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沃茨先生在《严复与西方》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即严复认为，“活力”——人的活力潜能之释放与抑制，是导致西方日富且强、中国日贫且弱之别的根源所在，这是严复整个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思想的核心。施沃茨指出，严复思想之与以前及同时代人最大的区别即在于，他认为造成中西贫弱富强的关键性差别不应仅从武器和技术上去寻找，也不应仅从经济、政治结构中去寻找，更重要的应该从观念和价值观的领域去寻找。他看到：“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等的影响。他认为，人类社会如同生物群体一样，是一个不断进化演变的过程。所谓“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竞争，是导致人与人乃至国与国强弱存亡之进化的根本因素。这样的生存竞争同时也激发了个体的活力和潜能。斯宾塞认为，社会也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群体的质量有赖于组成它的个体的质量，而每个个体本身又是禀赋“活力”单元，即体力、智力、道德三位一体。严复对此深信不疑。为什么中西方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强弱贫富差距呢？严复意识到，关键在于中西方迥然相异的社会伦理原则道德观，决定了个体“活力”的抑制与释放。他说：“英债虽重，而国终以富强者……凡物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英国自斯密氏所处之世以来，其所以富强之政策众矣。……然自其最有关系者言之，则采是书之言……除护商之大梗，而用自由无沮之通商。”施沃茨指出：“大英帝国所做的任何事都是为了鼓励和解放人们的经济活力，政府也能够为了自己的目的发掘这一取之不竭的财源。”
在西方，人们强调宇宙中的力量的至上性，以及生物界和人类世界中的活力的冲突，而正是活力、能动性、斗争、自主以及无畏地实现全部人类潜在可能性，使得西方的进化过程不受约束地进行，并最终走向富强。而在中国，“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寖多，镌谗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这种崇尚忍受、宁静，回避斗争和冲突，以及绝对地害怕维护人类生命的活力的观念和价值观，正是造成中西社会发展观上巨大悬隔的根本所在，它使中国的进化过程凝滞，并终至贫弱。“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日之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中国的圣人们千方百计地去限制和禁抑个人的潜在活力，而近代西方却着力创造和培养了旨在释放这些活力的制度和思想。施沃茨深刻指出：“严复从他（斯宾塞）那里获得一个意义深长的信念：潜在于个人之中的活力从根本上解释了西方社会有机体的富裕和强盛，这些活力由于受到正当的利益的驱使而更为有力量。而自由、平等、民主则提供了正当的自利得以表现自己的环境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类的肉体、理智和道德的潜力得到了实现。”正是从“活力”的释放与抑制出发，严复敏锐地从价值观上抓住了中西方思想文化差异的基点乃在于自由。中西之间“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所有这些政治、风俗、学术思想等各方面的截然相异，皆从“自由不自由异耳”导出。严复于是喟叹“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数千年来，中国的圣贤统治者们就是以愚民抑民来禁锢人们的活力，束缚他们潜在的无穷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此维持一个低水平的和谐社会，导致了中国在世界面前停滞不前。严复之所以选择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不仅因为该书是西方经济学的智慧之源，更主要的是因为亚当.斯密认为，经济领域的活力就是个人追逐幸福的活动，利己之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社会则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受益者。因此，严复强调：“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又说：“国之强弱，必以富庶为量，而欲国之富，非民智之开，理财之善，必无由也。”这样，我们从对严复《原富》的研究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的富强只能通过个人的活力和能力（在此情况下特别是经济）的解放而获得。”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严复以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来审视中西方之间的强弱贫富差距，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战胜中国，表面上看是由于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强大国力，而其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由于蕴藏于其个人之中的“活力”（民力、民智、民德）均强于中国，而这些个人“活力”之所以能得到充分释放和发展，则源于西方信奉弥久的自由主义。因此，严复认为，中国要富强，要救国保种，首先应着眼于释放民众的活力，只有每个人都能够充满活力，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行资本主义的民富国强。为此他坚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当前刻不容缓的根本任务，并将其毕生奉献于译著和教育事业，投入到梦寐以求的国富民强的理想之中。
四、严复经济自由主义与现代开放型经济
如前所述，提倡自由贸易是严复的基本主张。他的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内贸易，同样也应该贯彻到国际贸易。因此，严复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倡导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并对重商主义提出批评。重商主义的根本症结一个是设立“关税壁垒”，在此问题上，严复赞成斯密提出的“非锁国门”、“任民自治”的对外自由贸易政策，由此就产生了他关于“弛关税”的说法。他说：“驰关者，内外平等，不于入口诸货畸有重征也。”不多征收关税，要让各国的经济主体平等竞争，以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当然，让各个国家之间的商品进行自由竞争，也可能带来另一个结果，那就是导致部分民族工业的萎缩甚至是部分商品完全由外国控制，但这恰恰是实行经济模式转变，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他举例说，在当时的英国，为了保护国内的纺织业的发展，英国政府对法国进口的丝织品都征收了百分之五十的关税，但英国的纺织业最终没强盛起来。后来，英国政府对法国丝织品不再征收进口税，英国的纺织业就更衰落了，但是这并不影响英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严复总结说：英国之“天时地利皆不利蚕桑，而水性风日亦不宜于烘染之事，强而为之，亦终以无利也”。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竞争的过程中，可以选择性地放弃一些本国、本地区没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要着力发展适合于本国国情的产业，以实现经济的繁荣。重商主义的另一症结是只看中贸易的顺差，将金银简单地等同于财富。在当时中国统治阶层流行的正是这种只注重贸易顺差的“漏卮”论，他们“言通商则徒争进出之相抵”，“以出口土货多、进口洋货少为佳征”，严复对这种只重视顺差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他甚至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所谓保商权、塞漏卮之说，无所是而全非。”并进而提出引进外资、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开发铁路和矿山以摆脱贫困的主张。严复不是紧紧揪住当前的得失，而是从长远的发展着眼。他的这一思想对于今天的开放型经济仍有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