武装起义；二、由孙文以中国同盟会总理的名义，向纽约财团洽商贷款，以接应大规模的广州武装起义之需；三、在美国训练一批华侨骨干和军官回国，参与策划指挥武装暴动；四、整个计划所需的活动经费预计为350万美元，分四次支付。
这个计划与陈炯明后来的东江起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1909年，是陈炯明人生经历的一次重大转折。这年6月，年仅31岁的陈炯明被选为“广东咨议员”，如果陈炯明按照常规随波逐流地参政议政，也许从此仕途坦荡，前途无量，但这位极不安分的清末秀才，一上任就提出了多项革新议案，如裁撤广东善后局、革除衙局署积弊、废除不经审判就地正法之刑等等，除此之外，又与副议长丘逢甲等人联名提议，禁绝一切赌博。这一连串的重大行动，无疑于对广东社会的积弊积习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禁绝赌博”触犯了许多权贵的利益，此时便有人对陈炯明行贿数万元之巨，要陈炯明缄默不语或托假休会，陈炯明拒绝了，但其他议员多有受贿的，故在表决时，竟通过缓禁，陈炯明拍案而起，与丘逢甲等议员联络各界，通电北京、上海、香港等各地老广，群起上奏，结果查出受贿议员35人之多，禁赌的主张遂得在广东实施。这无畏的勇气和正直的个性在广东政坛赢来一片呼声，也使他崭露头角，初显锋芒。
是年冬天，陈炯明与丘逢甲去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此秘密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孙中山原名孙文，号逸仙，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14岁去美国求学，早年创办兴中会，后又成立同盟会，致力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革命事业。
孙中山一次次地组织领导武装起义，又一次次地失败了，在这诸多的起义中，发生在惠州府辖地的都曾有三次，三洲田起义、七女湖起义、黄冈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大大地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孙中山的名气越来越大，清廷对他的防范也越来越紧，他本人回不了中国内地，甚至连香港也不能久留，只能奔走在国外的华侨集散地，宣传发动，筹械筹饷，隔着太平洋遥控指挥着一次次的武装暴动。每一次暴动失利之后，他都宣扬这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把胜利又寄托在下次的暴动上。
有人说孙中山是孙大炮，大炮有两层意思：一是广东话扯大炮，讲大话的意思；二是隔江吊炮鞭长莫及的意思。也许这两层意思都与孙中山当时的处境有所吻合。但令人钦佩的是无论革命处于什么低潮时期，无论革命党人是何等地悲观绝望，都能够屡败屡战的，始终保持昂扬斗志的只有孙文一人。有人说，如果对未来不抱希望，不抱梦想，那孙中山就不是孙中山了。
1910年11月13日，新加坡槟榔屿的一幢侨民住宅里，孙中山开始实施他的“红龙计划”，出席会议的有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同盟会骨干。孙中山以饱满的激情使大家看到了前途和曙光，被振作起来的同盟会骨干同仇敌忾，决定集合同盟会所有精英，倾尽全党人力物力，在广州举行一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孙中山计划起义成功之后，将以广州为根据地，一路由黄兴率军出湖南，一路由赵声出江西，扫荡东南各省，一举打下清政府的半壁江山。
新军起义前后，陈炯明在香港办了间“乐群书报社”，作为同盟会开展秘密活动的场所。
在孙中山的奔走之下，广州起义的活动经费很快得到落实，接着成立了广州起义统筹部，孙中山任命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下设调度、交通、储备、编制、秘书、出纳、调查、总务八个课。陈炯明兼任编制课课长、调度课副课长，并一度代理秘书课课长，可谓是广州起义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陈炯明受命后即回东江，把惠州的旧朋老友马育航、钟秀南等百余人都陆续集结广州，准备参加广州起义的敢死队。陈炯明在广州司后街有一处寓所，为了方便工作临时把它辟作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点。而从海外陆续偷运进来的枪械也分别收藏在《可报》报馆和咨议局里。
这一天，陈炯明从惠州乘船回到广州，刚上天字码头，钟秀南就满头大汗地跑来向他报告：“李准把同情支持革命党的巡防一营调走了，把支持清廷的巡防二营调进了省城驻防，并听说要解散新军二标。”陈炯明听后警觉起来，忙问：“这消息确切吗？难道敌人听到了什么风声？”“张鸣岐已下令全城戒严，所有新军一律不准请假外出，子弹、刺刀等武器全部上缴，并开始清查户口，我们原在旗界租了九处准备到时纵火的地方，现有四处已被逼迁出了。”“克强（黄兴）知道吗？”陈炯明又焦急地追问了一句。“应该还不知道。”“要马上报告克强，如真是如此，要建议总指挥要么提前起义，要么推迟。”“我也是这样想的。”钟秀南答道。
陈炯明匆匆赶回司后街寓所，马上发了加急电报给香港统筹部。黄兴接到广州消息后，急忙召赵声、胡汉民等几个前来磋商，最后决定把起义日期推迟至4月26日。
1911年4月23日，黄兴从香港动身到广州布置起义工作。黄兴到广州之后，在司后街见到了陈炯明。陈炯明向黄兴详细汇报了广州情况，黄兴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他只是紧皱眉头，用力握住自己的双手在室内踱来踱去。
革命党内部出了叛徒，支持拥护同盟会的新军又被赶出城外，原计划十路人马的队伍现只有四路。面对这突然的变故，这广州起义搞还是不搞？它的成功把握有多大？万一失利如何对得起一次次慷慨解囊资助国内革命的华侨兄弟？黄兴想到这里，深感身上的压力重于千钧。
“今统筹部仍在香港，起义总司令赵声还没到位，离起义日期只有三天。”黄兴说完这句，这个代理总指挥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他突然问：“我自己率一路进攻两广总督署，竞存兄率一路进攻巡警教练所，有问题吗？”黄兴抬起头，把目光投向了陈炯明。“没问题。”陈炯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好！”黄兴继续说道，“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因此地离总督衙门和水师提督只有一箭之地，一旦起事，可以出其不意地占领敌人的要害之地。”黄兴见大家静静地听着并无异议，接着布置任务：“现把原十路进攻计划压缩成四路，我一路，竞存一路，调度课课长姚雨平率一路攻小北门飞来庙，打通道路迎接新军进城，储备课课长胡毅生率一路扼守大南门，防止敌人援兵和偷袭。”
待黄兴一切布置停当，又出了点小意外，孙中山在日本、越南购买的军火无法按时运进广州，黄兴只好临时决定，把起义日期再往后推迟一天。
4月26日，巡防二营抵达广州，张鸣岐马上派出兵力占领了龙王庙高地，严密地监视着广州城的动静，风声愈来愈紧，据说张鸣岐已密令城内军警，全部进入作战状态，继续戒严，在广州城内撒网式搜查异己分子和革命党人。
二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血红的太阳挂在西天，阳光分外刺眼，把广州城照得有些燠热。下午4时，黄兴给每位敢死队员发了一块大饼、一条毛巾、一支步枪和数枚炸弹，敢死队员们面无惧色，信心百倍地等待着那起义的信号发出。
下午5时30分，一支170人的先锋敢死队在黄兴的率领下，向两广总督署衙门猛扑过去。冲到总督署门口，敢死队把白毛巾往臂上一缠，吹起了冲锋号，敢死队撞开大门，黄兴一下冲进了张鸣岐的房间内，室内早已人去楼空，黄兴一气之下扔下火把，总督署燃起了一片火光。正待黄兴率队冲向门外，四面射来密集的子弹，因敌人已事先掌握了起义军的全部计划，布下了镇压暴动的天罗地网。
黄兴刚出大门便遇上李准的亲兵大队，一名敢死队员上前高呼：“我们都是自己人，同心努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没说完，“啪”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准确地射进他的头颅，脑浆四溅，随即倒地，跟在身边的五名敢死队员还没做好准备，一阵弹雨飞来，纷纷倒地。黄兴见状拼死还击，指挥队员边打边撤，右手被子弹击断二指，仍然毫无知觉。
敢死队刚撤到大南门，又碰上了大队清军，一时队伍被冲散，起义军伤亡极大，黄兴冲出敌阵后，悲愤交加地说：“如果杀了张鸣岐、李准，失掉两个指头我心甘，但现在那两位老贼毫发未损，我黄兴死也咽不下这口气！”
起义军失败后，陈炯明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络，他躲在珠江河南尾的盐船里，万分无奈地离开了腥风血雨的广州城。他想起黄兴那激昂的音调，想起那起义军冲锋陷阵的悲壮场面，内心疼痛万分，他生平第一次面对如此密集的死亡，见证战争的血腥和残酷，也深知失败的原因：叛徒告密、指挥失灵、接应不力、新军调防等等，但归根到底，没有一支强悍和训练有素的革命武装，要取得暴动的成功千难万难，他由此想，同盟会不但要有敢死队，更需要有一支自己的军队。
黄花岗起义失败，宣布了孙中山的“红龙计划”又一次破产，广州同盟会深受巨创，元气大伤，由于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在国外筹饷举步维艰，汪精卫铤而走险在北京密谋行刺摄政王又被捕判刑，黄兴为避追捕远走他乡，胡汉民欲去越南重新开展党务活动，这一连串的坏消息让陈炯明心情苦闷。万般无奈之下，他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南方同盟会的最后一个据点“支那暗杀团”。
香港摩士忌街23号，一幢普普通通的旧式洋楼里，进进出出都是些慈眉善目的白面书生，却有一个恐怖的名字——暗杀团。其实，这个暗杀团成立于1906年，专门组织革命党人暗杀清廷的重要官员，主持暗杀团的人是老同盟会员刘师复。
刘师复，广东香山人，16岁中秀才，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1906年回国创办隽德女子学校，并在香港编辑《东方报》。广州起义失败后，暗杀团便把暗杀目标锁定在张鸣岐、李准两人身上，暗杀团要用这两个家伙的鲜血来祭奠黄花岗起义阵亡烈士的英魂。暗杀团有一条铁定的规矩，第一暗杀团成员必须是同盟会的成员，第二执行任务时抽生死签。行刺之时也是赴死的考验，谁抽上了谁就去执行任务，没有完成任务的，已牺牲，再抽签，抽出下一次执行暗杀任务的人。
1911年5月，陈炯明带着马育航、钟秀南宣誓加入“支那暗杀团”，同盟会在广州失败之后，刘师复一连搞了几次暗杀行动，第一次炸伤了水师提督李准，第二次炸死了广东新任将军凤山，这两次行动，大大地鼓舞了同盟会的士气，震慑了清政府在广州的各级官吏。
1911年初夏自秋天，也就是陈炯明在“支那暗杀团”的那段日子里，刘师复与陈炯明建立了密切的友谊，他们都是秀才出身，又是革命先锋，志同道合，志趣相投，这成为了他们革命友谊的坚实基础。
三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军起义胜利之后，广东同盟会积极响应，首先在化州揭竿而起，同盟会组织民军攻城掠地，所向披靡，并迅速波及南海、三水、佛山等地，陈炯明如梦初醒，立马召集东江的一批乡党，商量策划惠州的起义大事。
香港湾仔一幢半旧的楼房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房子很小，有的坐在椅子上、板凳上，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干脆坐在地板上，陈炯明坐在椅子上，用严峻的目光扫视着大家：“湘鄂之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陈炯明接着说：“满洲之亡，将在旦夕，一个共和国即将诞生，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素有革命斗争精神，现在珠三角一带已行动起来了，我们东江的兄弟如何响应？”
“拉起队伍跟清兵干。”
“组织民军攻下惠州府，与三水民军合攻广州，活捉李准。”
大家七嘴八舌地争着发言，此时马育航站了起来，大声说：“竞存兄，我们跟着你干，你做我们的总司令吧！俗话说得好，艄公多打烂船，总不能一盘鱼子净是头！”“对，对，你是咨议局议员，在广东谁不知道你的大名，你做总司令最合适了，陈总司令！”
陈炯明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既有些陌生又有些吃惊，他自知自己是读书出身，没有带兵作战的经验，但从参加广州起义并担任敢死队队长和参加“支那暗杀团”之后，血的洗礼让他认识到军权的重要，革命不能没有自己的武装，想到此，他非但镇静下来，还非常坦然地对大家说：“既然大家都这么信任我，我就来领这个头吧！”接着大家继续讨论，除了推荐陈炯明为总司令外，又推荐了林激青为参谋长，邓铿为西江司令，严明德为东江司令，丘耀南为博罗司令，马育航、钟秀南、周醒南等人专门负责筹备粮饷。最后讨论到起义军的军旗时，陈炯明建议用红、黄、蓝三色，旗上绣一个“井”字，寓意井田，开始大家不解，陈炯明便对大伙说：“中国的历次农民起义和变革都是从土地开始的，从太平天国的义军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无非是想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大伙听陈炯明一番解释，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在淡水镇一条狭窄的街巷中，一溜排的店铺依次坐落，在靠近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悬挂着一个醒目的招牌——“邓记洋铁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正是从这个屋子里传出来，给这条狭长的大街平添了几分生气和喧嚣。
11月1日，陈炯明和邓铿来到淡水，径直走进了“邓记洋铁铺”，原来这店铺是邓铿父亲开的铺面，陈炯明和邓铿把这里辟作了东江起义的临时办事处。
这一天，好几个潮汕人从广州来到淡水，找到洋铁铺里的陈炯明和邓铿，要求参加东江起义，其中有个是来自广州师范学校的学生，他希望陈炯明分派一些文书工作给他做，陈炯明问道：“你是哪里人？”“陆丰。”“那好，你会讲潮汕话，立即回乡招集民军，响应惠州起义。”那个学生一听傻了：“要我带兵打仗？”“是的。”邓铿作了肯定的回答。“我连枪都没摸过，怎能带兵打仗？”“不会就学，我以前也是读书的，现不是带兵了吗？”陈炯明一边说一边拿出纸笔给他写委任状。“我就带这回去？”年轻的学生问。“不，还有。”邓铿从桌子下面的箩筐里掏出三样东西往桌子上一放：一面会旗，两颗炸弹，200元广毫。“就这些？”年轻的学生更加吃惊了。“你还想要什么？这些还不够吗？”“200广毫能做什么用？”“孙中山分文都没却拉起一支支起义队伍，做一个革命党人，为国为民，要以最少的本钱，立最大的功劳，你一定有办法的。”陈炯明充满激情的鼓动让师范生找到了自信，他带着陈炯明的委任状和桌上的三样东西，当天就回去了陆丰老家。
接下来陈炯明与邓铿分头行动，在马安、三多祝、坪山、白茫花、稔山、横沥等圩镇集招民军万余人，计划11月6日进攻惠州。
陈炯明与邓铿在进攻惠州之前，决心先扫清惠州外围的清兵，再组织各路民军合成对惠州城的包围之势，那位年轻的师范生用200广毫，在陆丰拉起了300多人的民军队伍，原来，陆丰的民风一向强悍好斗，且有“红旗”和“乌旗”两大族的积怨，故多年来互相仇恨，械斗不息。年轻的师范生动员“红旗”、“乌旗”两派停止内讧，一致与官府开战，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两大族即停止宗族械斗，带着武器纷纷投奔陈炯明而来。
东江起义军一呼百应，声势浩大，长驱直下，各圩镇的清兵守军几乎是望风披靡，不战而退，仅仅几天时间，起义军一举占领了归善、博罗、河源、和平、海丰等县。
张鸣岐闻报后，急派出一支防营和保安队三营援救东江，阻止民军西进。11月7日这支军队在苏村遭到陈炯明、邓铿所率民军的痛击，援军一路败退，民军乘胜追击，直逼惠州城下。
惠州的清提督秦秉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连忙将自己辖下的八营清兵重新布防守城，将四营来自湖南、骁勇善战的部队分布于惠州府县二城，并在飞鹅岭、下角塔、高榜山等高地布置炮兵阵地，以阻碍起义军进攻惠城。除此之外，秦秉直声言死守惠州，他把300多支枪械发给团练局，要他们组织人力协同守城，并组织人力挖掘地道、陷阱，埋上炸药地雷，万一起义军攻进城内，惠城失守，秦秉直就引爆炸药，与惠州古城和市民百姓同归于尽。
四
惠州城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
陈炯明目光忧郁，久久地凝视着古老的惠州城，它在飞鹅岭和西子湖的衬托之下，显得那么古朴、幽深，但又透出一种孤立无助的风雨危城迹象。
起义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总司令，快下令攻城吧，等敌人的援兵到来，就更难强攻了。”
“总司令，在城门埋上炸药，炸开城墙冲进去活捉秦秉直。”
这是陈炯明独立指挥的第一场战役，他毕竟是秀才出身，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环境中，竟会产生出一种对古城留恋和百姓无辜生命怜悯的情怀，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战功显赫的元帅的勋章不是由士兵的尸首垒成，哪一次不是“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
“你究竟在等什么？总司令！”黑夜中邓铿轻声地问。
陈炯明在黑暗的石径上徘徊，他踱到邓铿面前：“这座古城就要在我们手里毁于一旦了，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它保存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邓铿缓缓地背出了《孙子兵法》上的一段话。陈炯明听后大受启发，他不由得击节称是：“好，好，还是孙子说得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主意已定，陈炯明立即付诸行动，首先派人游说策划惠州清兵管带洪兆麟，并带上陈炯明的一封亲笔信，信中的内容是说，清廷大势已去，请洪兆麟管带顺应潮流，放弃抵抗，欢迎起义军进城，能使惠州古城免受战火和百姓生灵涂炭，是功德无量之事，也能保全他生命财产的安全。
陈炯明接着派人去府城联络团练局反正，起义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与团练局绅又一拍即合，秦秉直闻讯后大怒，即下令逮捕团练局绅，师爷赶紧劝阻：“军门已给团练发下枪械，如果派兵前往，对方势必武力拒捕，一旦城内打响，起义军乘虚而入，惠城不是玉石俱焚？还请军门三思而后行。”秦秉直听后觉得也是道理，便把逮捕的命令下达给在城外布防的洪管带，叫他想法诱捕团练局绅，最好在城外执行，洪兆麟接到命令非但拒绝执行，还托人带给秦秉直一封信，信中说：我已参加陈炯明的革命军了，本想一起攻入惠城，擒拿秦军门献功，因素受军门厚爱提拔重用任为管带，实不忍下此毒手，故最好请军门先行退却，让革命军进城，我一定保护军门毫发不损，如负隅顽抗，一再拖延，一旦开战，我亦不能徇情了。
秦秉直看后如五雷轰顶，城内是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团练局反水，城外是洪管带的四营清兵据险而守，城郊是陈炯明万余人的起义军，他彻底地绝望了，当天晚上就撤出惠州城，移居在西湖的元妙观，并把辖下的八营清兵全部移交给陈炯明接管。
1911年11月9日，惠城府城的北门城楼上，锣鼓喧天，鼓乐齐鸣，陈炯明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率领着一班衣衫不整，但斗志昂扬的农民军浩浩荡荡地进驻了惠州城。
陈炯明进城后将所属民军改编为七个旅，取惠州古循州之义，扯起循军旗号，任邓铿为参谋长兼旅长，洪兆麟任团长，下令全体市民百姓剪掉发辫，并把归善县更名为惠阳。
孙中山闻知惠州起义成功，非常激动，他心里想，陈炯明的这支民军队伍是广东境内惟一一支听命于同盟会的武装队伍，而且拥有东江这片广阔的土地，循军一定可以为同盟会在华南打出一片根据地来。
“竞存，下一步我们往哪去？”邓铿骑在马上问。
“广州！”陈炯明用马鞭指着南边的方向，“打进广州去，迎接孙中山！”
这支浩浩荡荡的循州军便成为了若干年后声名显赫、威震四方的广东粤军。
辛亥革命成功后，陈炯明由广东副都督变为代理都督，1913年任都督，反袁失败后，跟着孙中山远走海外，1916年陈炯明回国讨袁，参加护法，袁世凯死后，把粤军部队交给广东省长朱庆澜，并被授为“定威将军”。
1917年，孙中山共商护法，陈炯明随他南下，陈炯明一路上向孙中山建议，若要护法成功必须有一支自己的部队，孙中山非常赞同，靠着陈炯明与朱庆澜的老关系，终于有了点眉目，朱庆澜说：“现在广东天下都是广西部队，我自己所辖的只有全省的警卫军，循州军是你创建的部队，也是你交上来的，如果今你愿意出任省长公署亲军司令，我即拨二十营兵给你，只是有点委屈你了。”陈炯明听罢笑笑，他心里想：只要国民党能有一支军队，就达到目的，至于名义地位，暂时无法计较。他爽快地答应下来。
孙中山大喜，1917年组建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府时，其实是个空头大元帅，总统府除了少数卫队，没有一兵一卒可以作战，这回有了陈炯明的二十营，近万人的队伍，孙中山的底气和胆气一下就提了起来。
他立马成立“援闽粤军”，由陈炯明任总司令，许崇智任副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孙中山深知这支部队的重要性，第二年又把自己特别信任的蒋介石派去援闽援军任作战科主任。
1918年1月2日，援闽粤军誓师广州东郊出发之时，孙中山在元帅府设宴为陈炯明和粤军将领饯行。宴会上，孙中山举起酒杯说：“军政府成立数月，毫无发展，经陈总司令竭力经营，始得有此军队，即以此军实行护法，再造共和，实所愿望，干杯！”
宴会之后，陈炯明将援闽粤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向福建进发，自己任中路，许崇智任左路，邓铿任右路，2月下旬进入福建漳州地区。
援闽粤军的总部设在福建漳州，漳州辖地有26个县之多，为了建立这块革命根据地，陈炯明卧薪尝胆，历尽艰难，他在漳州修桥造路，美化环境，整顿治安，革除陋规，开书局，办学校，对外选派公费留学生，资助上海国民党的机关刊物《建设》，一时间福建漳州成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地方，有人喻之为“社会主义的漳州模型”，把陈炯明喻为“中国小列宁”。
1920年4月29日，苏俄代表路博将军特来漳州访问陈炯明，并表示愿意资助陈炯明完成中国统一大业。陈炯明虽然力主改革，渴望南北统一，但不愿借用外国武力干涉中国内政，故对苏俄的军事援助婉言拒绝了，并托路博将军带亲笔信致列宁，表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和对列宁的问候。
1920年8月16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回粤，与龙济光激战，誓死争夺广州革命根据地，至1920年12月29日拿下了广州后，孙中山大喜，当天写信给蒋介石，表示了他对陈炯明的倚仗之殷：
竞兄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莫士（陈莫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莫士者托之。我所求者，唯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既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达，为得意耶？兄与莫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莫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尽告竞兄也。
1920年11月1日，陈炯明当上了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踌躇满志，准备在广东大地大展拳脚，实现建设广东模范省的伟大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