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中山的元帅府里，军事要员进进出出，格外繁忙。
各式战报不断从前线传来：“报告大元帅，滇、桂军在石龙遭到洪兆麟部的顽强抵抗，双方僵持无法挺进惠州。”
“报告大元帅，叶举部对联军偷袭，联军损失惨重。”
“报告，邓本殷频频从南线向广州进犯，佛山、三水一带的联军无法移师东江前线。”
“报告大元帅，叶举潜伏在广州的特工组织敢死队不断扰乱广州治安，偷袭重要机关。”
“报告大元帅，东莞的土匪袁虾九部加盟陈炯明与联军作战，桂军被打退三十里。”
“报告大元帅，林虎、李易标部从龙门、增城一带集结，有围歼广州郊外驻军的迹象……”
一连串的坏消息把孙中山的头都搞大了，军事参谋问孙中山是否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在广州外围一带，以防陈炯明乘广州兵力空虚偷袭大本营。孙中山一听摇摇头，急令副官：“立即接通许崇智、蒋介石的电话，要重新部署作战兵力，联军非但不能撤退，而且要突破叶举、洪兆麟的防线，打进惠州一举拿下陈炯明的大本营，我要亲自去东江督战。”1924年，孙中山在廖仲恺陪同下，巡视广东各军。
蒋介石闻知孙中山要亲赴东江前线督战，慌了手脚，连忙从广州抽出一个团的兵力跟随孙中山一起出发。
孙中山督阵来到东莞，东莞樟木头刚刚下过雨，山间的土路上被践踏得一片泥泞，在潮湿的空气里飘来一阵一阵浓郁的火药味，时断时续的炮声和稀稀疏疏地枪声由远而近。
讨贼联军的一些伤兵躺在担架上，“咿咿呀呀”地呻吟着。一队队衣服不整的士兵浑身湿透，衣襟上沾满了泥巴，在泥泞的土路上争先恐后地撤退，当官的骂骂咧咧，似乎在阻止这些后退的士兵。
此时几匹快马“得得”地跑来，在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面前站住，骑在马上的是廖仲恺，跟在后面的是卫兵和秘书。“喂，为什么往后退？”“粤军攻上来了，伤兵不少，只能后撤。”军官答道。“前面是联军的哪些部队？”廖仲恺又问了问。“滇军和桂军的部队。”“回去，孙大元帅来了，知道吗？”军官一怔，不太相信地说了句：“大元帅来了？前面危险啊！”“狭路相逢勇者胜，打仗哪有不危险的？回去，统统回去！”廖仲恺大声地吼了一句。
廖仲恺，原名恩煦，祖籍惠州，1878年4月生于美国旧金山。1895年回国读书，1896年入香港读皇仁书院，1903年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任总部外务部干事，继任总部会计长、中国留日学生会长。1907年赴港策划潮州起义，1911年任广州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1917年随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先后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
孙中山正站在联军的炮兵阵地上，指挥炮兵向杀过来的粤军开炮，“轰轰轰”地一阵炮响，把冲锋的粤军挡了回去。此时雨已停了，暮色降临，联军停止了进攻，在山边架起了一堆堆篝火，一边在做饭一边在烤衣服。孙中山站在篝火边，用一把用落叶做成的蒲扇扇火，而马湘则在忙乱地准备饭食。
廖仲恺看到孙中山，激动地叫一声：“先生，您辛苦了！”赶忙抢过扇子扇起火来。
第二天，廖仲恺陪孙中山又赶到了石龙。石龙是东江边的一个重镇，与博罗的石湾隔河相望。陈炯明在石龙一带布下重兵，滇、桂联军几经激战才把陈炯明的部队打退到了桥头。孙中山看到东江前线不容乐观的战况，差人写了一条大标语：“大元帅手谕——临阵逃脱者，就地正法。”这标语挂在了驻军的醒目处，又用大白布挂在铁甲列车上，孙中山乘着铁甲列车，在石龙的铁路沿线督战。
就在当天晚上，叶举、洪兆麟组织的部队分两路向滇、桂联军发起了反攻，滇、桂联军只抵挡了一阵子，很快败退，铁路沿线以及东江的河堤上全是败逃的士兵，喧嚷声、吵骂声混成一片，车马辎重举目皆是，拥塞于途，一片狼藉。一个年轻的军官匆匆跑来：“报告大元帅，叶举、洪兆麟部主力组织反攻，前线讨贼军团已放弃战线，全线溃退，此地危险，请赶紧调头后撤。”孙中山一脸怒气地问道：“你们的指挥官在哪里？杨希闵、刘震寰躲哪去了？”军官摇摇头答不上话来。
败兵继续溃退，孙中山命令军官上天鸣枪警告，败兵视作不见，拼命地从列车左右的路基上逃跑。孙中山一把火蹿了起来，跳下火车，随行的卫士马湘、邓泽等人正要阻拦，孙中山早已站在路中间，随手在人流中抓住一个败兵询问。败兵此刻只顾逃命，不知道眼前的就是孙中山，也没听清孙中山问什么，只把手用力一甩，挣脱后继续往前跑。孙中山更加火了，猛地抓住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愤怒地咆哮。军官战战兢兢，答非所问，而孙中山的问话全被败兵的喧嚷声、打骂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淹没了。孙中山气得一跺脚，只好转头命令随行的邓演达：“邓团长，命令号兵吹集合号！”十几个号兵一齐吹响集合号，号声中，一个爬满败兵的火车头隆隆退来，猛地撞在那张挂着大横幅的铁甲列车上，铁甲列车被迫倒行。
真是兵败如山倒，孙中山和司号兵也被蜂拥的人流挟进败兵的狂流中。马湘见状，奋力挤进人群，才把孙中山拥进列车里。孙中山坐在列车上，看到窗外那种惊慌失措的败逃景象，锁紧的眉头越拧越紧。
当天晚上，孙中山在列车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廖仲恺、蒋介石、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等高级将领都参加了会议。
杨希闵说：“叛军足有两万人的队伍，来势凶猛，锐不可挡，且武器精良，滇军没有不退之理。”刘震寰接着说：“叶举部分水陆两路夹击石龙，控制铁路沿线，陆路从桥头至石龙，水陆从石湾横渡，再不撤退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廖仲恺不相信陈炯明部队有如此神速，他骑着马在石龙、樟木头一带转了一圈，说：“陈炯明部队昨天才占领博罗，博罗离石龙五十公里，且一江之隔，何时打进石龙？”蒋介石接着说：“叛军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攻到石龙，一定是士兵以讹传讹，引起军心浮动，指挥军官不力，没有掌握敌人的详情。”会议经过磋商，采取两个办法：一由孙中山率领卫队继续前进，由杨希闵、刘震寰截住败兵，守住石龙；二由蒋介石带卫队200人到各军营宣传陈炯明叛军已被击溃，让滇、桂联军增强必胜信心。孙中山率卫队身先士卒，加上蒋介石的宣传发动工作做得很到位，这样下来，联军士气大振，非但守住石龙，还一鼓作气地攻到桥头、僮湖、陈江，一直打到惠州城下，把惠州三面包围起来。
围住惠州城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命令李烈钧，一定要攻克惠州城，捣毁陈炯明的巢穴，然后再集中兵力出师北伐。李烈钧考虑到惠州城的城高墙厚难以攻克，特要求孙中山增加重炮阵地。孙中山即将长洲要塞两门重炮搬到惠州，十五生口径的放置飞鹅岭，二十一生口径的放在下角梅湖，大炮安好后，孙中山亲自试炮。
试炮那天，孙中山把绳索一拉，“轰、轰”两声巨响震耳欲聋，炮弹飞向惠州城，随着浓烟消散，只见城墙崩裂，靠近城墙边的茅棚燃起熊熊烈火，随即就倒塌下来。
守城司令杨坤如据险抵抗，他对守城司兵说：“孙大炮啊真是孙大炮，看它有多少炮弹，一颗炮弹只把城墙打了个窟窿，震塌了两间泥砖屋，没伤到我一个兄弟，以后他开炮，你们进掩体，炮一停，你们开机枪！”
久攻不下，孙中山想到用鱼雷来炸毁城墙，打开缺口，强硬组织冲锋，鱼雷局长谢铁良受命搬动十几个鱼雷，准备在府城南湖方向攻下南门。不幸在飞鹅岭下因雷管碰撞而引爆，全部鱼雷爆炸，数十人当场被炸死，其中包括长洲要塞司令苏从山，鱼雷局长谢铁良，航空队长杨仙逸。孙中山非常难过，即以大元帅名义追赠这三人为中将。接着，他把所有的部队集中惠州外围，他对联军总司令下令：“困城，攻不下就困死他们，困到陈炯明、杨坤如乖乖地出城投降，无论如何要把惠州要塞拿下来。”
有当年被困城中的目击者记录为证：
1923年5月20日以后，联军攻之城下，守城军闭门不出，惠州城内士辍其学，工停其作，商绝运道，有业皆休，其有事可为者，除军人外，一为赌徒；二为烟友，通衢大道，非赌场即烟馆。
1923年6月28日以后，杨坤如因军饷告急，征收蓄婢捐，小环应纳捐十元云，各项加抽，百物腾贵，米价涨之每升6元，而县城、府城，两城按日筹出军饷二千以供军食，除此之外，杨坤如当局逐店盘纳，营业牌照费，义捐、租捐、人头捐、灶头捐，花样百出，惠城居民且无工可做，坐以待亡，苦不堪言。
1923年7月8日以后，府城食肆茶楼已无面点应市，大都关门停业，仅存一两间只有粥品供市，价格昂贵，闲人满街，乞丐群集，扶老携幼，托钵沿门，极战乱凄凉之景象。
1923年9月，全城粮食告乏，米价再涨，原来之殷实大户人家莫不以稀粥度日，贫困者仅以野菜、谷糠、蕉头等充饥。
9月24日是中秋节前夜，杨坤如为鼓舞军心对付困城，故意在各城门张灯结彩，高放音乐，并组织军队游行，至中秋夜大放孔明灯，并邀戏班在城楼弹唱，南北两门，府县两城，皆有乐声不断，气得滇、桂军一阵大炮乱轰。
二
惠州城久困不破，滇、桂联军人数极多，鱼龙混杂，纪律极差，他们除了不断向总统府要钱要物之外，还四出骚扰抢夺惠州四邻百姓财物。杨希闵、刘震寰的守军甚至担心，一旦攻破惠州城，孙中山即会把他们调至北伐前线，故天天闹饷，并借故放弃东江前线，要将部分队伍开回广州城郊。
孙中山急于攻下惠州城，不得不到处筹款以满足滇、桂军需。孙中山在复建大元帅府时，重新组织内阁，任命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部长，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孙科为市长。孙中山知道廖仲恺为筹措军饷已疲于奔命，为应急用，便叫胡汉民以大元帅名义持手令到市政厅找孙科解决20万元。
胡汉民不敢怠慢，即派张副官持手令到市政厅找孙科要款。孙科一看到20万元的手令，惊得目瞪口呆，愤愤地说了句：“我不会印银纸，哪有那么多钱？”说完把手令撕毁，随手丢进了废纸篓。张副官见状正要上前制止：“这是元帅手令，东江战事告急，如此处置不妥啊。”孙科拿眼瞟了张副官一眼，没好气地说：“你不当家不知油盐贵，这哪是打仗，简直是在打白银。”说完匆匆收拾东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把张副官一人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
当天晚上，孙中山火急火燎地来到胡汉民处，劈头就问：“滇、桂军的军饷还没发下吗？为何又闹着要撤兵？”胡汉民支支吾吾不敢作答。“究竟是怎么回事？”孙中山怒气冲冲地逼问了一句。“孙市长说……说……”“说什么？你快给我讲清楚。”孙中山显然有点不耐烦了，胡子也在一抖一抖地颤动。“他说没钱，他……他不会印银纸……”“这个反骨仔，连老子的话都不听了。”孙中山一声怒骂，打断了胡汉民的话，接着就用气得发抖的手摇起了桌上的电话，召孙科立即过来。
孙科一来，孙中山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东江军情如此紧急，滇、桂联军闹着撤兵，你怎么能如此无动于衷？这点钱都找不出来，你这个市长是怎么当的？”看到暴怒的父亲，孙科转而低垂着头，满脸涨得通红，任由父亲臭骂，一句争辩解释的话也不敢说。孙中山骂完之后，丢下一句话：“明天一早给我提20万现金过来。”说完愤愤地出了门。
孙中山刚走，被骂得无处出气的孙科气冲冲地来到胡汉民办公室，一见面两人就大吵起来。“你是如何跟我父亲说的？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们父子不和？居心何在？”“我只是按你的原话照讲，你别冤枉人！”胡汉民答道。“你不知道我父亲的脾气吗？没有你或许不会有东江战事。”孙科狠狠地指着胡汉民骂。这一句也许戳到了胡汉民的痛处，“你……你不要奈冬瓜不何找葫芦来磨，我……我胡展堂不是软蛋……”就这样，两人越吵越凶，吵闹声惊动了正准备入浴冲凉的孙中山，孙中山披着浴衣下来一看，只见孙科拿起手杖正要动武，胡汉民搬起椅子来挡，一场打斗一触即发，孙中山见状，对孙科大喝一声：“你这个反革命仔，我要枪毙你这个死野仔！”说完即从守楼的卫士手中夺过手枪，推弹上膛，吓得孙科夺路而逃，孙中山一边骂一边追，一直追到大门口，连拖鞋都追丢了。
1923年11月2日。
广州大元帅府会议室坐满了总统府和市政厅的相关官员。
孙中山主持会议为了东江战事的经费，孙中山不得不亲自主持召开筹饷会议，廖仲恺在筹饷会议上通报了广东财政的基本情况，其实当时广东的主要税源为三大项：第一种是盐税。1913年以来，每年收入均在700万至800万元徘徊，至1922年陈炯明任省长期间，达到1100万元，滇、桂军入粤后，因军人常扣留三江盐税，致使盐税下跌到585万元；第二种是厘金，1913年以来，广东每年厘金收入税定在300万至400万元之间，仅次于盐税收入，1923年厘金收入下跌，仅为260万元；第三种是烟酒税，1913年以来，广东全年烟酒税收入为250万至300万元之间，滇、桂军入粤之后，锐减到年收入只有26万元。除此之外，县商税、暴烈品税、典商营业税、屠宰税、船税等等都大幅减少，至大元帅恢复8个月来，政府收入只有328万元，而支出高达1087万元，财政赤数高达700余万元。廖仲恺通报完之后，面上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表情。
参加筹饷会议的人听到这组数据，大家默不作声。孙中山环视了一下四周，他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用沉静而平稳的声调对大家说：“我知道仲恺筹钱极不容易，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我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筹饷募捐的事。”接着他向大伙说起了当年在美国的一件事：
圣诞节——美国一个快乐而狂欢的节日。
平安夜的黄昏，孙中山空着肚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为筹款之事，来到了芝加哥的唐人街，街上一派节日的景象，“劈劈啪啪”的鞭炮声使孙中山突然想起了自己已多少年没回中国过年了。
位于街中心的一家中国餐馆张灯结彩，贴着大红喜字的红灯笼高高悬挂着，穿红戴绿的男男女女进进出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一看就知道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婚礼。
孙中山径直走了进去，一个中年汉子认出了他，立即把他堵在了楼梯口：“孙先生，又要我捐钱吗？”孙中山一时无语。“失败多少次了？我再也没钱可捐了，你可知道我们华侨挣钱多不容易呀！”孙中山苦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退了出来。
但孙中山没有气馁，他继续挨家挨户地在唐人街宣传发动。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孙中山站在唐人街边的筹款箱前对华侨们说：“我每次请侨胞来都是劝大家认捐，一而再再而三，实在难以启齿……可是，中华民族灾难如此沉重，只有请国外的同胞捐钱，国内的同志捐命才能推翻了清朝专制政府，才能救亡图强。”
侨胞们静静地听着。
不久，一个身穿破旧唐装的瘦老头儿把卖芽菜积攒下来的100元全投进了募捐箱，接着一个失业的侨工把一叠碎钱丢进了募捐箱，接下来老老少少的侨民争先恐后地走向募捐箱，银元、首饰、纸币，越捐越多。孙中山眼里噙着泪水，向华侨们不断地鞠躬致意。
孙中山讲到这里，深情地说了句：“正是这些侨民的零星集资，支持了兴中会、同盟会的一次次武装起义。今北伐受阻，东江未决，革命事业有前功尽弃之危险，各位更应咬紧牙根，共渡难关。”孙中山突然把手一挥，大声地说：“为了东征为了北伐，要广开税源，务必要采取军事优先政策。”
为解决东江军费开支的巨大缺口，廖仲恺根据孙中山的“军事优先”政策，与元帅府的一班财经官员绞尽脑汁，在扩大税源和发行公债的基础上，增加了好些税收项目：
一是采纳了杨西岩“寓禁于驰”的建议。“寓禁于驰”即杨西岩（时任财厅厅长）任禁烟总办发明的税种，它由政府牵头配制一种“禁烟啻”，再承包给商人，政府分五等收取“牌照费”。二是拍卖、举报官产、公产。官产就是指珠江沿岸日渐淤积的土地，还有是清朝八旗兵及家属的聚居地。公产则是神庙、寺院以及各县设在广州市内的宗祠、书院、同乡会馆等等。三是招办、承办厘税，这种税源本出自前清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在广东盛行沿袭已久，刚废，今又重新启用。四是扩大征收房屋厘捐。五是征收商业牌照费，全省所有的公司、店铺一律按其资本额一次性征收商业牌照税。
这几项财政政策的强行实施，为筹措军饷解决东江战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缓和了广州政府经济拮据的矛盾，但由于操作不当也引发了不少民怨。一是“寓禁于驰”之法，大元帅府颁布禁烟条例，并同时设立禁烟局，任命湘军司令鲁涤平为督办，鲁涤平一上任，即宣布设立“鸦片专卖捐”，并以每月9万元承包给万益公司，致使大元帅府的禁烟令流于一种形式；二是举报官产法，办法规定：凡未能交验合格契约的产业一律充公拍卖，并奖励举报人，筹饷会议后开始在广州实施，规定凡有产业者均须按房产价值缴交3%的民产登记费，由于连年战乱，许多人无法提供合格契约，此办法一出台，有产业之人人心惶惶，有证照要缴费，无证照要充公。
三
国民党元老看到广东日益混乱的政治局面，纷纷奔走于孙、陈之间，意欲再次调停议和，使孙中山与陈炯明重归于好，共同对付北方军阀。
吴敬恒忧心忡忡地说：“日内苏浙形势严峻，段派在鲁豫皆有整备，奉到必会，全力向西直鲁，水势既大，黄河桥亦将圮，济贼倒霉之时，必在此时，然而最好东江之争暂定，请大元帅去赣，诸方一起，重要人在江表，则事大定矣。”
吴敬恒，字稚晖，1865年生于江苏武进县。25岁入江阴书院，1891年的清末举人，1901年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1905年加入同盟会。他在同盟会中无论是学历和资历都算是辛亥元老了。
吴敬恒的一番话对汪精卫触动颇大，他也积极奔走在孙、陈之间。汪精卫在给黄居素的回函中写道：“今欲谋复合，必需首将一切政客、名士、军人易染习气，如体面论、势利论、利用论等一一尽地扫除，以革命党人之面目，以至诚不顾成败利钝勇往去做，方能将此不堪局面翻转过来。竞存每不以人之悔过为然……孟子有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此何伤某公盛德乎？欲视此一举，为对于国民，对于粤人之一番诚意表示关系极大，求知高明以为如何……”
吴敬恒特地给陈炯明去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我党人之中，只举孙、陈、汪三人，孙文若不与陈炯明合作，一定成了一个‘草头革命党魁’。陈炯明若不与孙文、汪兆铭合作，一定落作‘土头军阀’。而汪兆铭不与孙文、陈炯明合作，只是一个‘白面书生’而已。总而言之，叫做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二伤。”廖仲恺也婉转地进言孙中山，调停东江战事，集中人力、财力全力北伐，完成先生早已立誓的统一大业。孙中山犹豫良久，考虑到北伐的大业和粤省的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一要陈炯明公开认错，写悔过书；二是严惩叛军军官叶举等人；三是率粤军全体将士进军北伐。陈炯明未置可否，对此三条都似乎不能接受，他对来人说：“‘6·16’事件本来就不关我的事，虽然因我的罢黜而引起，但我已尽力劝止过，且孙先生先炮轰粤军。至于严惩军官叶举、洪兆麟等人，现今本是用人之际，仍以既往不咎宽宏大量为上策，对于北伐，我从来都没反对，只是劝孙先生暂缓行动，让粤省得以生息，力图寻求一条统一中国的新途径，我提倡武装和‘文装’相结合，就是今日，孙先生若仍坚持北伐，余仍主张客军北上，粤人治粤。”孙中山闻知陈炯明如此态度，心里非常气恼。脑际浮现出许多年前在日本东京的一幕：宽敞明亮的精养轩内，200多名会党成员席地而坐，黄兴、朱执信、陈炯明、胡汉民、廖仲恺、邓铿、李烈钧等在场。孙中山环视了一周，用异常严肃的口气说：“二次革命，非反‘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我已决心对之负全责，现成立中华革命党，希望大家能绝对服从我，并要盖指模，立誓约！”参会者窃窃私语，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然后把目光投向了黄兴和陈炯明，孙中山不悦地转向黄兴：“克强，还持不同意见吗？”“是的，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二次革命，我觉得确实纪律涣散，但立誓约，盖指模，服从个人能否严明纪律，振奋精神，况且有悖于民主准则，革命并非经商开公司，一切全由最大的股东决策！”
孙中山听罢脸色愈加阴沉，众人也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孙中山板起脸孔用强硬的口气说：“不，前者有训，关于这一点我决不让步！”说完把目光投向了陈炯明。陈炯明却说：“克强兄所言极是，立誓约，盖指模的做法与会党无异，我们效忠的是组织，而不是个人！”孙中山急辩道：“我不是个专制的人，但还是要重申，二次革命由我自己完全负责任，愿意服从者，必须听我的命令，克强如有异议，也只得悉听尊便。”孙中山此话一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厅里一时静寂无声，所有的人都悄悄地注视着黄兴和陈炯明。
黄兴撑地而起，拂袖而去，陈炯明接着说了句：“革命我参加，指模我不盖。”跟着黄兴走出门……
想到陈炯明这个又倔又硬的脾性，孙中山对前来调和的吴敬恒怒气冲冲地说：“陈炯明误叛，要杀我，什么人都宽恕，独有陈炯明不可恕。”吴敬恒听了立刻跪下对孙中山说：“这事关系北伐前途很大，先生不答应我就不起来。”看着一脸真诚且年纪又比自己大的吴敬恒跪在自己面前，孙中山毫无办法。只好对吴敬恒又作出了让步：“不惩办叶举、洪兆麟亦可，让他们率师北伐，戴罪立功，但陈炯明必须向我写悔过书。”吴敬恒立即起来，请求孙中山，为陈宣宽恕之词，孙中山不肯，吴敬恒又跪了下去，孙中山还是不肯：“悔罪书不能书，难以见其悔过也！”吴敬恒无法，只好再去东江找陈炯明。哪知陈炯明闻后却冷冷地回答：“吴老先生，您代我受辱了，悔过？我何过之有？凑不齐军饷？我无过可悔！”吴敬恒空手而归复见孙中山，孙中山一出口就索要悔过书，吴敬恒只好再一次双膝跪下对孙中山说：“我吴敬恒代陈炯明悔过！”孙中山闻知大怒道：“陈炯明这家伙，简直是铁了心跟我过不去，非要把他铲平为止。”陈炯明也火气蛮大地公开宣言：“孙中山联合苏俄，勾结外国人，又引来滇、桂军阀，把广东闹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吾陈炯明有命一日，便要与之抗衡，驱逐各路军阀，还广东以太平。”
驻防惠州的杨坤如无法估量日后的形势会如何发展变故，更为孙、陈的紧张关系而担忧，遂想去罗浮山问道占卜。
这日他听说罗浮山来了一位高人，那高人曾在湖北武当修炼多年，道行极深，刚刚从武当来到罗浮山的冲虚观里。杨坤如立即带着护兵随从要去谒见，卫兵担心飞鹅岭上的桂军炮火，劝止杨坤如外出。杨坤如却呵呵一笑：“我杨坤如命大，孙大炮的猪仔炮都吓不着我，还怕桂军的鸟枪！”
杨坤如从惠城北门出来，乘坐摩托快艇直到博罗罗阳，在罗阳乘快马直奔罗浮山。道士见了杨坤如，非常客气，赶忙煮水泡茶，并与杨坤如说起了茶经。杨坤如心不在焉，无心品茶。“久闻道师神算，今日特来请教一事。”“不客气，我们边品茶边聊，但说无妨。”道士以为他问卜自己的前运，却不知杨坤如一开口就给他出了个难题：“你算算孙中山与陈炯明能否和好，若不和好，谁占上风？”这一问却把道士给问住了，道士面露难色，一会儿劝茶，一会儿又岔开话题扯到了茶经上：“泡茶，除了茶具和茶叶，水质至关重要，功夫茶要求炭火煮水至二沸，何谓二沸？……”杨坤如却一股劲地直追，死死抓住刚才的话题，非要道士给他一个说法。道士看拗不过去，只好叹了一声，开了腔：“杨军长一定知道孙中山和陈炯明两位的生肖吧？”“我只知道孙中山是1866年出生，陈炯明是1878年出生，陈炯明比孙中山整整小了一轮，却搞不清楚他们的生肖属相。”杨坤如随口答道。道士转而一笑：“1866年是丙寅年，1878年是戊寅年，中国自古有一山难藏二虎之说，你想想，两虎相斗，两败俱伤，何有不伤之理？”杨坤如挠挠脑袋，想想是不是有些巧合，不由得紧问了一句：“若真如此，哪个伤得重？终归胜数是谁？”“这，这，这我就不好说了。”道士十分为难地回避了这个话题，杨坤如偏偏不让，道士无法，只好继续敷衍说下去：“孙中山是大虎，陈炯明是小虎，大虎凭一国之力，小虎赖一省之力，谁的力大？你可想而知。”“你胡说！”杨坤如不觉愤怒地吼了一句，道士自觉言之过白，不悦来者，赶忙改口：“小道是胡言乱语，瞎扯而已，大人切莫见怪。惠州城有山有水，历为藏龙卧虎之地，据守东江，依托罗浮，如猛虎进山，必然胜算在握，高枕无忧。”“那你的意思是叫我们死守东江，据险罗浮，继续让孙大炮围攻堵截了？”杨坤如仍然愤愤不平地反问道，道士赶紧说：“不，不，孙中山是虎入平原，龙搁浅水，进犯东江，必败无疑。”看到杨坤如脸色缓和下来，道士接着说：“军长大人有大量，如有得罪，多多包涵！”说完之后，道士抿嘴不语，只一味给杨坤如添茶倒水，任凭杨坤如再如何硬软缠磨，只顾点头仍把话题扯到了茶道上。“我给军长再泡一壶罗浮山的新茶，那是从飞云顶的一株百年茶树上采摘下的嫩叶芽子，又特地从峰下的泉眼里取来清水，这木炭也是山上的椎树烧成的响炭，壶也是正宗的紫砂，将军品尝品尝，看那泡出的味儿，是不是甘、香、滑口，过喉时有一种淳厚的清润？”杨坤如惦念时局，无心茶道，坐着坐着愈发无趣，只好告辞出来。
四
1923年底，广州总统府门前，广东农业学校师生排着长队向大元帅府请愿，要求保留农林试验农场和学校的实习基地。
接着广州寺庙僧人也因寺庙的权益与广州政府反复抗争。
佛山各界代表集合，抗议政府清理为防范土匪袭扰而集资建成的小座炮楼，并指责政府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
商贩业主举着“抗议强行征收牌照税”的巨幅标语上街游行。
伍仁受命潜伏于广州，网罗了一大批混迹于广州的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整天在这些请愿的人当中煽风点火，鼓动他们与政府对抗。廖仲恺急匆匆地跑来向孙中山报告：“先生，目前大元帅府请愿游行者不断，有些是商人自发组织前来的，诚意要和政府协商，我已根据实际给予答复和解决。而有些是完全无理取闹的，恐怕是受到了坏人的蛊惑怂恿。”
商会和商人是广州财政的主要税源，这是任何政府都要给予保护和培植的经济基础，孙中山深谙此理。听闻此讯后，他对廖仲恺说：“广州商团和警察有个联欢大会，我一定要去参加。”接着孙中山又叮嘱廖仲恺要认真做好广东商会的工作，切莫让陈炯明、叶举钻了空子，把商团培植成为一支对抗政府的力量。廖仲恺点点头，接着向孙中山汇报另一件事：“党务改组的筹备工作大体就绪，惟对‘容共’一项，内部意见不统一，特别是蒋介石、林泽如、张溥泉、林直勉等人都极力反对，当然后面还有一帮子人跟着附和。”孙中山摸着下巴沉思半晌，许久才站起来愤愤地说：“共产党是诚心帮我的，在‘6·16’兵变之后，只有中共公开宣言与我们合作，指斥陈炯明为反动，而且在行动上严格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共产党员。”“中共确有诚意，而且是一股可以信赖的新生力量，依我之见，不但要‘容共’还要‘联共’，国共合作才能对付陈炯明和北方军阀。”孙中山听到廖仲恺如此一说，欣慰地点点头，他在暗下决心，这个国民党要改组了，新的政纲一定要在国大会议上颁布实施，如果再不大刀阔斧地整治党务，建立统一战线和组建党军，广州大元帅府就一定会再次遭到陈炯明的炮轰，北伐和统一中国的大业就更是遥遥无期。
国共两党虽然在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要真正实现两党合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
上海国民党本部。一个事关国民党改组的重要会议正在此召开。
孙中山亲自主持会议，他语气坚定地对与会者说：“必须改组国民党，使之获得活力，以俄为师，联合共产党，唤起工农大众，国民革命由民众发之，亦同民众成立，我辈的事业行将面目一新，再不会重蹈以前的覆辙……”与会者反应不一，神情各异，孙中山接着说：“在南方，陈炯明部已被滇、桂联军赶出广州，退守惠州，几天后我将与诸同志再返广东，消灭叛军，重树义旗！”当晚，孙中山的联共政策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十分生气地对反对派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嘛，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除了国民党右派的百般刁难和疯狂破坏之外，更让孙中山气愤的是儿子孙科也从中作梗发难，跟着张溥泉一班人串联起哄极力阻挠，孙中山气得拿起拐杖要棒打这个逆父的“犬子”，下令把张溥泉关了起来，并从中委名单中把孙科的名字勾掉。孙中山斩钉截铁地说：“等我联共失败那天，再去请你们，谁反对三大政策，谁就回家，我发给路费！”
为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除了国民党内部的诸多阻力外，国外非议和攻击也纷至沓来。
1924年春，有位叫雪曼的美国驻华公使，写了份《对华机密报告》，报告是专门写给柯立芝总统的，报告中说：
在广东的敌对领袖中，陈炯明有军队四万五千人，孙中山有三万人，当两年前我初次访问该省时，孙、陈合作无间。时陈炯明担任省长，给人民带来一个廉能的政府，陈倡导“联省自治”，他告诉我，将建设广东为中国的模范省。
当孙中山高唱挥师北伐时，已几乎动摇陈炯明忠心，再加上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一个无法无天，压榨人民的政权，使陈早已对孙的信仰幻灭了。
报告中还提到雪曼自己在1924年1月与孙中山的一次谈话，雪曼说：“你像你所批评的军阀一样，在打内战！”孙中山答道：“不，我不是军阀，我是医生，我打仗是以毒攻毒！”报告接着说：“事实上，他认为他做的任何事全是对的，而且为达成目的，不计一切牺牲，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神经过敏’，那样‘自我中心’，他做事不理智，也不可能接受批评，他的任何念头，他都能自圆其说。”
面对国民党内部的诸多阻力和国外势力的攻击，孙中山不为所动，力排众议，让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大会议终于在广州召开。
1924年1月20日，广州市内的商店门口张灯结彩，一条条“热烈庆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巨幅标语挂满大街小巷。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门口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海如潮。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如期在广州钟楼礼堂召开，到会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代表24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执委，孙中山在会上着重阐释了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纲。
24日，孙中山在会上正式宣布了筹建陆军军官学校的决定，并将校址设在黄埔的长洲岛，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以大本营参议的身份协助学校的筹办事宜。
1月30日下午，在国民党“一大”即将闭幕的时候，廖仲恺在大会上再次宣布了筹办军校的若干细则，并委托参会的国大代表回去之后广泛宣传发动，把各地优秀的青年学生推荐上来报考军校。廖仲恺还在会上反复强调一点：“各代表对于介绍青年军官学生要特别注意，必须明白主义，且诚实可靠方可入选。”
办一所革命政府的军官学校是孙中山、廖仲恺梦寐以求的多年愿望。孙中山原来对党军和军校的建设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次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叶举炮轰总统府之后，滇桂入粤，鱼龙混杂，东江开战，久拖不决，北伐半途而废。严酷的现实，惨痛的教训促使孙中山不断反思，也坚定了他办一所军校的决心。
1924年2月6日，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正式成立，地址选在广州市南堤二号，这是一幢洋楼，原是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邓仲元的故居。它位于广州堤畔，天字码头的下边，绿树掩映，环境优美，且交通方便，闹中有静，适宜筹办工作。
马亮从南堤二号洋楼出来，大步流星地赶回营部，马上把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了刘阳，“刘阳，你去黄埔学习吧，我们要办军校了，就在广州黄埔长洲岛上，这是你的好机会啊！”
刘阳说：“真的吗？我够资格吗？我能考上吗？”马亮说：“我已经向筹备处推荐了你，你有文化基础，又曾经在陆军学校速成班学习过，且年纪轻轻，大有作为啊！”“那你呢？你也去军校任职吗？”马亮坐着说：“我当然想去，但不够资格啊！军校校长是蒋介石，党代表是廖仲恺，军事教官是汪精卫、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其他教员都是来自苏联、朝鲜等共产国际的文化、军事精英，我去军校任职？能做个门卫就不错了。”刘阳问：“那具体学些什么？还是带兵打仗的那一套？”马亮说：“军校当然要学军事了，但我们的学校特别强调政治素质教育，即为什么要打仗？为谁打仗？一句话就是为三民主义而战。反正我三言两句也说不清楚，你去到就知道了。”
五
就在军校筹办处紧锣密鼓开展工作的时候，2月21日，作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突然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辞办军校的呈文，更令人气愤的是，他的呈文只托秘书转送，未获批准，即抛下军校事务，乘船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
蒋介石要解散筹备处的消息不胫而走，筹备处一片哗然。惊愕的工作人员议论纷纷：“怎么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今天突然宣布不办了？各地考生纷纷前来赴考，有的来广州一个多月了，考试刚刚结束，正等待录取，现突然不办，如何向考生解释？”“我们去问问廖仲恺，我们去问问元帅府究竟是怎么回事？”
经过商量，众人决定由邓演达、叶剑英为代表去大元帅府问个明白，当邓演达、叶剑英找到廖仲恺时，廖仲恺一点情况都不知，他叫两人立即回去稳住大家，自己立即去向孙中山报告。
在去大元帅府的路上，廖仲恺有些愤慨。他觉得蒋介石太意气用事，太任性了，国大决定的事情，大元帅交办的事，怎能如此儿戏，说不管就不管呢？廖仲恺猜到，蒋介石的不辞而别一定与国大的“联共”有关，对于“容共”一项他一直是极力反对的，他甚至说，只要共产党一介入进来，不久的未来中国就可能姓共而不姓孙。
孙中山听了廖仲恺的汇报，又看了蒋介石的辞呈，非常不悦，他想不透，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早年跟随陈其美，后跟随自己革命几十年的蒋介石，无论在哪一个时段，自己都一直非常信任和器重他，特别是与陈炯明闹翻之后，粤军的内部分裂，滇、桂联军的不服调遣，更坚定了他办军校的决心，蒋介石既没参加一大，又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也不是中央部委负责人，自己还把他扶植成黄埔军校校长人选，这一良苦用心正是想让他顶起粤军的半壁江山。黄埔军校是党军骨干的基地，如此重大的事情他怎么能辞呈一递，没待批复，说解散就解散，说不干就不干呢？“黄埔军校我是决意要办的，中国国民党的振兴，民国和民族的振兴，我都寄予于黄埔了，你先把全面工作承担起来，我马上给他发电报。”孙中山对廖仲恺说完，就在蒋介石的辞呈上批了几行字，交给秘书林直勉：“你以中央执委名义，立即发电报给蒋介石。”
林直勉接过辞呈，只见上面写着：
蒋中正：
函知辞去军官学校校长一职，所有军官学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先生代为交御，乞派人接办由。
答：总理云：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
二月二十三日
1924年2月29日，孙中山又亲自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随即派邓演达持自己的亲笔信，专赴浙江奉化，要蒋介石立即返穗，继续主持筹办学校事宜。
其电文云：
现在筹备工作仍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袖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3月10日，廖仲恺也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并告知招生结束，4月1日筹备事项就绪，即将开学。直到此时，蒋介石自知再不回穗，军校一职孙中山即会委派他人。4月21日，蒋介石回到广州，重入军校办公。对于蒋介石的这次辞呈，后人说法各一，究竟是出于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抗议，还是玩弄欲擒故纵的手法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或者还有别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也许都兼而有之。
六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5月，刘阳被黄埔军校录取，分在士兵科。他在那张入学登记表上郑重地写到：我参加军校学习是因为我崇尚军人，作为军人除了学会作战以外，还必须懂得为什么作战，为谁而战的原则问题，我是为三民主义而战的战士。
黄埔军校坐落在广州城郊东南方向的长洲岛上。长洲岛离市区较远且偏僻，陆上交通尤其不便。总统府为什么会选中这块地方办军校？据说有三个原因：一是各路军阀进驻广州后独霸一方，滇、桂军阀盘踞着广州市，孙中山选取孤岛办军校，目的是避开各类军阀的控制和干扰；二是这个岛环境幽静，四面环水，筑有炮台多处，与隔江相对的鱼珠炮台，侧面沙路炮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能把守控制珠江江面，易守难攻，便于学习与练武；三是岛上原有陆军小学堂一所，略把校舍修葺装饰便可使用，节省了时间、人力和资金。
刘阳一踏上小岛，只见简易的校门上贴有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到别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额是：革命者来。每一位新生报到经过此门都不禁驻足留步，久久伫立，注目凝视，泛起一脸的庄重。
报到处人进人出，特别忙碌，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仁人志士和热血青年络绎不绝涌上这个小岛。刘阳报到后迈着轻盈的步子，徘徊在军校的操场周边，心里泛起了许多感慨和思绪，像珠江的涛声一样久久不息。他从小就爱读书，成绩一直很好，从惠州昌明学校考上初中后，他就有了学医的理想，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兵，可意想不到的是初中辍学彻底击碎了他的学医梦。客家人勤耕重读，父母也期望他学有所成。母亲曾对他说过，小时候帮他去找人占卜排八字，个个算命先生都说他命带学堂。刘阳心里想，自走出惠州学校进了广州陆军速成班，出来扛了几年枪，现又考进了黄埔军校，莫非真是验证了“命带学堂”之说？而黄埔军校出来还扛枪，这仗要打到何时？要打倒陈炯明，打倒各路军阀，打出民主共和，打至天下太平，绝非三年五年能成。弃文从武，戎马人生，职业军人，那算命为何不说自己“命带军营”？看来算命先生完全是看走眼了。
1924年6月16日，这是一个值得历史铭记的特别日子。
黄埔军校的简陋学生礼堂里人潮如涌，歌声如风。礼堂上挂着一条鲜红的横幅：“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
13门礼炮响过之后，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军乐。
在雄浑的乐声和热烈的掌声中，孙中山神采奕奕，健步走向主席台，他亮开嗓门发表了演说：“来宾、教员、学生诸君：今天是本学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13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年号，没有民国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13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13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
孙中山接下来讲道：“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接着他又说：“我们宗旨要造成一种革命军，一定是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诸君要从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便希望可以成功。”
“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诸君将来都是革命军的骨干，担负救国救民的责任。既是有了救国救民的责任，便要从今天起，先在学问上加倍去奋斗。将来毕业之后，组织革命军，……当革命军人资格，要用什么人做标准呢？简单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
最后他说：“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什么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革命党的资格，就是要不怕死……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要用这几百人做基础，造成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致灭亡。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都到了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
孙中山越说越激动，他的声音嘶哑了，眼睛里盈满了泪水，紧握的拳头在胸前抖动着。孙中山讲演历时一小时之久，当他讲完最后一句话，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大元帅万岁！”
“国民革命万岁！”
典礼结束后，刘阳、叶大明默念着校训：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开学典礼的第二天，还是在这个学生礼堂里，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菘年又为学员们做了一场时事报告。
张菘年接着说：“我们为什么要创办军校？我们无法统计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创办了多少军事学校。粗略计算一下，1885年至今的30多年间中国的各式军校有百所之多，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长期落后挨打。从清朝末年，因战败一次次割地赔偿，签订那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在这一连串战事的刺激下，在世界列强的欺凌中，中国人已意识到，中国要强大务必整军黩武，加速培养军官，训练军队，以为精兵强将就是救国救民的出路和捷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军队固然重要，但目前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一个国家不统一，不强大，就永远无法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故此，黄埔军校既是军校又是政治学校，我们在掌握军事技能指挥作战的同时，更应该理解三民主义，真正认识到为谁带兵为谁而战。一句话，就是为统一中国，为三民主义，为反帝反封建而战……”
他在讲话中还向同学们介绍了军校的招生情况，他说黄埔一期的入学考试于3月27日在广州举行，在广东参加考试的考生就有1200多人，4月28日公布考试结果，正取生仅350名，备取生120名，共计470名。分别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队（第四队为备取生）。这4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半年以后同学们将从这里走出，踏上革命的征程，成为党军的中坚力量，黄埔军校的诞生和发展必将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