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恩多曾向郭维城打听万毅的囚居情况，“老弟，扣万顷波，我事先不知道，事后使不上劲。”再问：“万顷波可误会我？我闹家务，对不起他，叫他受了这样的屈！”他表示：“我拿这个师长保他出来不行吗？”郭维城说：“现在保不出来了。”接着讲了万毅对他的认识和态度，常恩多用力地迸出一句话：“好吧！早晚我会叫他明白我的。”
1942年4月，重庆发来急电：“万毅通敌叛国，着即就地秘密处决。”郭维城将这份急电呈送于学忠，回到住处，立即派勤务兵给常恩多送信，他给于学忠讲：“111师扣万毅，常恩多不知道，我们住在他们防区内，杀万毅，不问常恩多不合适。”于学忠不相信，郭讲：“常恩多流着泪在床上讲的，我不会骗总司令。”于学忠仍犹豫，郭继续讲：“万毅，张学良很喜欢，将来张学良出来了，问你怎么杀了，不好交代。”于学忠说：“好吧，让王静轩去。”王静轩以于总部参谋长身份去见常恩多，说：“奉总司令指示，如何处理，征求老师长意见。”常恩多愤怒了，他坚决反对这种法西斯式的残酷判决，颠倒功罪，秘密杀人。说：“这不是处置万毅，是处置杀敌锄奸每一个有功的人，我不接受这种处置，总司令如果一定要这么办，那先解散百十一师，先杀了常恩多。“王静轩如实报告了于学忠，于学忠决定公开审理，不秘密处决。于总部政治部主任、大特务头子周复不满意，对于学忠说：“你是国民党员，总裁谕，为何不执行？”于学忠说：“我是总司令，我是军人，不秘密杀人。”周复当面顶撞，说：“东北军西安扣蒋，不忠于总裁，应引以为鉴。”于学忠火了，拍了桌子，说：“撤我的职好了。”
常恩多经常向身边的人打听万毅的消息，无限感慨地说：“我可以死，但万旅长必得活着，他活着才能实现张副司令的八大主张，才能完成东北军的任务，打回东北老家去。”常恩多希望治好病，估计秋天可以回到工作岗位，对内部作些调整，来年春暖花开，另起炉灶。常恩多说：“必要时我宁可一拳头打碎这个部队，甚至就剩我一个人，我也要提着小棍走向光明，实际上我们内部还不乏革命志士，只要我的病好了，一切都不成问题。”
这年三四月间，南京汪伪军政部长鲍文越、副部长于春阁，以东北军旧交之名，派人持信劝诱常恩多率部参加汪伪“和平运动”，常恩多怒不可遏，召来陶景奎说：“你赶快把送信的两个小子抓来，杀一个放一个，叫他回去对鲍文越、于春阁说：“这就是姓常的态度。”
派往皖北取弹药的661团团长孙维嵩，羁留不归，达一年多之久，引起111师上层的忧虑，决定派孙焕彩带662团1营前往督促，常恩多交代：“如不听招呼，你可撤了他的职。”又交代，调回在四川万县留守的665团1营，111师在那里的军官眷属全部接回山东，免生后患。常恩多有这样的考虑，前次“二一七”反劝事变，蛊惑军心的就是什么“万县几百家子，靠八路，谁给我们发饷养家？”早点接回眷属，将来一旦举事，免去后顾之忧。
孙焕彩一手泡制的李鸿德“行刺长官”冤案，即将“呈请处决”的时候，却引起公愤，闹得沸沸扬扬，陶景奎为了压住这股正气，竟召集团长们开会平息此事，不料666团团长关靖寰带头请愿：“要是李鸿德危害团体，那就杀，若是没有，可不能冤枉人。”陶景奎又放了重话，以为可以收场，不料关团长迎着钉子向上碰：“咱团长可以不干，事情非弄个青红皂白不可。”662团团长孙立基借此发牢骚：“今天整李鸿德，明天不知整谁？好人全站不住脚，团体还能好吗？”一向摇摆不定的665团团长张绍骞也说：“问良心也得说说公道话呀！”陶景奎无奈，决定组织军法会审，首先主审官人选，陶景奎选定333旅旅长刘晋武压阵，那知刘晋武明白这是件冤案，曾劝过孙焕彩：“老弟，篷万不可拉得过紧，李鸿德那个事，很多人不愤，我看早点扯篷下台吧。”孙焕彩气得摔了帽子，说：“二哥，你怎么也来说情。”两人闹了个半红脸，这次选定当主审官，他从心里不愿意，对人说：“我刘晋武四十几岁养个胖小子，怎么也得积积德，不能黑着良心害人。”他竟在开庭时请了病假，主审官不到，陪审官也泄了气，一场会审好戏，竟弄得戏散人空，最后弄了个“撤差免职”，草草收场，陶景奎捧着这一公文去见常师长，常恩多立时剑眉挺立，猛地将公事纸一推，那张纸飘飘荡荡地散落地下，厉声说过“李鸿德这小子，行刺长官，有什么真凭实据，如有就宰了他，没有，随便踢弄了，那可不行”。自此以后，尽管身在病中，规定上尉以上人事，一律报常恩多，陶景奎不能“代拆代行”。
陶景奎、孙焕彩、刘晋武等人的所作所为，普遍引起不满，一些正直的有抱负的中、下层军官内心苦闷，甚至想借机离开，如666团杜荣民，“九二二”锄奸，刘晋武说他与缪澄流同乡，同是辽宁开源人，免了他的营长职务。“二一七”反动政变，又说他在333旅军士队，与万毅沾关系，又无端地关押了他，刘晋武到旅军士队训话，劈头就问：“中国人打不打中国人？”下面沉默，他来火了，“怎么不爱听吗？我讲的不是马克斯牛克斯是吗？你们这群小王八羔子，混蛋！”另一次上讲堂，他在黑板上画个梯子，梯子上面写个“官”字，下面写个“军士”二字，他无耻地说：“要升官，就得爬梯子，你们在连队，要想升官，得经过连长、营长、团长才到我这里批准，上了军士队，一脚就跨到旅部门口，升官就便当了，你们跟着我姓刘的，总不会错！”杜荣民作为军士队长，在后排陪坐，怎么听怎么不顺耳，他真的厌倦了，烦透了。恰巧他哥由家乡来看望，他借机请假要走，常恩多知道了，沉痛地从铺下取出200元钱，交给杜荣民，说：“这钱给你哥哥做路费，你别走，等我死了再走吧！”这样的事还有几件。666团中校团附彭景文前往探病，也对刘晋武几次派他率队打八路心有不甘，刚问了病情，常恩多说：“还是老样子，不死不活的，咱们不谈这些。”他给彭景文讲了东北军历史，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宗旨，111师目前处境，激动地说：“我们是东北父老养大的，枪是东北父老血汗钱买的，为什么不收复东北，反而掉转枪口打中国人？”又说：“我们有万把人，万把条枪，我们怕谁？”彭景文感动得流下热泪。
许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秋后，常恩多病愈的日子里。
（五）
东北军111师蜷缩在方圆不过数十里的甲子山内，横征暴敛，怨声载道。
春暮夏初，老百姓院子里的月季花开得火样红，小姑娘懒得摘一朵鲜花插在发辫上，匆忙地提着篮子到野地里挖点野菜，拿回家去充饥，树上的蝉声开始叫了，野孩子们却懒得到树根下挖个小洞，取出蝉的幼虫，慌忙地追着爸爸跑到苹柳树下，攀弯了树枝，折下一串串兔子脸似的苹柳种子，一筐筐捎回家，磨碎了摊煎饼吃，年轻的小媳妇坐在锅屋里，面现菜色，她家已经好几天揭不开锅了。
春荒了，逃荒的人群络绎不绝，村里办公的人还一家家逼着，“大婶在家吗？队伍上的人来催给养了，卖地卖房子，也得交上那200斤谷子啊”，“你们家摊50元招待费，送慢了可不行啊”，“队伍上要鞋子了，你们家做两双吧！”“你们家还不快交吗？村长被夏副官抓去了，吊了三天梁头啦！”
老百姓瘦得一把骨头了，还得出劳役，村上办公的人大声吆喝：“快呀！快呀！队伍上要人修炮楼，你家大哥快去吧！”老乡们哪敢不听话，匆忙捎上几张绿煎饼，是地瓜秧、苹柳种子掺和推磨摊出来的干粮，没劲地扛起锹镐，一去三天不回来，急坏了好几天没开锅的大嫂婶子们，老乡们扛着百十斤石头，一块块地朝山上抬，偶然走得慢些，大腿上就飞来雨般的枪托，一屁股栽倒在地上，接着是肮脏的臭骂：“妈的，饭吃到哪里去了？”老乡苦苦哀求：“老总，俺好几天没吃饭了，实在没力气。”当兵的还在骂：“操你妈，死了也要抬，叫我亲老子也不行，这是上头的命令！”扑通一声，一个人影从垒了半截的炮楼上栽了下来，眼前一阵黑，嘴里滴着白沫死了。旁边围上一圈人，含着眼泪说：“可怜，他三天没吃饭，哪能干这样重的活。”死也是白死，活着的老乡还得劳累到天黑，小麻绳一拴，猪一般地关在黑屋子里，天明了再上山抬石头卖死力气。
更坏的是“武装催征给养”，一队人马钻出了圩墙，越出了碉堡线，蜂拥地冲进数十里外的村子里，牲口跟着在后边呐喊，挨家挨户地搜索，一见粮食就扒，一扒就扒得干干净净，老大娘干号着，哀求着：“总爷，行行好，给俺留点麦种吧！”话声未落，迎面飞来了木棒，老大娘打倒了，当兵的凶猛地冲过去，一麻袋粮食驮在牲口背上运走了。后面是哭天号地的声浪。部队还有什么纪律，不仅扒粮食，还扒衣裳、扒鞋子，一个当兵的捺住老乡扒鞋子，老乡苦苦哀求，“俺这双鞋昨天上了掌，花了七块钱，庄户人的钱不容易呀！”当兵的一手推倒老乡，气哼哼地说：“反了，老子鞋还没穿上，你倒穿上了。”老乡累得直喘气，迎面抛来一双破鞋，还抛来一阵辱骂：“妈的，几乎闪了老子的手，行行好，赏你一双鞋子穿！”被打倒的老大娘扶着墙说：“老天爷啊，你家就没有娘老子吗？怎么这样不善待老人。”
甲子山内外的老百姓齐声叹息：“常师长问事时，百十一师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换了个陶参谋长，什么都变了。”
1942年7月，到安徽阜阳领取弹药的661团终于返回山东归建，驻朱娄村，跟661团去后方的宣传队员曹成镒也回来了，因为宣传队已解散，根据陶景奎的指示，曹成镒打发回家。他是本地人，背上行李就走，曹成镒到石场看望了洪图。讲了661团的一些情况，661团团长孙维嵩在皖北滞留17个月，花天酒地，乐不思蜀，想另投门庭，与中央军汤恩伯部，东北军骑兵军何柱国部，东北军57军112师霍守义部在拉关系。洪图问112师怎么去了皖北？我只知道1940年底，112师调苏北支持韩德勤顽军，所谓“解曹甸之围”，还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曹成镒说：“112师驻苏北阜宁风谷村一带，112师派副师长于一凡带一个团去阜阳领取弹药，也滞留不归建”。孙焕彩奉常师长命令及时率662团1营赶到，在严令督促下，才率部返回山东，并掩护四川万县留守处百余家军官眷属返回来，孙焕彩有些未了事宜，暂留皖北。111师百余家军官眷属合家团圆，其乐融融。但，出现了新问题，这些眷属的子女无处求学，包括陶景奎的两个儿子在内。曹成镒说：“常师长撰写的《“九二二”锄奸运动前前后后》，他在皖北大量散发了，反映还可以，就是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有异议，他曾向661团发出警告，曹成镒说：“我没理他，照发无误。”洪图与他依依惜别。
1942年2月日军扫荡甲子山后，111师唯一的一台石印机忙于印刷军需处发行的“粮秣流通券”，实际上就是甲子山区的钞票，和参谋处的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李复炎就曾参与绘制军用地图，孙学仁参与发行“粮秣流通券”的工作，这样，就把印刷《阵中日报》挤了下去了。报纸暂时停刊了。龚晓清又要指派洪图起草反共宣传品，洪图借词推托不了，真的不想干了，恰巧这时陶景奎为了表现自己，要干三队排练话剧到战区总部演出，干三队队长薛玉堂伤了脑筋，原来他是疏远义勇宣传队留下的队员。现在却要求他们出山，洪图是被邀请出山的重要成员，薛玉堂除向洪图本人热情邀请外，还到师政治部主任龚晓清那里求情借人，龚晓清同意了，洪图就经常去干三队编剧、排戏。他暂时摆脱了困境。
孟白对洪图讲：干三队队长薛玉堂坏透了，“二一七”反动政变后，他撕下伪装，对原来宣传队员的教官暗中监视，教官上课他要去监堂，过去唱的一些进步歌曲，他禁止唱，对接近教官，不大听话的学员，动辄吹胡子瞪眼，打手板，一个学员揭露学员伙食费被贪污，他不敢查，因为就是他干的，反而打这个学员的警棍，还关了禁闭。孟白主张发动反薛玉堂的贪污霸道，一定会得到学员们的支持。她不赞成洪图参与陶景奎巴结于总部排演话剧的活动。洪图不同意孟白的偏激情绪，主张利用合法形式开展进步活动。孟白总爱坚持己见，甚至强加于人，洪图争辩几句，也就算了。
洪图到干三队导演话剧，如《碧空飞将》、《雾都名花》都是他一手导演的，遇有角色短缺，他还要临时递补，还得配些短剧、歌舞剧，就得他亲自动笔写，如以《凤阳花鼓》的曲子配音的歌舞就是他编写的，在排练上也遇到一些尴尬事，有一场戏，洪图临时担任旅馆茶房的小角色，要与演交际花的名角偶然相遇时发生碰撞，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撞个正着，很不好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