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题学的定义和发展
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领域，主题学曾经较长时间处在富有争议的境地之中，不过，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主题学逐渐获得比较文学界的认同，并以丰富的研究实绩显示出强健的学术生命力。主题学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作家对相同主题的不同处理，主题学既属于实证性影响研究，也属于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的相同主题的比较研究。它强调的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相同母题、情境、意象、题材的不同处理。主题学与同属平行研究的类型学的区别在于，类型学是对不同时空、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虽未构成内在动因，但却存在或明或隐的共通处的文学现象进行联类比较，主题学是对不同时空的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的相同的主题的比较。两者研究的范畴有明显的区别，但两者均在文学的可比性的层面上，探讨文学发展带规律性的因素。
主题学源于19世纪末德国的民俗学研究，如弗里德里希·思莱格（1772—1829）和雅科布·格林（1785—1863）、威廉·格林（1786—1859）等对民俗学进行了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研究，为主题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民俗学研究起初着重研究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演变，以后逐渐扩大研究范围，不仅探讨相同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的处理，而且还将视野扩大到诸如友谊、时间、离别、自然、世外桃源、宿命观念等与神话不那么密切相关的课题。
此后，梵·第根总结了上述德国学者的民俗学研究方法。他在将比较文学研究范畴分类时，把题材、主题、典型的研究类别称为“主题学”（thématolo-gie），特别强调主题学研究要对对象的渊源性、相互之间的流传、关联和影响等进行实证性考究。这段时期的主题学研究主要是属于影响研究范畴的。例如桑丘的故事及涉及的民俗母题（后文对“母题”作出详解）。此类故事在时空上都分布甚广，在旧梵文本《僵尸鬼故事五十则》出现过，在《天方夜谭》、《犹太寓言》、《丹麦历史》中也有。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灵活运用此母题成功地刻画了桑丘这一人物的性格。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民俗故事由一种说法演变为另一种说法的过程中，其细节会发生变化，但中心母题往往保存下来，由于传播影响和创作实践的需要，事物的来源和具体情节都会有所变异，这也是主题学作为影响研究所要研究的要点。
作为主题学在美国发展的里程碑是1968年美国著名学者哈利·列文发表的专论《主题学和文学批评》。同年，韦斯坦因在其专著《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中专门辟出“主题学”一章，对主题学的历史、内容和形式作了全面论述。很快，主题学在美国比较文学学界立住脚，许多学者将之纳入平行研究范畴之下，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目前比较文学学界十分热门的研究方法之一。
主题学在我国的发端也是民俗学。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赵景深的《中西童话的比较》等采用比较的方法对中外民间故事进行研究，使我国主题学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的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的主题学研究日趋活跃。台湾学者陈鹏翔、马幼垣等在台港地区明确启用了“主题学”术语，大力开展了主题学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如王秋桂的《中国俗文学里孟姜女故事的演变》、潘江东的《白蛇故事研究》等。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编》为我国主题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主题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一部分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引人注目的成果有陈鹏翔主编的《主题学论文集》、季羡林的《〈罗摩衍那〉在中国》、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谢天振的《翻译：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等。1990年，王立出版的主题学专著《中国古代文学的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影响较大。1995年，王立又推出了一套四册的系列专著《中国文学主题学》，多方面地对中国文学进行了主题学研究，显示了我国主题学研究的无限潜力和广阔前景。另外，乐黛云、曹顺庆、陈惇、刘象愚、卢康华等学者也都分别在其比较文学论著中对主题学理论进行了积极探讨，对我国主题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主题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也遭到国内外学者的质疑。克罗齐认为主题学或题材史是实证主义的产物，对同一题材不同处理的比较，艺术前提是虚假的，所以，克罗齐认为主题学根本不值得展开。巴登斯贝格认为主题学“这种研究似乎对材料比对艺术更感到好奇，对隐秘的遗迹比对艺术家的创造性更感兴趣”，而且，“主题学研究缺乏科学性，这类研究总是残缺不全的”。法国比较文学奠基人阿扎尔认为主题学研究违背了法国比较文学从事实联系进行影响研究的学术范式，应该把主题学研究排除在比较文学研究之外。
代表新批评派的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把主题学视为历时研究的外部研究，对其采取排斥态度。主题学研究受到了美国学派开拓者的质疑，原因是，美国新批评派研究对象是文本的内部，而主题学研究必然涉及文本以外的内容。
主题学遭到上述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学者的质疑非议的重要原因是主题学研究具有多重的、相互交叉的学科特点，其研究方法既有事实关系的影响研究，又有我们比较赞同的具文学审美性的平行研究。但是，就在上述的一片非议声中，法国、美国的主题学研究仍然逐渐发展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领域。1954年，基亚出版了《法国小说中的大不列颠：1914—1940》，该书叙述了英国牧师、作家、歌女、商人等如何出现在某一时期的法国小说里，构成了一部几乎不加掩饰的主题史，给主题学研究带来了生机。而学术活动地点在法国的比利时学者莱蒙·特鲁松，他的研究使主题学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两卷本的关于普罗米修斯主题的专著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还有哈利·列文的《主题学与文学批评》、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弗朗索瓦·约斯特的《比较文学导论》以及中国主题学研究学者的成果。最近一二十年国内外比较文学界出现了主题学研究的“复兴”。也正是有了他们的努力，研究者们在主题学研究这个领域里才有了明确的方法论，逐渐淡化了对主题学研究的种种质疑。
二、主题学研究范畴
根据主题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从国内外学者对主题学的定义来看，我们在这里将主题学研究范畴主要定为母题研究、情境研究、意象研究三个方面。下面，我们对主题学范畴的三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一）母题研究
母题是文学研究中最具有特色的范畴。“母题”是什么？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母题下的定义，母题（motive）就是一篇文学作品中较小的单位。文学作品的主题常常通过若干母题的组合表现出来，并且，母题具有客观性。倘若将母题与主题相比较的话，其主要差别就是：母题是具体的，主题是抽象的；母题具客观性，主题具主观性；母题是基本叙事句，主题是复杂句式。比如同样展示战争的两部电影文学作品《红日》与《珍珠港》，前者的主题是通过解放军打垮国民党王牌师的事件，宣扬了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后者的主题是通过日本军国主义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的事件，渲染了战争摧毁人性美好的东西。而前者和后者的母题都是两个字——战争。这样分析电影文学《红日》与《珍珠港》各自的主题母题，其差别就十分清楚了。这里所说的母题“战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这两部作品中小到不可能再分的组成部分。而“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及“摧毁人性美好的东西”就具有主观性、抽象性及复杂句式特征了。
比如“战争”、“欢乐”、“野蛮”，以及人物心态（如“嫉妒”、“骄傲”）、人物感情（如“爱”、“恨”）、人物行为（如“生”、“老”、“病”、“死”、“叛逆”、“谋杀”）等，都可作为母题。
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龟兔赛跑》的故事，这个故事便是通过对“骄傲”、“毅力”、“意志”等几个母题的组合，得出这样一个主题：骄者必败，坚持就能胜利。
可见，母题是具体的无随意性的，采取叙事的核心句就能归纳出同样的母题。而主题却不同了。它因概括者的视角、语境、立场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阐释余地，并且同一母题在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因问题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主题意义。如同样是“家族”母题，巴金的长篇小说《家》赋予它批判封建主义的主题，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则表现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二）情境研究
法国学者乔治·波蒂尔曾写过一本题为《三十种戏剧情境》的书，认为戏剧的所有情境都已包含在书内。这未必准确。在比较文学中，情境（situation）指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常见的一种典型的格局。如“两个朋友或父与子之间的冲突”，“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但最后却发现他们的父辈是仇敌”，“三角恋”等，这些故事格局在国内外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对这些情境进行研究，特别是着力探讨这些情境怎样从一个国家（民族）传入另一个国家（民族），从一个作家笔下传到另一个作家的笔下，目的都是要揭示出这些情境中的具体变异及其过程，寻找出这些情境的鲜明的时代色彩、民族特征和个人风格。
“文革”时期文学作品中都存在典型的格局，如：正面人物大义凛然，气势上永远压倒反面人物；男性英雄人物往往没有女人，他们只爱事业；女性英雄人物往往是不爱男人爱武装，革命压倒一切。
情境研究还要注意母题与情境之间的关系。母题是从情境中产生的，是情境的模式化概括。例如“仇敌的儿女相爱”的母题，就是对仇敌儿女相爱情境模式化的概括。
（三）意象研究
主题学中的意象，指某一民族、某一国家中具有的特定意义的文学形象或文化形象。它们在历代文学中都具有深层意义。主题学中的意象可以是一种自然现象，可以是一种动植物，可以是一种想象中的事物，而这些自然现象、动植物及想象的事物，在不同民族文化里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山的文化意象在中国人心中有崇高的含义，形容一位伟人往往称之为巍巍的高山，视之有“高山仰止”的敬佩之意。然而，山在爱尔兰文学作品里却成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形象，他们可以称恐怖分子头目拉登为高山。这种称呼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还有，龙在西方和中国也是不同的文化意象。在中国汉文化里，龙是高贵、神圣的象征，是至高无上的标志。诸如“真龙天子”、“龙袍”、“龙庭”、“望子成龙”等。但在西方文化里，龙往往是一个凶残肆虐的可怕的怪物。英国古代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德国古代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等，都有关于主人公杀死龙的描写。在俄罗斯文学中，也有关于英雄剪除三头凶龙的故事。以上论述的文化意象既然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中存在着不同的含义，那么主题学中的意象研究就要着力于探讨同一意象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文化内涵，比较其变化与差异，揭示出各民族作品中的深层意蕴。特别重要的是，要通过同一主题不同意象或同一意象不同主题的研究，去探讨各个作家的民族文化心理及各民族的审美情趣之差异，这是意象研究的目的所在。
中国汉族文化对狗多有贬义，“狗仗人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仗人势”、“汉奸走狗”等词汇无不彰显着这一特点，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狗是人类忠实的好朋友，形容人在幸运时会使用“You are a lucky dog”。
三、主题学研究的分类
本教材将目前公认的关于主题学题材研究分类的主导性观点即亚历山大·迪马的观点作为本节所阐述的主题学题材研究的内容。
罗马尼亚比较文学家亚历山大·迪马在其《比较文学引论》中将主题学题材研究分为以下五类：
（一）典型场面的题材
如为了天职、不忠、复仇、嫉妒而死。典型的复仇场面有美狄亚形象的行动。塑造美狄亚复仇场面具代表性的是欧里庇得斯、奥维德、塞内加、高乃依、弗兰茨·格里尔帕策等。
（二）地理题材
在世界文学中常见的有罗马、威尼斯、意大利、巴黎等。如围绕威尼斯这个城市题材，法国作家圣·雷阿尔写了《1618年西班牙对威尼斯共和国的阴谋》，英国作家托马斯·奥图埃写了《得救的威尼斯，或揭穿了阴谋》，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写了《威尼斯之死》，等等。
（三）描定对象如植物、动物、非生物等所组成的题材
如阿尼塔·贝尔楚盖齐亚努的《色彩缤纷的玫瑰》专门研究了诗歌中的“玫瑰花”题材。他先分析古希腊诗，接着分析了中世纪的拉丁诗、法国诗和意大利诗，又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诗和意大利诗，发现这一题材源于《圣经》，进而考察了它的发展前景，揭示了传统的连续性、作品的独特性及部分作品对另外部分作品的影响等。
（四）世界文学中常见的各类人物形象的题材
分别有民族形象，如土耳其人、犹太人、匈牙利人、德国人、英国人等；职业形象，如士兵、军官、男仆、丫环、名妓等；社会阶层形象，如农民、贵族、无产者等。
（五）传说中的典型构成的一组组独特的题材
其中有《圣经》中的撒旦、该隐、犹太人，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美狄亚、萨福、迈安德尔，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唐璜等。
迪马的上述分类着眼于研究对象，分类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容易被人理解，也是目前国内外比较文学学界对此研究的主导性观点。但他的分类过分关注文学现象表层，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研究领域的划分。
主题学既属于实证性影响研究，也属于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中的相同主题的平行研究。它强调的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相同母题、情境、意象、题材的不同处理。主题学的研究范畴有母题研究、情境研究、意象研究三个方面。了解和掌握主题学理论，对于明确学科意识、拓展学术视野、深化课题研究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