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以来，就想写这条长毛狗的故事。
那时我在工地，当装卸工。这差使很辛苦，尤其卸水泥，即使身强力壮者，五十公斤一袋，走在晃晃悠悠的跳板上，一口气几百袋下来，那腿肚子也会僵直如木，不听使唤。卸完以后，多一步路也不想走。就在货场的站台上，仰躺在地，四脚叉开，一个大字。
这时候，长毛就出现了。
它早来了，不过，远远地逡巡着，不过来。通常，人累急了，就有脾气，长毛绝不惹这些大爷，这是它的聪明处。而那些不懂事的狗，好热闹，好起哄，好人来疯，缠在工人脚下，绊腿碍事，断不了挨踢被踹。若是不长记性，闹个没完，碰上哪位没好气的工人，正一肚子火没处撒呢，飞起一脚，狗要是躲避不及，能搭上半条命。
我不大习惯这种残忍行为，可那位说，“你可怜它，谁可怜你？”想想，你不能不认为这是真理，我只好无言。
长毛在远处瞟着我，也瞟着那只被踢伤的狗。
显然伤得太重了，那叫声凄惨，工人不耐烦，吼道：“哭你妈的丧啊！”这都是工地的狗，大体上都认得出来，还叫得出名字，那狗哭着，一瘸一拐走了。人，其实很残忍，也许他被别人踩在脚下，受着熬煎，但他能踩别人的时候，往往更毒辣。
我有生以来，头一回听说狗会哭。被打不能还手，被打还不能说一声不，甚至还不准许它哭，我想到自己，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我也明白，为什么半夜三更长毛在工棚外边，冲着天边的月牙儿叫了，敢情那是哭，狗哭和狗叫不一样，叫的声音响亮，哭则是断断续续地呜咽，令人悱恻心悸。工班里的人都睡得很死，无人知道长毛的这份痛苦。只有挂牵着父母，妻子，孩子，怎么也睡不着的我，能听到下弦月里长毛的哭。
我不知道狗有没有比较久远的记忆，当它趴在工棚门口，当它蹲在自己窝里，当它看着工班二三十个工友，可谁也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时，我注意到它的眼神，是相当相当悲哀的。这是一条北方的狗，它是属于森林，属于守林员，属于猎枪，属于山神爷，属于地窝子，甚至属于谁也征服不了谁的对手，那一群枭悍的狼……然而，抽莫合烟的班长，我们都管他叫头儿，把它拐出森林，拐到工地，随着建设大三线，来到贵州水城，修一条到大河边的煤矿支线。
它恨他，怕他，但又对他忠诚，这也是它能流露出来的全部痛苦。
我早就闻听长毛的大名了。它毛之长，毛之密，在贵州短毛狗的世界里，十分突出。但长毛之出名，它是一条有粮食户口，有三十斤定量，有林业公安局养犬证的狗，很让人要对它侧目而视的。何况有它的很多传闻，据说长影厂想找它去拍电影，派车接到长春，把别的试镜头的狗咬了，谁还敢让它当主角，又送回来了。据说早先在牙克什林区封过狗王，因为跟狼群厮杀过，还咬死了一条公狼。那年轻的公狼本是占绝对优势，但奈何不了它，因为它的毛太长太厚，加之那重量级的体重，竟无技可施，遂成就了它的光荣。
我马上想起杰克伦敦写的《荒野的呼唤》和《白牙》，及至发配到工班，接受劳动监督。看到这位当代英雄，实在是相当失望。也许，什么人应该在什么人群里，什么狗应该在什么狗群里，都是有一定之规，羊群里出骆驼，各色，骆驼群里出来一只羊，同样各色，而且，那种身为异类的孤独感，怎么看怎么落寞。
什么狗王啊？我差点笑了。
头儿也不晓得它真实的年龄，至少也有十二三岁吧？他随便一说。可活了十年以上的狗，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长毛已经相当于六七十岁的老人年纪，风烛残年，青春不再。既看不出当年擒恶狼上电影的神采，也看不出整个林业局的狗，一见它就耷拉尾巴五体投地的威风。
现在这条老态龙钟的狗，只是那厚如氆氇的皮毛，那身似牛犊的个头，还是令人敬畏三分。贵州水城在火车未通之前，偏僻闭塞，当地人，尤其是四乡八区的苗族老乡，从来没见过如此庞然大物的狗，还有专门跑来参观的。也许是老狗的缘故，也许是我认为的那种悲哀的缘故，不但跟狗不合群，跟人也爱搭不理。不过，对工班的一干人，还合得来。
头儿说，它特恋主，它特恋窝。
记得我第一次到装卸班的工棚，卧在门口打瞌睡的它，像任何一个机关传达室把门的人那样，打量了我一眼。精神有点萎靡，不那么振作，我没放在心上。
工地的狗很多，基本分为两类，很好区别。工人养的，都是工程队修森林铁路时收养下来，后来带到三线工地，一律长毛，黑白黄褐，什么颜色的毛皮都有，但谁的毛也比不上这头狗王的长。老乡养的，都是体型较小的短毛狗，清一色的深色皮毛。工程队的狗，从来不对职工和家属汪汪，只是跟老乡，和老乡拉车运货的马，和尾随着老乡车前车后跑的狗，过不去。只要进入工程队大院，工人养的狗，绝对狗仗人势，成群结队，追着撵着，叫个不停，咬个没完，这是那个没有电视机，只有样板戏的年代里，工人们在荒山秃岭里，最开心的文娱活动。
不过，当这些长毛狗，一旦落单，被短毛狗团团围住的时候，那遍体鳞伤的结局就在所难免。狗的世界，其实，与人的世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欺软怕硬，弱肉强食，这条被咬得鼻青脸肿，毛碎皮裂的狗，夹着尾巴逃回来，命运没准更惨，说不定很快就会成为一顿大餐。工人杀狗，其快无比，将狗头按在水盆里，几分钟后就可以开剥，说这样闷死的狗，血不散而肉香。而喝狗肉汤，怎么能少了酒？只要打开酒瓶，朝茶缸子里咕嘟咕嘟地倒，就瞒不了我们那位头儿。这家伙有特异功能，五百米方圆内，他会找到这瓶酒和这盆狗肉汤。
他一去，就有莫合烟味。有莫合烟味，就有长毛。
我打听过头儿，“长毛吃不吃你扔给它的狗骨头？”他回答，“它为什么不吃？凭什么不吃？只要肚子饿极了，人还要吃人呢！”虽然，狗吃狗，是直接的，人吃人，是间接的，小异而大同，但按他的逻辑推断，确实也应该理直气壮的。
尽管它喉咙里开始发出吼声，站在工棚门口的我，倒没有在乎，按照工地狗的特性，该不会咬我，更不会要我填会客单。不过，它还是挡住我的去路，还歪头琢磨了一会，看看该从哪儿对我下嘴，然后，它咬住我的鞋。比较斯文，没有把我当做兴安岭的狼。它的嘴真大，不费事吞进我整只脚。
这时，留着小胡子，抽着莫合烟的头儿踱出来，我们已经在队长那里打过照面，他掰开它的嘴，把我的脚释放出来。然后，把我介绍给长毛，“他是我们班新来的伙计。”
“听得懂？”我问。
“你再把脚伸给它，看它咬不咬？”
它嘴里的哈喇子已经滴了我一鞋，我也不想再试，它站起来，既不理我，也不理他，进工棚里去。头儿说它恋主，其实，长毛对头儿远不如对班里那二三十个人亲近。在班里，应该说，只有我和头儿两个人，是它刻意疏远的。头儿领我进屋，那份热情，让我吃惊。后来，我才懂得，他不是对我热情，而是对我行李里那瓶散酒热情，他是个见酒走不动道的主。进得工棚，这个当班长的，不是给我安顿住处，不是给我交待工作，而是要我听他讲这条狗的故事。
他先问我，能不能先来点什么润润嗓子？
还没等我表态，他倒也不客气，自己动手，拿起我那瓶散酒，对着瓶嘴，就喝了一大口。这人酒品还可以，他有酒，你可以喝，你有酒，他更可以喝。此人在参加铁路工程队前，在龙镇、讷谟尔一带流浪过，养成老毛子喝酒的习惯，一仰脖，抹抹嘴，把瓶子还给了我。那时，我常常整夜整夜睡不着，心里总是悬着北京的妻子，上海的父母，因此，需要喝上一大口来麻醉自己，这才能摆脱苦想。可那时，很穷，只能喝这种便宜的零打的酒。
头儿不是好人，是肯定的，但也不是很坏的坏人，这样，我们成为酒友。
酒下肚后，像抽了鸦片，他就来精神了。“过来，长毛，你这条有过功劳的狗啊！让爷搂一个。”他吆喝着它，长毛不想搭理，然而又不能不搭理，懒洋洋地向他靠过去，瘦小枯干的头儿，哪经得起这条肥狗，人和狗都倒在连铺炕上。然后，坐起来，清清嗓子，言归正传。
我也记不得此后听他讲了多少回，长毛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听得更多，因为它是主角，要以诗为证。我发现，长毛不喜欢头儿，有时也很不甩他，但挺愿意听他来讲它的故事。狗和人一样，有表现欲望，虽然是条老狗，但也和所有的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样，愿意成为众人关注的重心，或者中心，或者焦点。
头儿有许多人性弱点，偷奸耍滑，好色贪杯，搞小动作，又不甚高明，想吃怕烫，其实很孬种。不过他挺能“咧玄”，这是东北话，就是天花乱坠，胡说八道的意思。他如果早生几千年，在古罗马，那位演说家西塞罗，恐怕对他能把死人说活的本事，也钦佩不已的。
他边讲边比画，不是拍拍狗脑袋，就是摸摸狗屁股，不是把它的嘴掰开，展览它那咬死过公狼的牙，就是出它的洋相，剥开它肚皮上钻火炕烧焦的疤痕。有时还叫它滚一个，这对它很难。第一，它老，第二，它胖，但是，它尽管老大不愿意，他是主子，他是老板，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完成这个动作。可是头儿总嫌它不卖力气，总要它“安可”，总要它来个前空翻，后空翻什么的，才让他脸上有光。这也是工班里全体工友极为反对的，肯定会有人跳出来阻止，大声对他喝斥：“别折腾它了，你以为它是一条哈巴狗，是个玩艺儿啊？”
这真是一个教人徒呼奈何的世界啊！把智者和尊者当小丑使唤，而小丑却坐在太师椅上颐指气使，你说，它能不悲哀，它能不痛苦吗？它能不半夜冲着月牙儿低声地哭吗？说实在的，在那渺茫的日子里，在那无望的黑夜里，听到它在外边哭，我也忍不住将泪水往肚里吞的。
也许因为它对自己的故事听得太多次了，这条老狗不一定明白每句话的具体涵义，但从头儿声调的高低起伏，抑扬顿挫，所产生的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是在那狗脑袋里留下记忆的。每当他酒喝得多了点，每当在座有长头发的，就会精神亢奋，添油加醋，发挥过度，“咧玄”咧得没边没沿了。长毛有本事能听出不是旧版本而是新版本的不同来，就会抬起脑袋，盯着那张抽莫合烟的臭嘴。于是，头儿够老还不十分糊涂，马上打住，回到正题上来。
这故事在工班里，每个人都能倒背如流，大家称之为第九个样板戏。早先，头儿在隧道里打风钻，是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并不正经干活的人。就那么一次，他进洞了，赶上了塌方事故，当场砸晕，被压在倒坍的排架下面，排架又压在好几十方石头和泥土下面。大家忙着逃命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会来上班，清点进洞人数的时候，也没有在意他的缺席。但人们发现长毛一边叫，一边用前爪扒着石头，便明白了怎么回事。显然它闻到了那莫合烟味，大家足足扒了好几个钟头，才将他拖出来，都以为他死定了，抬到洞外，经光线一激，醒了，浑身上下，居然连块皮都没蹭着。
长毛也就出了名，据说，还上了《森铁工人报》的。说着，他就要翻箱倒柜地找那张旧报。马上有人揶揄他，头儿，那报纸五百年前，就让你卷莫合烟抽了。整个班里的人，并不尊敬班长，却都关爱这条老狗。尽管满嘴流那种白色的、拉黏的、令人恶心的哈喇子，让人腻歪；尽管这位老先生，肠胃不好，常常接二连三，放很臭的屁，令人掩鼻；尽管有时碰上一条小母狗，也会“老夫聊发少年狂”，突然轻骨头起来，追着人家屁股后边，往尾巴下狂嗅没完，浑身哆嗦，让工班足足能乐上半天，弄得它也很不好意思……这种上了年岁以后的人也好，狗也好，都是难免会有的这样缺点，那样毛病，人们也能担待。谁能永葆青春，谁能长生不老，等你老了的那一天，或许还不如长毛，有这份人缘呢！
大家当着头儿的面就说过，你也别灰心，头儿，要是真让我们选班长的话，长毛能当选，也没你的戏。
我很同意众人的高见，因为我也看出德才兼备的长毛，是个当领导的材料。在班里，它就防着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便是班长。它对我的警惧，是政治，因为我是“右派”；它对头儿的戒备，则是本能，因为那家伙确实是个坏分子。
我到工班劳动的几年里，这条狗既不跟我表示亲热，也不跟我表示不友好。冷冷淡淡地跟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且始终如一，我不能不佩服。我相信不会有人对它宣读文件，这是一个写小说犯了错误的“右派”；这是一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五类分子”；这是一个有五公斤零二百五十六克重的档案，被中央文革小组的姚文元批判过的十恶不赦者。即使向它传达，向它布置，它能领会，能把握吗？但是，它不领会，它不把握，怎么偏跟我划清界限呢！一个装卸班三十多人，它就将我视为异类，视为印度那不可接触阶层，岂非咄咄怪事？嗣后，我把这条狗的阶级觉悟，多次讲给别人听，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世界上会存在一条懂得政策的狗，无不表示出匪夷所思的样子。
相比之下，头儿相当完蛋了，口口声声无产阶级，两杯子倒进嗓子里，阶级没了，立场完了，哪怕我刚刚从批斗会上，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回来，也敢跟我称兄道弟，为我打抱不平，“谁让咱们虎落平阳，龙游浅滩呢！”如果再让他喝下去，那就咧开玄了：“别看他们今天闹得欢，小心秋后拉清单！”这好像是小兵张嘎的话，我不得不赶紧捂住他的嘴，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因为，谁也保不齐，转过身来，他跑到队部去汇报，敢赌咒发誓说那是我讲的话，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不是没有这样干过。
初次见面那回，我看他还有酒兴的样子，索性把瓶子交给他，他一边喝着，一边招呼长毛，“过来过来，”叮嘱着，“你可不准欺侮他哦！”这个他，就是我。
长毛不表态，离我一米远，不肯往前挪一公分，我很诧异，它怎么就知道我是“右派”？难道它阅读过1957年发表我处女作的《人民文学》杂志，难道它阅读过同年《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姚文元批判我的文章？为什么如此铁面无情，为什么如此岿然不动，我直到今天，也解不开这个谜。有时，忽作奇想，也许它不是狗，而是一个以狗的形式出现的人，正如有的狗，以人的样子生活在我们中间一样，这世界本来就是很扑朔迷离的。
接着，他又启发：“长毛，你咋不跟老李说说悄悄话呢？”
这是最可怕的热情，长毛对人要表示亲密的话，就是把那臭烘烘的嘴，贴过来，也是头儿经常强迫它表演的。那黏液似的哈喇子，粘在脸上，加之腥臭，实在受不了。幸好，它不肯赏我这个“右派”的脸，它的立场坚定，倒把我给饶了。但实际上，这条有派司的狗，只是疏远我，并不欺侮我，真正刁难我，蹂躏我，陷害我的，倒是这位工人阶级不离嘴的头儿。
我不知道头儿当流浪汉的时候，是不是蹲过“笆篱子”？他按谁最新来，谁最低贱，就得挨尿桶睡的牢狱规矩，讲完狗的传奇以后，安排铺位，要我与它比邻。受监督劳动的我，没有资格说不的我，自然不好表示异议。
我说不在乎，还自我解嘲，外国人还有与宠物狗睡一个被窝的呢！说完这句话，班里的工友，都掩口葫芦而笑。我懂，他们为什么乐我，只要是狗，就有股子狗臊气，即使如今布什的总统狗，恐怕也不例外。尤其下雨阴天，狗的毛皮里泛发出来的气味，是很熏人的。但到了当天晚上，我才明白众人们讪笑的底里，还没有跟我的邻床道晚安，它就打起呼噜来了。就冲它打出来的呼噜，也该当狗王，真有雷霆万钧之势。看起来，狗臊气，区区小事，狗呼噜，才真正可怕。很长一段时期，我对这位邻床朋友的鼾声，恨之入骨。我甚至琢磨过，要不要杀死它，然后自首，以阶级报复罪坐牢，也不致常到医务室要安眠药，以为我想自杀。
后来，我也就习以为安了，不那么想谋害它了。第一，它挺尽职，睡不多一会，就出去打更。第二，它是一条公狗，一条老公狗，这一点，跟爱拈花惹草的头儿，秉性类似。工棚里的人，也蛮幽默的，有时也挺耐人寻味，早晨广播喇叭一开，门口不见长毛，间隔里没有头儿，“二位老同志又加班加点，一宿未归啊！”
当然，头儿也未必就是去搞女人，更多的恐怕是去喝酒，去摸纸牌，去做一些地下交易，将公家的物资器材，偷盗出去变卖。所以，大家看不起他，也属正常。在装卸这行，谁身强力壮，谁就是大爷。一班之长，起不了带头作用，说话就不顶屁用了。他那身子骨，并不比我更壮到哪儿去。有时他修理我，收拾我，“别人背两袋水泥，你为什么不？”那些工友就会驳他，“你先背给人家看看？”其实，他们未必多么想保护我，而是十分讨厌他。有时候，摸着长毛的脑袋，“你呀你呀，多余把他从坍方里救出来呀！”
只要卸空了的水泥车皮拉走，在远处的长毛就会一路小跑而来。在货场的站台上，歇过乏来的工班工人，“长毛”、“狗王”地乱叫一通，每一位都会跟它打闹一阵，它也愿意跟这个班的人亲热。水城西站算是大站，货场上，无论是装货卸货的职工老乡，无论是来来往往的上下旅客，无不对这条特大号的狗，表示骇异，好奇。那时没有追星族这一说，只要它一出现，比时下的歌星，影星还红，人也好，狗也好，都会把目光集中到它身上，跟着它走，围着它看，这也是我们工班最为光荣，最为自豪的一刻。
头儿自然觉得更有面子，只要有听众，卷起莫合烟，又开始讲他埋在坍方的排架下，我们耳朵都听出茧子的故事。
然而，这一天，货场上没有出现这理所应有的热闹场面。长毛没有来，头儿也不知影踪。那天夜里，没有呼噜声，没有狗臊气，在这种难得的清静里，我喝了大半瓶子酒，竟越喝越清醒。我甚至觉得我听到了它的哭声，那正是一个下弦月的清冷之夜，我只是对班里睡得离我不远的人轻声说，是不是长毛回来了？呼啦，整个工班二三十口子，都爬起来，冲出工棚，但是，只有月牙，没有长毛。
这条老狗，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大家都有一种预感，料定头儿瞒着我们什么，别看他伤过心，掉过泪，别看他隔不两天。就趴在挨着我的狗窝上，一面磕头，一面干嚎，但是，全班没有一个人出声，没有一个人不瞪着眼睛看他。
最后一次，他磕完嚎完，对我说，大概他也只敢对我这个不能说不的“右派”说，“要不，把它的窝给拆了吧？”
这时候，他绝没想到这些爷们儿的吼声，差点把工棚顶给掀了：“你怎么就知道长毛不会回来？”
从此，我们班再到车站卸水泥，不管多累多苦，只要活一干完，立刻打道回府，绝不在那儿多停留。好几个月以后，也许有半年之久吧，我们渐渐接受了没有长毛的单调无聊的工班生活，也终于承认了这条狗太老了，肯定错爬上停站的车，结果车一开，下不来，不知拉到何处去，再也找不回家的严酷事实。但我，心里总抱着一丝幻想，说不定某一天，某一刻，它像旧俄作家契诃夫短篇小说《卡诺契卡》里的小狗狗，那流着哈喇子的臭嘴，又贴上我们这二三十个爷们儿的脸呢？
那天，我们又到车站卸水泥，那六十吨车，卸得我们连骨头架子都散掉了。头儿提议，“要不，还是歇会儿，塌塌汗吧！”
这话要别人说，也许就这么办了，独他的嘴里说出来，大家就偏说不。
“好，听便听便——”他话未落音，独自从我们一堆人中，箭也似的蹿了出去。货场尽管人来人往，而且时近黄昏，但还是看到头儿急急忙忙跑过去，拦住了一辆老乡的马车，不知谁眼尖，说了一句，“那车上卧着的，是不是咱们的长毛？”
货场顿时像发生里氏八级地震似的，陷入大混乱中。这二三十条如同水泊梁山杀过来的好汉，因为刚卸完车，每个人都光着膀子，一脸水泥，灰头土脸，形象恐怖，呼啸着朝头儿和那架马车冲将过去。吓得整个车站，马嘶人叫，鸡飞狗跑，警察出动，保安追赶，尽管夜色朦胧，尽管路灯晦暗，这些人对朝夕相处的长毛，还有认不出来的道理。
这时，我们这位头儿，看到这种来者不善的阵仗，好像谁截去了一段小腿，扑通跪在地上。那个赶车的马帮，也放下车缰绳，举起双手，作投降姿势。工班的入围上去，以为长毛还存活着呢，谁知却是它一整张已经硝制过的毛皮。那长长的绒绒的毛，该白的自得如雪，该黑的黑得发亮。几十只手都伸过去，想最后摸这老狗一把，还是那样茂密，还是那样厚实，还是那样温暖和柔软，谁都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还有人在喊着它的名字。
当人们将这一大张狗皮撑开来，看到长毛当年因为钻火炕而烧伤的一块光板皮时，我不知道别人是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一刹那，我真有死过去的感觉。眼前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天不是天，地不是地，围着我急速地旋转起来。能看到的，只有那弯弯的月牙，能听到的，只有那悲哀的哭声，我再也支撑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