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热情、爽朗、洒落，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是摆脱世俗绊缠，忘记自己的年龄。
罗兰原名靳佩芬，是台湾知名女作家，著有《罗兰小语》以及散文、长短篇小说等多种。
前年，我们同被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家协会邀请，出席他们主办的“中华文学及艺术家金龙奖颁奖大会暨廿一世纪中华文化使命研究会”。我们住同一座楼，会前会后，不在楼上电梯处相遇，就在楼下等候上车时见面。在这种场合里，每有人喜欢跟她合照，她从不推却。拍照之外，就有闲聊，闲聊的第一句话是：“您还很健康，今年几岁了？”
似这类的话题，如果一个人问犹可忍耐，但问多了可就有点那个。我发现这时甲问，彼时乙问，等一下丙来又问，丁来从俗，戊来继承，已来也不放弃……
见面问名，礼也。可是现在商品社会，一则利欲升格，问名档次觉得不够；二则，长期以来，或许有“数字出干部”和“干部出数字”的传统影响，养成见面之时，脱不了“您今年几岁”、“儿女几个”、“几男几女”、“工资多少”、“什么职务、职称”等等一连串与数字有关的“问”。
矫揉造作的亲昵，有点如俗语说的“山内亲姆无话讲柴蕾”，不但听来刺耳、烦腻，而且让人难受、厌恶。人家恭恭敬敬、诚诚恳恳向你问候，你嗤之以鼻不得，你不屑一顾也不得，可心里确确实实真不是滋味！
有人说：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宝贵无人不喜，无人不爱，所以见面时，脱不了“先生几岁”、“您身体好吗”这类的问候。殊不知这是时髦垃圾，属语言空虚、心理危机之症也。
这天，分组讨论。人没到齐，先到的自然闲聊。新加坡来的小姐，大概因年轻，不会作为聊的焦点；台湾来的张默、向明二位诗人，好像比较内向，大陆各省来的同仁，大体跟他们都有过接触；澳门来的梁披云先生，九十多岁，年纪最高，可他没来参加讨论。参加讨论年纪最高的就落在罗兰身上。且她的脸上，不时露出慈祥微笑，让人觉得可亲，于是便成为诸君目光焦点。
又是那一套，A君才问过罗兰贵庚，罗兰不屑一顾。我正在为A君尴尬，可B君根本不理会A君吃了闭门羹，再接再厉，照问无误……此时，罗兰与其说是哭笑不得，不如说是生气，开始以一位长者的口吻，对大家提出警告：“我每忘记自己几岁，为什么大家脱不了这一问？”
我看见这位老作家动怒，本想跟她开个玩笑说，为什么您不把生庚年月用大大的字写出来，贴在背上，不就省得如此左右前后招架不住吗！但我没说出口，我仅是这样想。不，我对坐在我身边的新加坡来的一位青年女作家悄悄开这样的玩笑。可是罗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话转到讨论的正题上去了。
罗兰讲对传统的理解，其根本中心是两岸文化同源。这个问题无可厚非，从古至今无不如是说。
最使我感兴趣的还是她的“忘年”精神。所谓“忘年”，实际上是一个“道可道，非常道”的文化载体。据人体医学研究表明，人体免疫功能主要受大脑皮层机制制约。心胸开阔，旷达自适，可以促使人体心态“年轻化”。
罗兰虽然已经耄耋之年，心态、精神还称得上“年轻化”。她讲到日本访问，主人要她留墨，立即意识“脚下踩的是地理”，“眼中看的是历史”，于是写下一首七绝，并在这次相遇中亲手抄送给我，兹录如下——
晴天丽日访东瀛，
薄暮疏钟似旧京。
待颂神风还搁笔，
国仇家恨总关情。
漂亮，罗兰！
——原载《泉州晚报》2000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