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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商团叛乱

惠爱路的一家烟馆里,几十张赌桌一溜排地摆放着,赌徒的嚎叫声、哀叹声、吵闹声夹杂着女人的浪笑声阵阵传来,突然间一声警笛鸣叫,100多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把赌馆重重围住,收缴了全部的赌资和烟土。烟馆的老板哭丧着脸向领队的长官哀求道:“我们刚给大军缴了赌税,为何又要查封?”为首的那长官怒斥道:“你缴给谁了?本部没收到一两银子一钱烟土。”烟馆老板掏出兜里当护身符般藏着的一张盖了大红印章的收据。军官瞟了一眼,看见是滇军的章,奸笑了一声,随即怒喝道:“这是桂军的地头,你以后不知道孝敬本部,老子一把火连你的老窝都烧了。”说完带着兵丁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烟馆。

烟馆老板听明原由后,一时再无话说,他待桂军离开烟馆后,便一路小跑赶到滇军军部。“司令!司令!不好了,我的赌馆让桂军洗劫了。”

“什么?谁那么大胆敢在我杨某人头上动土?”杨希闵不相信地问了一句,眼睛直逼着慌慌张张的烟馆老板。

“桂军,他们说,他们说……”

“还说什么?照直讲来。”

“他们说烟馆是他们的地头,以后不按月缴税给他,一把火把烟馆给烧了。”

杨希闵瞪大眼睛,愣住了,渐渐地他那圆润的额头因为恼怒而涨红,随后又变成了铁青色。他咬牙切齿地抓起电话,咆哮道:“范军长吗?你即带人把那洗劫烟馆的桂军找来,让他们一个个把吃下去的全部给我吐出来!”

杨希闵放下电话后才一刻钟的功夫,几百个全副武装的滇军就把桂军的营部围得水泄不通,双方一阵火拼,两方死伤不少,在这次火拼中,桂军吃了大亏。刘震寰闻讯后勃然大怒,他大声骂道:“杨希闵啊杨希闵,你这狗娘养的,我的士兵连饭都吃不上,你却发大财了,凡是带油水的地盘都是你占着,桂军还要活吗?”

骂完之后,刘震寰真想拉出队伍亲自跟杨希闵干一场,但一想到杨希闵人多势众,有钱有枪,刘震寰自知硬拼占不到便宜,便迁怒于总统府。他蓦地握紧拳头,把桌子使劲地一擂,吼了起来:“副官,你立即去总统府向廖仲恺要50万两银子军饷,三天内不帮我解决,我自己解决,桂军不是后娘养的!”副官生怕耳朵听错了,嗫嚅着说:“司令,5万两吧?听说黄埔军校的办学经费5000两至今都没到位,数字报得再大也未必有用。”刘震寰咆哮着,打断了副官的问话:“我不管,你快把公文送上去!”

刘震寰拨拉在总统府的如意算盘自然落了空。三天后,刘震寰以桂军没钱开饭的理由,在广州市内对三家粮栈实施了抢夺,接着又派出一团人在西江把商人的十艘盐船扣下拍卖,一时间,广州街头人心惶惶,商人富贾更是惴惴不安。

作为商会会长的陈廉伯,恨不得立即把商团军武装起来,跟桂军一见高低,他心里想:商会连商人的利益都保护不了,存在还有何意义?今商船米栈被劫,商人被打,商会不能坐视不管。他现在急需的是武器。解决武器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想办法把陈炯明支援的武器运进广州,二是从速筹款从国外购进枪械。

想到此,陈廉伯立刻给惠州的陈炯明拟了一个电报:

陈司令钧鉴,寄存增城货物可否通过滇军驻地运抵广州,再由我派人分散偷运,武器到位,商团即可起事,盼复。

陈炯明接到陈廉伯的电报后又喜又急,喜的是广州之乱是自己借机倒孙的良机,但商会的利益受损和滇、桂联军的恶行让他心急如焚,今广州政府四处戒严又的确无从下手,百般无奈的情况下,陈炯明决定求助杨希闵。与杨希闵通上电话,一阵寒暄之后,陈炯明即提出那十车枪弹借路经过的事。没想到,杨希闵在电话里一口回绝:“老兄,别提了,使不得啊!因为你那十车军火,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不知打过多少电话来了,孙中山还责令我前去收缴。我从滇入粤,客居贵地,万万不敢得罪于您,故一直搪塞推诿。您如今从哪儿过我都睁只眼闭只眼,可千万别从我的防地经过,我实在难做啊,请陈兄替我想想。”陈炯明说:“杨兄也太胆小了吧。这批枪弹也不是做甚大用,只是贩给广州商会,换几个白银发发军饷。你知道我的十万兄弟都驻扎在惠、梅、汕地区。这是粤省最贫穷的山区啊,你就帮帮兄弟吧。”杨希闵说:“要帮我也不敢这样帮,要不您那十车军火卖给我算啦,不要算我太贵,让我出几个小钱可以,让我放行我的确难办,广州革命政府追究下来责任难担啊!”

陈炯明无奈,只得挂了电话,他按压不住内心的怒火,开始大骂杨希闵:“他妈的,这个老狐狸!”黄参谋说:“要不多给点钱他,用钱开路?”陈炯明说:“你不懂,他不会要钱的,他有的是钱,你知道吗?杨希闵来到广东之后,单收广州、佛山的赌饷就月进百万大洋,他想要武器,他知道这批枪械是什么货,真正的德国造。有枪就有军队,就有实力,有实力就什么都有了。这个老狐狸,我算看透他了!”

那边的杨希闵放下电话也冷笑道:“陈炯明啊陈炯明,我们是老交道了,你还跟我玩圈子,军火换白银,哈哈,一说卖给我就哑了,没有下文了。”副官问道:“如果陈炯明再来电话谈判,要如何应对?”杨希闵举起拇指和食指晃了晃,再把拇指收回,伸出四个手指说:“四六分成!”“四六分成?他们六车我们四车?”副官不解地接着问。“不,不,我们六车他们四车,少一个子儿也别答应他!”杨希闵坚决地答道。

陈炯明一想起杨希闵就恨得咬牙切齿。那是去年的事了。

1923年1月,叶举、洪兆麟部在西江拼命抵挡滇、桂联军反攻广州,杨希闵是其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参战力量。陈炯明早知杨希闵是一员骁将,他所带的滇军也确有战斗力,故为重点防守滇军的进犯,他特派重兵驻守广州,又在东江、西江等地严密布防,重点做好对付杨希闵的准备。杨希闵看到陈炯明严阵以待,兵强马壮,不敢贸然进攻,便玩起了小九九,他特派代表范石山、蒋公亮前往广州求见陈炯明,假称滇军粮饷不足,本想打道回府,如果陈炯明肯资助滇军一批军饷服装,滇军将立即脱离孙中山,马上退兵回师云南。

陈炯明正急于应对来自各地的联军围剿,杨希闵这一主动请求正中他下怀。为了分化瓦解孙中山的联军力量,保住广州大本营,陈炯明一口答应赠送杨希闵毫洋一万块,军服一万套,干菜及其他物品若干船,同时还给滇军的军官赠送了不少贵重礼品和洋酒。谈妥之后双方皆大欢喜。当陈炯明运送礼物的货船到达蒙江,杨希闵收下了银两,滇军士兵们穿上了陈炯明送来的军服,军官们饮用了陈炯明送来的白兰地酒,杨希闵乘着酒气当即召开了进攻广州讨伐陈炯明的誓师大会。

陈炯明派去送礼的货船还没返回防地,杨希闵率领数万滇军已浩浩荡荡沿江东下,一举包围了广西藤县、梧州,藤县守军立即竖起了白旗,不战而降。梧州守军看到杨希闵的滇军来势凶猛,势不可挡,守将率部投诚,与滇军一起直扑广州。叶举、杨坤如部在三水一带拼命抵挡,终因寡不敌众全线败退。1923年1月16日滇军直入广州,陈炯明不得不放弃广州大本营,退居东江,固守惠州城以图东山再起。

像杨希闵这种见钱眼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情无义的家伙,陈炯明发誓只能与其为敌,不可与其和好。但如今大敌当前,陈炯明的主要对手是孙中山而不是杨希闵。想起古人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反攻广州的大“谋”,陈炯明不得不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与杨希闵一次次磋商。

第二天,陈炯明再和杨希闵在电话里讨价还价。杨希闵就是要留下六车,少一点也不松口。陈炯明毫无办法,强压着怒气,一咬牙硬答应下来。一挂电话就骂了句:“杨希闵!你的心肝也太黑了吧!”随后还不解气,抓起一个紫砂茶壶狠狠地摔在地板上,茶壶“砰”的一声脆响,碎片溅落一地,让陈炯明有一种砸在杨希闵头上的痛快。痛快过后,他颓坐在太师椅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许久才叫黄参谋给广州商团发了一个电报:“即与杨贼联系取货事宜。陈。”

陈廉伯接到电报,即派伍仁组织人力前往杨军防地秘密分散偷运。伍仁利用杨希闵驻军的掩护和各种运输工具,很快把1000多支各式枪支和十余吨弹药运进市内,分散藏在市内各个地方的会馆和民房里,随即就开展了对商团武装分子的训练。

广州革命政府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一个高级军事会议。廖仲恺在传达孙中山先生关于讨伐陈军、肃清叛乱、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的指示。指挥官说:“陈炯明支援广州商团的那批军火,由于我们防范严密,没敢直运广州,根据可靠情报,极大可能存放在广州近郊增城的某个小镇里。而驻扎在那里的部队正是叶举属下的一支部队,与陈军交界处则是滇军杨希闵的部队驻地。杨希闵口口声声说支持中国统一事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但孙总理几次命令杨希闵派部队前往收缴,杨希闵就是搪塞敷衍,一拖再拖。一会儿说没有真凭实据怕引起误会,发生军事摩擦,造成对当地百姓的伤害。一会儿又说,经侦察无发现有装载军火的卡车,陈炯明可能将武器拉回惠州等等。总而言之,杨希闵就是不敢得罪陈炯明。他不愿得罪陈炯明说明什么?说明杨军在等待观望,见风使舵,其一是担心陈炯明得到广州之后不给他一席之地;其二是想借我们讨陈之机来个坐山观虎斗,让革命军和陈逆军杀得两败俱伤的时候,他杨希闵轻而易举地独吞广州城。我们作为革命军的各级将领,必须认清形势,掌握情况,对滇军不能抱太大希望。”廖仲恺先生接着说:“对于滇军,我们只能争取,不能依赖,这是一条重要原则。”有的军事长官提出:“滇、桂联军讨陈不力,耗饷巨大,冲锋一次要15万,攻下一阵地要30万,等他们打下惠州城时,全省收入都恐怕不够支付军饷了。”“哼,赶走了虎,迎来了狼,当初孙大元帅怎么就没考虑到这一层?”一个军官接着说。有个军官愤愤不平地说:“孙中山先生不是说过:‘利用军阀,依靠金钱来指挥作战永远无法打垮陈炯明,更无法统一中国。’依我之见,干脆把滇、桂联军逐出广州。”“说得轻巧,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就怕杨希闵还没赶走,陈炯明又打进广州了。”“陈炯明目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如果商团军再成为帮凶,那我们真是多面受敌。”“既然这样长期处于被包围中,不如再次集中兵力主动出击,直捣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惠州只有杨坤如的一个军,只要把这个根据地端掉,陈炯明和港英政府的气焰自然就被打击下去。商团军一旦失去了靠山,想闹也闹不起来。”但也有的军事长官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虽然惠州只有杨坤如的一个军,但洪兆麟、刘志陆盘踞淡水、海陆丰。叶举、黄强盘踞河源、老隆、增城、龙门一带。一旦惠州开战,二路援军水陆并进也是一天半天的事。如果惠州一时半会拿不下来,广州将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还有的说万一惠州打响,必定牵制东征主力部队。如果此时南路的邓本殷从佛山进攻,商团又从中捣乱,桂军和滇军又从中作梗,那广州大本营的安全就朝不保夕。

军事会议继续着,军事长官发言踊跃,各抒己见。

马亮认真地聆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下什么。他特别地写下“东征、南讨、平叛、治乱”八个字。他认为这八个字概括得全面,简直就是革命军近期的主要工作内容,也是北伐之前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要北伐必须先东征南讨,把陈炯明、邓本殷打垮才能集中兵力北伐,而要东征南讨,又必须先平叛治乱,把广州商团的问题解决了,广州大本营的阵地才稳定。

廖仲恺最后补充说:“大家的意见都很好,我要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形成书面材料呈送孙总理。以广州革命政府的名义召集联席会议,尽快组织联军进行东征南讨。我们除了有陈炯明敌对势力的威胁,广州商团军更是安在广州的一颗定时炸弹,因为他们对广州革命政府的威胁最大。”

事实确如廖仲恺所说。因为广州商团的事一直让孙中山大伤脑筋,孙中山除了亲自出面协调以外,还派廖仲恺等人一次次出面做陈廉伯的工作,目的是争取商团拥护政府,维持广州的安定局面。但广州商团一直拒绝与政府合作,陈廉伯开始是提出“中立、独立”,后来由于得到陈炯明和港英政府的支持,至5月竟公开与广州政府对立。陈恭受、伍仁还到处高喊:“要以平民武力革除不良政府,成立商人政府,此后救粤责任由商人负责。”

惠州的武器送到商团军手里之后,陈廉伯稍稍定了定心,但要武装一支上万人的商团军,武器仍然是最大的瓶颈。为了尽快地发展壮大这支队伍,使其成为广州商人的坚强后盾,陈廉伯又想法利用商会筹集资金百万元,通过沙面租界内的洋老板牵线,由汇丰银行向德商购买大量武器弹药运进广州。

当偷运武器的“哈佛号”货轮在沙角炮台被黄埔学生军截获时,陈廉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一次次与政府交涉要求发还被扣武器,又派伍仁重金贿赂粤军司令部的人,通过许崇智的关系骗取了一张进口批文,以此证明购进枪械的合法性。骗取的批文上写着:枪4000支,限定40天运到,如今的“哈佛号”却装有长短枪9000支,时间只用了4天,这显然是想蒙混过关耍弄政府。

孙中山、廖仲恺完全看穿了陈廉伯所玩的把戏,果断作出决定:扣下枪械,全部寄存黄埔岛。陈廉伯、陈恭受因为此事开始变本加厉地向政府发难。

8月12日,陈廉伯宣布罢市。

8月14日,1000多名商团军到大本营门前请愿,声称“三天不散”。

8月16日,各县商团代表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发还被扣枪械。

鉴于多方压力,8月19日,孙中山答复商团代表:“陈廉伯私购军火企图推翻政府应予没收。其中一部分是商人集资购买者,当令省长胡汉民查明发还。”如此答复,仍无法平息商团事件。

8月20日,孙中山下令通缉陈廉伯,陈廉伯闻讯躲进沙面租界,并把商团总部迁至佛山,由陈恭受主持日常工作,并决定全省总罢市。

在离孙中山大元帅府不远的另外一间会议室里,此时也同样在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主持会议的是广州总商会的副会长陈恭受,参加讨论的是广州商团的武装骨干和各个分会的代表。

陈恭受说:“孙大炮、廖仲恺查扣了我们用血汗钱买来的武器,他把我们逼得没路可走,我们只有奋起自卫了。我们这回暴动一定要迅猛。迅就是迅速,打他个防不胜防、措手不及;猛就是要四面出击八面开花,声势手段要猛。不要单靠散发传单、示威游行、请愿罢市那一套,要来硬的,炸掉广州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炸毁天字码头,切断援军,制造城市内乱,增加他们的压力。反正要不择手段,不惜代价。采取毁灭性的、破坏性的、全面性的进攻。同时创造条件让陈司令的部队迅速在外围进攻广州,造成内外夹击的巨大声势,让孙中山落荒而逃,让国民党顾此失彼。”

8月29日,英国、广州领事致孙中山公文一份:“予现接上级英海军官通告,请彼已奉香港海军总司令训令。倘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一切可用之英海军队,应立即行动。”通令的同一日,九艘英军军舰驶进珠江,炮口对准广州政府的“永丰”、“广贞”等军舰,双方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31日,滇军的范石山部又闹着要枪,孙中山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为缓和态势,作出让步,并对商团代表提出五项条件:一是陈廉伯通电谢罪;二是省署撤销陈廉伯、陈恭受通缉;三是商团报效政府50万;四是政府发还枪械;五是政府撤退新驻市区军队。

1924年9月的广州,天气特别闷热,空气像凝固似地没有一丝风。马亮用军帽扇着风,抬头看看天空喃喃自语:“看来这天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雨啊!”

真的要来暴风雨了。

“双十节”那天,孙中山在韶关飞机场举行了阅兵式。受阅部队除樊钟秀部、吴铁城部,还有黄埔军校的学生。检阅完毕,孙中山作了简短演讲,他在演讲中重申了北伐意义,号召北伐部队英勇作战,彻底打败北洋军阀曹锟和吴佩孚。而就在北伐军行将出师的这一天,广州城内发生了商团叛乱……

公开叛乱事发之前,负责内卫警戒的马亮辖区接连发生了几起大案。9月3日,从广州酒家开往大元帅府办事的一辆黑色轿车突然爆炸,司机和两名政府官员当场身亡;9月6日,一位客人乘坐人力车前往广州粤剧大戏院看戏。到了戏院门口,客人刚下车,正往包里掏钱,人力车突然爆炸,造成一死五伤;9月8日,位于珠江边上的一处客家会馆突然起火,冲天的火光夹着滚滚的浓烟染黑了一条街,同一日,另一处潮人会馆又发生爆炸,屋顶轰然倒塌,造成伤亡无数。

9月11日,广州火力发电厂附近出现了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原来是伍仁带着手下在安放定时炸弹。就在这时候,一个工人发现了他们。伍仁为了炸掉发电厂,开枪打死了这个准备逃去报告的工人。枪声惊动了正在附近执勤的巡逻队,待巡逻队赶到时,伍仁他们早已逃之夭夭。

马亮接到发电厂的报案,立即带人火速赶来保护发电厂,并安排工人自卫队和随后赶来的警卫部队在厂房周边搜索,最后在锅炉房的煤堆上搜出三枚定时炸弹。另有一枚炸弹没有被发现,被装进煤车送进锅炉房,在煤炭燃烧时发生爆炸,一号锅炉被炸坏,电厂值班的工人受了重伤,发电机组被炸坏停产。

接下来,马亮每天都接到几起类似的报案。

一连串发生的案件表明,广州商会的武装分子开始出击了,一场战斗即将打响。马亮心里猜测,那批由陈炯明提供的武器弹药一定已经到位,但伍仁他们是如何偷运进城的呢?负责外围守卫的部队一直没有放松对进入广州货物、车辆的检查。排除了像上回那样运输的可能,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友军驻地分散偷运了。从案发现场捡到的爆炸弹片和发电厂起获的定时炸弹来看,完全是舶来品。这一定是英帝国主义从香港给陈炯明援助过来的军用物资。

由此推断,陈炯明的十车军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定时炸弹。想到这,马亮的额头渗出了汗珠。广州城那么大,人又那么多那么杂,商团分子随便在哪里放一枚,都让革命军防不胜防。广州商团的嚣张气焰已经把广州带进一片恐怖的气氛中。市民们提心吊胆,到处人心惶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好像广州城到处都安上了一颗颗硕大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被引爆的危险。

马亮火速赶到师部向师长报告。张民达命令马亮加强警戒,昼夜巡逻,保证辖区的安全,等待指挥部的最新命令。

马亮回来把辖区的兵力作了调整。除了增加一个排到发电厂警戒外,又和广州工会把发电厂的工人自卫队组织起来,协助巡逻,对进出政府机关的车辆和人员严格检查。同时从各连抽调精干的士兵,组成50人的便衣队,全部配备当时先进的驳壳枪。并把短枪队分为五个小组,每10人一组昼夜交替,与街面公开巡逻的武装密切配合,相互照应,以防突发事件。

9月下旬,广州商团的武装分子在伍仁的蛊惑下,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公开打出“打倒孙中山、廖仲恺”、“请孙文下野”、“让廖仲恺滚蛋!”的标语。面对商团武装的公开挑衅,孙中山、廖仲恺主张严办商团,而在国民党内部却对此主张出现严重分歧,广州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让孙中山、廖仲恺焦头烂额。面对解决商团武装的各种阻力,廖仲恺举步维艰,难施拳脚,逼于商会的压力,不得不向孙中山递交辞呈。孙中山孤掌难鸣,困难重重,甚至一度想放弃广州迁大本营至韶关。

胡汉民接任省长后,步步向商团妥协退让。首先撤销了革命政府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接着发还商团被封财产,同时决定发还被扣留的部分枪械。此时的商团武装分子得寸进尺,变本加厉。伍仁领着商团的人在街头频频开枪射击巡逻粤军,让巡逻队伤亡很大,因为是打冷枪,很难抓住刺客。伍仁还组织商人冲击政府机关。就在马亮他们组织人力前往弹压的时候,伍仁安排好商团的武装,利用政府机关两边的高楼和街巷与马亮他们的警卫部队展开枪战。

1924年10月10日,广州反帝大同盟、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30余个人民团体5000多人举行纪念辛亥革命集会,强烈要求打击广州反革命商团力量。会议结束后,各团队组织示威游行,经过太平南路时,即遭到伍仁商团军的拦击。商团军开枪打死游行群众20余人,打伤100余人。加上慌乱中互相踩踏,又死伤不少。伍仁看着人群四散奔逃,对手下说了句话:“有枪才能打仗,有钱才能运作,举着标语游行,三年没用。”由于伍仁他们折腾得太凶,广州各团体纷纷聚集到大元帅府前请愿,要求政府马上出兵弹压商团,平定暴乱,并表示誓为政府后盾。

1924年10月10日夜间,一排粤军卫队受命迅速赶往西关,当部队刚走过路口,“砰”的一声枪响,一名士兵中弹倒地,排长高喊散开,战士们立即卧倒射击。西关大街一时枪声大作,人声杂乱,在黑暗处也有叛乱分子中弹倒地的声音。

遭到还击的叛乱分子没有撤退,从黑压压的马路上又跑出一长溜黑影,枪声更加密集起来。在附近潜伏的便衣小组也赶来参加战斗,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马亮受命带着部队火速赶到,由于夜间路灯昏暗,难以看清对方的地形,且两边又是店铺楼房,窄窄的街面,部队无法展开攻势,只能利用路口堆起临时工事与叛乱分子展开巷战。叛乱分子也利用路口的一座楼房辟做工事。在马路中间又用铁桶、门板搭起了临时工事,架起机关枪,猛然扫射起来。

马亮率兵奋力应战,叛乱分子步步逼近,马亮的士兵有几个相继中弹倒下,开始边打边退。此刻作战环境对马亮相当不利,敌人从正面和两边楼房形成了射击的掎角之势,而且居高临下,极具杀伤力。马亮果断地下令立即撤退,撤到街道对面的另一个街口,这里隔开了一个十字路口,有了一片较为宽阔的地带,只要敌人一出现,就可瞄准射击。

马亮撤退后,枪声果然弱了下来,狡猾的叛乱分子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仗着熟悉地形,也悄悄撤退,不知隐藏到哪幢小楼里去了。刚才激战的街道突然变得死一样的沉寂。

大元帅府接报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廖仲恺、许崇智、陈友仁、蒋介石等纷纷要求孙中山立即下令平叛。

11日,孙中山组成六人平叛革命委员会,并亲任会长。12日调韶关警卫军及北伐一部回师广州参加平叛战斗。接着命令粤军、黄埔学生军、工团军等五路人马全部出击,对广州商团军合成包围之势。

面对革命军的步步进逼,广州商团的主力武装不断往西关一带集结靠拢,并欲利用西关的地形与革命军决一死战。

广州西关是市内最繁华的街道之一,窄窄的街道两边多是三层的木质骑楼。广州商团武装集结西关之后,除了在大街路口设置了工事、架起了机枪之外,又占据了西关大街两边的高楼作为临时工事,密集的火力构成了全方位射击网,让前来围剿的革命军伤亡无数。

陈廉伯闻知革命军已把商团军主力围得水泄不通,急令伍仁组织市郊商团军偷袭长洲岛,玩一个“围魏救赵”的计策。让参与围攻的黄埔学生军迅速回师救援,以解西关重围。

于是,伍仁带领另一支商团军1000余人迅速扑向长洲岛。一来解西关之重围,二来抢夺被扣下的数千支进口枪械。未料,黄埔军校早有防备,留下王柏龄率留守学生军严阵以待,敌人看偷袭不成,没经交战便仓皇而逃。

而西关这边,交战异常激烈,敌人在大街工事被攻破之后,又全部退守楼房,继续负隅顽抗。僵持之中,革命军指挥部下令火攻。马亮和刘明都有些犹豫,因为这一带还有百姓居住,可商团军一日不灭,广州一日不宁,就在马亮向上级汇报的时候,一个士兵推翻了汽油桶……

西关大街楼房都是木质结构,这一下顿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躲在楼房的敌人纷纷出来,有的缴械投降,有的被乱枪打死,还有的混进市民百姓中逃跑,转移到别的地方。

伍仁一直指挥着这场商团叛乱。陈廉伯、陈恭受在革命政府派兵包围商会之前已经逃到安全地带。伍仁退守西关后一直信心百倍,他对革命军的包围嗤之以鼻,挥着手枪对部下吼道:“集合大部队包围我们,那不是用大炮打蚊子吗?我们身边都是老百姓,他们还敢炮轰西关百姓区?让他围去,白天我们睡觉,晚上出击。哪条街哪条巷我们都熟悉,只要我们打到黄花岗和那边商团一汇合,一出沙河,他再派两个军都没用了。陈炯明司令已把陆路水路都给封锁了,那时就是我们包围他们,不是他们包围咱们了……”然而,让伍仁没想到的是革命军的火攻战术,一下烧毁了他的西关据点,把他的队伍烧得四处逃散。

伍仁咬牙切齿地领着残兵从西关杀出之后,迅速转移到上九路的另一个秘密据点,他如同斗败的公鸡垂下了头,近万人的队伍全被打垮了,打散了。偷袭黄埔军校不成,死守西关又彻底失败,长时间躲在广州市内也不是个办法,目前反攻无力,唯一的出路就是想办法把隐蔽在市内的商团军带出广州城。

夜幕降临,惠州百花洲落霞榭的陈炯明寓所里,分外宁静。

长条桌上方挂着一盏戴着玻璃罩的大马灯,火苗急促地直往灯罩上冒,一屋子都是烟味。陈炯明抽着卷烟,在铺着方砖的地板上不断来回地行走,踱到窗前,他怔怔地盯着西湖湖面,黑暗中看不见人影和声音,手中烟头一光一灭地忽闪着。

陈炯明转身来到那张标满红、黄、蓝各色箭头的地图前,叶举、林虎、洪兆麟等一齐围拢过来,陈炯明说:“苏联人的军火运到广州了,我倒不担心苏联造的来复枪,而是他们的重机枪和山炮、野炮,那些的确是杀伤力很大的重武器。”陈炯明说完拿眼看着叶举和洪兆麟。“总司令,今廖仲恺辞职,孙中山迁韶关建北伐大本营,广州政府群龙无首,正是我们反扑广州的千载良机,再不出击,粤军将困死在东江了。”叶举有些迫不及待地说。“广州商团现有几千人马,弹药充足,利用广州城的高楼深巷,足与广州政府的卫队抗衡半年之久,这等于钳制了孙中山的一个军,甚至比一个军还要强。”洪兆麟也在一旁附和道。陈炯明没有吱声,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林虎:“隐青有何高见?”林虎指着地图一字一顿地说:“重兵出击,越快越好,以广九铁路和东江水路为进攻重点,截断孙中山的辎重运输线,让苏联人的山炮、机枪失去优势。”陈炯明点点头,他一直考虑在哪些地段进攻广州最为有利,林虎的意见与自己多日来的思考不谋而合。

“苏联人派来了许多顾问,极有作战经验,但他们来不及训练黄埔学生军,今与我们作战的主要对手,无非是许崇智、张民达、许济等粤军老班底。”“打掉许崇智、蒋介石、张民达,孙中山束手待擒。朱培德、李烈钧远在北伐前线,汪精卫、胡汉民只会搞党务,廖仲恺、伍朝枢只想着筹钱,而杨希闵和刘震寰看似兵强马壮,却不图打仗只图抢滩夺利。”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非常热烈,最后叶举的一番分析,让在场的各位都点头表示同意。稍即大家都把注意力转向陈炯明。

陈炯明干咳了一声,看着大家说:“各位,粤省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民主政治在哪里?唯有采用联省自治之办法,学习美国13州的联盟政府,才可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陈炯明喝了一口水,环视了一下大家,继续说:“孙中山急功近利,好高骛远,不顾粤省人民死活和全国有识志士的呼吁劝阻,执意北伐,这是辛亥革命以来最大的军阀混战,他天天高喊打倒军阀,他就是最大的军阀,他又不像张作霖、吴佩孚拥兵自重,他不带一兵一卒,就凭三寸不烂之舌,鼓动打打杀杀,搞得处处战火纷起,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如此恶斗下去,结果大家都心知肚明。”说到这里,陈炯明突然气愤地把手一扬,“孙中山除了动员军阀开战,还勾结外国人来打中国人,为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什么民族、民主、民生如同废纸一张,对于这种真独裁假民主的政客,民主共和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故救粤责任、救国责任需凭在座诸君分担,我们责无旁贷。”

随后,陈炯明决定在惠州成立“救粤军”总司令部,亲当总司令,把驻扎在惠、潮、梅的各路粤军及客军统编成“救粤军”,并命叶举为副总司令,下设左、中、右三路纵队。右路纵队由四个步兵师组成,总兵力15万人,由林虎率领,向南推进在博罗地区集结;中路由15支部队组成,约12万人,由洪兆麟担任总指挥,在东莞、石滩地区集结,同林虎部队协同作战;左路纵队由刘志陆担任总指挥,约1万人,在石龙东南集结。余下兵力作为左翼和后方的机动部队,总兵力近6万人。

正当广州商团武装叛乱之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1924年9月18日,张作霖响应卢应祥策动,率奉军15万人浩浩荡荡大举进攻山海关,吴佩孚率兵20万出关迎战张作霖。正在吴、张激烈开战、难分胜负之时,北京冯玉祥于10月率部倒戈,囚禁了总统曹锟,推翻了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与奉军并肩作战,驱逐直系军阀势力远离北京,吴佩孚兵败逃往天津,由天津乘船逃逸。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其部改称为国民军,表示拥护孙中山广东国民政府的各项主张,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南北统一大计。孙中山在接到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函时,正赶上身体不佳,时常晕倒,身体每况愈下,常有心力交瘁之感。大夫劝他卧床休息,但他想到中国的南北统一大业,不顾疾病缠身,决定北上。

广州的各路敌对势力似乎找准孙中山要离开广州的时机进行合击。除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和陈炯明的大军云集,西线邓本殷也开始频频出击。而在东莞、虎门、增城一带被陈炯明收编的杂牌部队也不断偷袭革命军的防地。这种局势使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意识到,如果再不进行反击,迅速组织东征,广州革命政府必将陷入重兵包围之中。廖仲恺对黄埔官兵说:“平定叛乱,对于广州革命政府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迎击陈炯明的大兵压境,图谋广州才是我们最艰巨的任务。”

同时,廖仲恺建议孙中山,在他离开广州之前先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量东征讨陈计划,不彻底打垮陈炯明,广州革命政府将后患无穷,永无宁日。

孙中山此刻面色蜡黄,他采纳了廖仲恺的建议,并亲自主持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滇军总司令杨希闵等各将领,会议决定组成粤、桂、滇、湘四省联军十万人众。任命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分兵左、中、右三路出师东征。孙中山委托杨总司令尽快着手制订作战计划,部署进军路线,争取主动,彻底扭转广州的被动局面。

杨希闵听到孙中山要自己起草东征作战计划,又把广州的各路部队部署成左、中、右三路,以迎击陈炯明的三路纵队,心中有些不悦,但当着孙中山的面,又不敢发作,只好绕了个弯子,说:“滇军不熟水路,且南线邓本殷部虎视广州,商团军又四处集结,广州城内更需加强防卫,左路军换上湘、川联军更为合适,滇军留守广州,作为机动和后援,以保证大本营安全。”众将领一听,便知杨希闵不愿出战东江,孙中山当即表示反对:“广州留守由吴铁城警卫团负责,其他各军务必出师东江,围剿惠州,最好乘陈炯明准备不足,快速出兵,越快越好。”

会议还谈到了肃清商团残余问题。张民达首先提出:“在攻破西关之后,商团军看似彻底垮了,其实没有全垮,只不过是打散了。据本部掌握的情况,仍有数百商团军分散躲藏在广州的大小窝点。虽然陈廉伯、陈恭受已不在广州,但伍仁还在秘密组织转移,意图很明显,想与城郊城外的商团军重组反动武装。他们武器齐备,给养充足,一旦让他们集结起来,虽不足以与东征军抗衡,但捣乱广州却绰绰有余。故我建议从快从速肃清,以断后患。”

到会将领点头称是,一致决定由张民达和蒋介石牵头组织黄埔学生军、吴铁城警卫团扫荡商团残余,其他各军着手准备东征事宜。

北上赴京前的1924年11月4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任代元帅,谭延闿主持大本营事务。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在宣言中主张速开国民会议和废除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一待大本营之事交代完毕之后,孙中山即把廖仲恺召到了居所,并告知自己决定于13日正式启程北上。廖仲恺看到一脸倦容的孙中山,心里非常担心:“赴京远行、天长水路数千里,先生身体欠佳,如何经受舟车劳顿?可否暂缓行程,或委托他人先去与冯将军会晤?”“这是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民众的利益,应不惜个人一切。”孙中山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今最担心的是东征之事,你要代我全力督师,保证军需粮饷。”“这点先生尽管放心,我只是担心先生一旦离开广州,滇、桂联军更难调遣,不服代元帅指挥。”孙中山颇有同感地说道:“不能指望滇桂部队能打败陈炯明,只能依靠建国粤军和黄埔学生军。”廖仲恺点点头没有回话,少顷对孙中山说:“陈炯明手下有三员虎将,再下来有杨坤如、李易标、熊略、刘志陆等大将,全都是久经沙场的粤军老手,要对付他们,必须靠右路军了。”孙中山思索了一下,接着说:“右路军有许崇智、蒋介石,张民达也是带兵打仗的一把好手,把苏联那些最先进的武器全拨给右路军,重点武装黄埔教导团和张民达师,这两支精锐部队足以打败陈炯明的。”

廖仲恺知道孙中山对张民达十分倚重和厚爱,邓淑贤就是孙中山授意何香凝介绍认识的。中秋节她与张民达结婚之后,孙中山还指令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奖励一万光洋给张民达夫妇在梅县老家盖房子。张民达颇为感激,新房落成时取名“逸庐”。其意取孙逸仙之“逸”字,以示纪念。那“逸庐”两字还是自己题写的。

想到这里,廖仲恺赶忙问了一句:“张民达师正与学生军部署扫荡商团残余,不知先生是否按原计划去黄埔视察?”“再忙都要去。启程那天。”孙中山答道。

黄埔军校学员这一天的训练比以往更漫长、更艰苦。涨潮的时候,江水漫过了士兵们的脚脖子,大家还在刻苦演练。他们要迎接明天的一次重大军事活动,并为孙中山北上举行阅兵式。学生兵都为能见孙总理一面而兴奋不已。

1924年11月13日上午,碧空万里,微风习习,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一带,军校第一、二期学生正在联合进行军事演习。千余名学生分别乘着数十艘木船以及竹筏,一方冒着“敌”方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冲锋,一方非常顽强地进行着阻击。船抵对岸,学员们纷纷跳入齐腰深的江水中,挥舞着手中的长枪,边喊边向岸上的“敌”方阵地冲去。“为了革命成功,为了三民主义,冲啊!”孙中山站在甲板上,举着望远镜,一直看完这场军事演习。

演习结束后,孙中山缓缓走下军舰,登上军校检阅台,只见校园内军旗猎猎,刺刀闪亮。“热烈欢送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镇压商团,巩固广东革命策源地”等巨幅标语挂在学校的最醒目处。操场上数千学生兵列成方阵,整齐的队列,全新军装,清一色的苏式步枪,齐刷刷地正步通过检阅台。学生军个个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孙中山露出了久违的欣喜笑容。侍在孙中山一边的汪精卫,看到这个壮观的场面,激动地对孙中山说:“镇压商团,黄埔学生军初试锋芒,旗开得胜。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一举成功,今又邀请先生前去主持国事,局面总算日趋好转!”

孙中山微笑着点点头,突然一阵疼痛袭来,孙中山不由地用右手捂住肝脏的部位。廖仲恺心头一震,紧张地看着孙中山问:“您……不要紧吧?这样去京太危险了。”孙中山脸色发黄,但依旧保持着微笑道:“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有何危险之可言耶?”话毕,他又转过身对一旁的蒋介石说:“余所提倡之主义,亦能早日实行,今观黄埔军校学生,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两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成,则可以死矣。况我已58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孙中山的一席话,让在场人面面相觑,一片默然,一种不祥的预感如阴云笼罩在各自的心头。孙中山却很平静,与大家告别之后,缓缓登上“永丰”舰,码头上站满了送行的人群,有的挥手,有的敬礼,随着“嘀……嘀……”的汽笛长鸣,舰艇缓缓离开码头,慢慢驶向江心,看着远去的“永丰”舰,送行的人眼里溢满了泪水。

谁都不知道,包括孙中山本人也不知道,黄埔一别,竟是黄埔军校的师生与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廖仲恺、蒋介石等将领与孙中山的永别……

广州工会的工人纠察队也参加了平叛战斗,马亮和刘阳向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围而不攻、引蛇出洞的计划。即故意放开几个路口,让隐蔽在各处的叛乱分子撤退,在广州城郊把他们一举歼灭,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像西关那样误伤市民、烧坏楼房的情况,也利于我军优势兵力的展开。指挥部采纳了这个“引蛇出洞”的计划。

伍仁躲在上九路一幢钢筋水泥房里,不断派人出去观察情况打听风声。这一天,来人向他报告说:“从上九路通往外面的几条大街路口的革命军都已撤走,听说大元帅府已开会决定出师东征,极有可能是把包围我们的部队都调去参加东征了。”

伍仁听后沉思起来,许久之后才对来人说:“你再带一班兄弟分头去其他街面探探情况,看革命军玩什么把戏。”伍仁苦思冥想,他分析来分析去都不敢贸然行动。是革命军真要调集部队东征了,顾此失彼转向守而不围?还是故意假撤打下埋伏?正在伍仁猜测之时,派出探风的手下又回来向他报告说:“几班兄弟分头沿着撤围的街道出入都没有发现异样情况,有些兄弟到达了城郊指定的地点也没发现革命军的潜伏。但在进出车辆的各大路口,停泊货轮的江边码头,广州政府的重要机关都有重兵把守。”

伍仁此时才相信革命军真要出师东征了,他认为已经到了全部撤出市内转到沙河一带集中的时候了。因为到了沙河退可以守,进可以攻,万一守不住可以往东北方向的增城撤退,一到增城还可得到陈炯明部队的援助和接应。

正当伍仁准备下令各部撤往沙河集中时,他忽然又多了个心眼。万一是革命军在玩引蛇出洞,引诱我们离开这些楼房掩护体,再在郊外围歼,岂不是自投罗网?想到这里,伍仁不禁惊出一身冷汗,他定了定神,随即又改变了想法,分批撤退,先让小股人马一批批出城,来个投石问路。

当天晚上,从上九路撤出的部分商团武装分子,沿街往东北面转移,直到黄花岗都没有遇到任何伏击和包围,一路平安无事。

马亮和刘阳眼睁睁看着商团的叛乱分子悄悄出城,当最后一批撤出广州进入沙河地带时。

马亮沿着叛乱分子撤退的线路尾追而来。在此之前,革命军的另一个旅早设伏在燕岭一带,截住了伍仁的退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也已进入了东山一带。三路部队已将叛军在城外形成新的三面包围。

首先与之交火的是马亮尾随而来的部队,刚到黄花岗立足未稳的商团叛军遭到马亮部队的突然袭击,一下子昏了头,而从沙河赶来增援的叛军还没赶到黄花岗,从东山方向包抄过来的黄埔学生军又好像从地下冒出来,把叛军拦腰切断紧紧扣住。伍仁红了眼,他拔出双枪,一边指挥叛军与两路人马作战,一边组织力量突围,快速往燕岭方向撤退。

当叛军退至燕岭山下,预先埋伏在此的革命军部队一跃而起,奋勇出击。一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商团叛军三面受围,顷刻成了瓮中之鳖。激战不久,商团叛军纷纷投降,至此,伍仁方知中计,他自知大势已去,反击无望,只好带着一班敢死队拼死杀开一条血路,仓皇往花都方向逃走。

伍仁一身血污地爬上一座小山坡,他由于愤怒而变形的脸显得异常狰狞,他很不服气地对着广州城的方向嚎叫了一声:“马亮!你们等着,我一定要杀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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