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在“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在这金秋送爽的美好时节里，我们相聚于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研讨学术，我感到特别高兴。这次学术研讨会和我有关，我深感荣幸。
从1961年到2011年，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的50年，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50年。当我回首这50年一步步前进的足迹，我深深体悟到：人类是宇宙大化中的一类特殊群体，每个人的人生都与一定的因缘条件相依相存，互动互变，并在因果律的支配下展示其独自的意义与价值。我从一个普通的年轻学子成长为一名大学教师，取得一点成绩，也是与长期来受惠于社会的多方面帮助、支持分不开的。天地人和，因缘际会，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构成了我的幸运人生。
从历史的角度看，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年轻干部报考高等学校，使我有幸结缘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5年。这一历史机缘，为我从事人文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学术生涯的新起点。“问学必有师”，在中国哲学领域，冯友兰先生亲自为我们讲授了“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生前对我更是耳提面命，多有教诲。在佛学领域，汤用彤先生和任继愈、石峻先生都曾给我以直接的教导和影响。此外，陈寅恪、陈垣、吕澂等先生的佛学著作，是我案头不可或缺的，也使我受益良多。“一日为师，终生如父”，在我学术生涯的文脉里，流淌着前辈先贤的思想和睿智，他们的恩德，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20世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迎来了科学研究的春天，为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环境、大背景，不仅使我不受干扰，得以真正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与研究工作，而且还不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勉励。温家宝总理当面鼓励我对佛教文化、宗教文化的研究，刘延东同志写信给我，对我的《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文表示肯定，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领导同志也对我多有鼓励、支持。在新时代宽松、安定的条件下，我收获着教学、科研成果，享受学术人生的乐趣，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进步，祖国的温暖。
1961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使我得以进入到顺心顺意地开展我喜爱的中国哲学、宗教学研究的新天地，这对我的学术生涯具有重要意义。50年来，生活于斯、工作于斯的中国人民大学为我提供了良好的教学与研究的条件和环境，使我个人的作用得以发挥。比如，到人大工作伊始，学校领导就以开放的心态支持我到中国佛协主办的中国佛学院旁听、进修，以弥补佛教知识之不足，体察僧人的修持实践。这对我日后研究中国佛教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在北大学习时，养成了到图书馆学习的习惯，到人大后，我也一直坚持在校图书馆阅读、备课、研究。图书馆不仅在借阅图书方面给我很多方便，后来还在书库内专门为我设置了一张书桌。我在2006年前发表的著作，基本上是在人大图书馆完成的。人本的图书资源滋养了我，我真诚感激人大图书馆对我的帮助。
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的五部专著和六卷本《文集》，对我的学术成长起了重大作用，我向人大出版社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中国人民大学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学科建设重点，学校领导对宗教学学科高度重视，2000年成立了重点研究基地——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形成了一支和谐、团结、精进的研究团队。后来还相继成立宗教学系和宗教高等研究院，从而为我们的学术活动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学校对我取得的点滴成绩给予及时、充分的肯定，给我许多鼓励、嘉奖和荣誉。从某种意义来说，这50年，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这块沃土福地上成长起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打造了我，成就了我。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殊胜因缘，是我学术人生的一大幸事。
“讲习必有友”，学术研究离不开学友的切磋、互助。令人鼓舞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教、学三界的和谐性日益增强，三界在学术领域的良性互动也日益增多，形成了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一个突出表现，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道亮丽风景。与同仁、同道的学术探讨、交流，使我受益匪浅。
以上感言，可以归结为一点：天时、地利、人和，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编织了我的人生。人生离不开缘，人生就是缘。
[原载《中国民族报》，2011 09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