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我和通今
宇宙是造化留给人类的一个大谜。它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故名之曰无限，名之曰永恒，名之曰绝对。宇宙的无限衬托出个人的渺小，然而，即使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同宇宙的漫长进化相比，也只是短暂的一瞬。
相对于漫长的历史，相对于无限的宇宙，一个有限的人生，要想活得明明白白，活得有价值，就必须有一个人生支点，否则，就会觉得“不知今夕是何年”，或不知吾身在何处，为什么这样活着。大彻大悟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两个支点，即：贵我和通今。
毛泽东有强烈的“贵我”道德自律。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提出：“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因为“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
毛泽东这种“贵我”思想，反映了整个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崩溃的时代已经没有可以依据、遵循的客观规范准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传统观念。
这种“贵我论”，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伦理道德的大胆反叛和否定。
但是，毛泽东的这种“贵我”思想同时包含着利他主义，毛泽东对这一人己关系上的难题有独特的解决方式。他认为，“利他”同样以“贵我”为起点。因为“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例如，“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充足生活有缺”，是人格的不完整。
青年毛泽东正是遵从这种“以我立说、由我出发”的人生哲学，来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他的这种人生感悟，绝不是那种“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而是张扬一种积极有为、乐观奋进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生存面世，就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他人所烦。相反，可以在利他人、利天下的过程中，“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充分以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唯其能够“利他”，“利己”才能摆脱粗俗的对物欲的追求。投身革命前后，毛泽东就献身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把“小我”融于人类解放的大事业中。
毛泽东由“贵我”而自信。幼年时他就显示出独立自主，敢想、敢为的品质。
他在青年时写的一首诗里曾豪迈地宣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青年毛泽东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贫弱局面，自信将来掌握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使命会由他们这一代人去承担。这种使命常使他与志趣相投的同学好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后来投身革命，自信常在困难和挫折时伴随毛泽东，他对自己能够用意志铸造历史有着高度信心。越是险境，越是绝地，他越自信，越乐观。
毛泽东的另一个人生支点是“通今”。
“贵我”是毛泽东从空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而“通今”则是他从时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另一个人生支点。
在他看来，“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据惟目前”。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主张“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而“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通今”的具体要求是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一般人认为，人活着建功立业是为了死后留名青史，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我死之后成为历史，后人见我确有所成就，会主动给我冠以美名，然而此“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以时间论，止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因为现在即来即去，有如白驹过隙。但是，另一方面，“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耳，实则一片也”，我生活在这连成一片的时间之中，自然“处处皆现实，不仅目前是现实的，而且过去和未来对我来说也是现实的。因此，有目前乃有终身。以往之事追悔无益，未来之事预测也无益，惟一有益的是好好把握目前，也就把握了过去和未来。如放弃目前，蹉跎岁月，必将一事无成”。于是，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人生慧见，它与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庸人哲学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的“通今”以“目前”为中心来贯通过去和未来，所强调的是一种只争朝夕、无往不乐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立世，则“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过去的事不需要过多地追悔，将来的事用不着过多地幻想，只需脚踏实地地抓住“目前”，这就足够了。
毛泽东的“贵我”和“通今”是合二为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此时的我”。努力抓住“此时”，积极从“我”开始，这就是青年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的出发点。从“此时的我”开始，最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