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已经在亲爱的毛主席的检阅下，过了七个国庆节了。每一个国庆节我都参加了更盛大雄壮的游行，更快乐兴奋的歌舞，也看到了祖国更飞速更辉煌的成就。这六七年里，我自己，也从一个无知无识的孩子，在亲爱的党的教育培养下，长成为一个誓为人民的事业而贡献一切的二十岁的青年。我也和一切的青年人一样，将以无限欢欣虔敬的心情，来迎接建国十年的旭日腾空般的光辉照耀的佳节。我想，在过着这个伟大的节日的时候，我仍会和过第一个国庆日一样地加倍清晰地回忆到我在回到祖国以前一段时间里的经历。
那是在日本东京。我的父亲母亲带我到姑姑家去。这天下午有个送别的酒会，是姑父请他相熟的几个美国朋友并给我们饯行的，因为我们不久就要到美国去。
姑父是个新闻记者。父亲自从失业以后，为要在日本居留，也在南洋的一个中国报社里，挂了一个记者的名义。我们平常来往的，居多是各国的新闻记者。
我们走到姑姑家里，客人们还没有来，姑父和平常一样，笑容满面地在忙着调鸡尾酒，两个穿白衣的日本侍者，在饭桌上摆着点心。
姑姑带着母亲和我，走进书房——这书房和客厅是隔着一层厚厚的帘幕——我看见祥哥坐在留声机旁边的地毯上，在翻看着唱片。他头上缠着纱布，眼边也青肿了。
祥哥是姑父的侄子，而姑父并不喜欢他。我听见姑姑同母亲说过，因为姑姑不生孩子，姑父要从外面接回一个孩子来，姑姑不肯，说：“我不要外面的野杂种，不如到老家把你那个没爹没娘的侄子接了来，倒是自己的亲骨肉。”姑父拗姑姑不过，只得把祥哥从国内乡下接来了。他只比我大几天，却长得又高又大，两只眼睛咕碌碌地，仿佛总带着一种怒气。姑父一看见他就讨厌，说他又野又笨。可是姑父越讨厌他，姑姑就越照护他。因此祥哥对姑姑还亲热一点。
我们到日本的时候，祥哥也不过刚到几个月。正是他一切不惯、举目无亲的时候，他和我一下子就混熟了。后来他上了美国学校，我上了国际学校，比较疏远了一些，可是他还是常到我们家里来看中国小说和香港寄来的书报，跟我们谈关于祖国的事情。他常常气愤地说：“在我们家里，一个中国字也看不到。我的叔叔简直是个假洋人，是个洋奴！总有一天我要逃出这个洋圈子！”
当然，拿祥哥来和我现在的同学们比，他的觉悟水平还是很低的，不过在我当时许多的竭力追求美国生活方式的男女同伴之中，他是羊群里的骆驼，鸡群中的仙鹤。只有他常常能给我一种刺激，提醒我祖国是可爱的。
自从祖国的志愿军来到朝鲜，帮朝鲜人民军作战以后，祥哥和我们都兴奋得了不得。每天从美国百般掩饰的军报里，研究美国军队节节败退的路程。我们两人还在屋顶的小房间里，收听祖国的广播，在收音机旁边手舞足蹈。但是自从我们一家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以后，祥哥对我们的态度，简直是坏透了。
我们走进书房的时候，祥哥连头也不抬。姑姑叹一口气，对母亲说：“阿祥又闯祸了，昨天在学校里打了一个美国孩子……”祥哥这时把唱片向地上一摔，愤愤地说：“谁叫他一直在我面前骂中国人？谁叫他骂‘不知好歹的支那人敢在美国人头上动土’？我早就警告过他了，我说，‘你小心！你再敢骂一句，我就打你！’这胆小鬼，躲到一群人的背后，尖声地叫‘支那……’还没等他说完，我分开人群，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跟他要好的几个美国孩子，还围上来打我……”祥哥自豪地撇着发肿的嘴唇笑了一笑，“别看他们把我打得脸肿鼻青，他们一个个也都挂了彩。后来居然也有几个中国孩子来帮我打起他们来了，这我倒想不到……”
这时院子里的石子地上，传来沙沙的汽车开进的声音，姑父在外面叫：“太太们，客人来了，你们都躲到哪里去？”姑姑和母亲连忙走了出去。
祥哥没有理我，只找出一套《蝴蝶夫人》的唱片放在唱盘上开起来，自己靠着墙两臂交叉地坐着，眼睛直望前方，像是在听，又像是在想，一动也不动。
我在一旁激动地站着——时间过得慢极了！
客厅里忽然传来一个拳头打在纸本上的声音，一个重浊的哑声喊：“拿原子弹炸死他们！这些毛泽东的鬼孩子们！”祥哥霍地站了起来，脸色铁青。我赶紧走到帘缝里往外看，那个要拿原子弹炸死我们的，是八十五军医院的院长牛金上校。他满脸通红，手里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巨人的头像，头像后面跟着密密层层的波浪式的人流。一个短胡子的记者，端着酒杯，嚼着满嘴的东西，走过来微笑地说：“毛泽东的鬼孩子们，可不怕原子弹呵！我亲眼看见过他们那拼命劲儿！”另一个穿着敞领衬衫黄短裤的记者，也走过来说：“院长先生，你研究过他们身上带的那白粉没有？据说是迷魂药，吃了就会不顾死活地往前冲，比我们孩子们用的海洛因强多了！”牛金瞪着通红的眼睛，说：“什么迷魂药？他们是没有感觉的野蛮人！”这时我身后砰的一声，祥哥把留声机的盖子关上了，他对回过头去的我，用发抖的几乎是低吼的声音说：“你听见没有？这时候还有人跑到美国去，就是最……最没出息的！”他说着一下子就窜出门外去了。
我气得愣在那里，我不气祥哥，我气我那没有出息的爸爸和妈妈！
站了一会，我茫然地走出去。母亲正和威康斯太太坐在小桌旁边。这个每个酒会必到，每到必醉的美国女人，这时已经喝得半醉了。麻黄色的乱发垂在涂着厚粉的额前，口红已经褪色了。她一手端着酒杯，一手夹着半截纸烟，对母亲比划着说，“告诉你，在美国会把你累死，除非你是百万富翁。在东京多舒服呵。日本下女多好，多听话，什么都替你做。我都发愁明年我们回国去怎么过日子。要能把这些下女们像行李一样捆起带走多好……”她歪歪斜斜地做着捆人的姿势，一杯酒全泼在桌子上了。她斜着眼对我递过空杯子来：“好孩子，给我到你姑父那边拿一杯威士忌梳打吧。”等我替她取了酒来回头要走的时候，她却把我抓住了，说：“谢谢你——你不是才十三岁吗？都快有你母亲高了。你一到了美国，喝了我们的浓牛奶，你就会长的更快。等我明年回去看你的时候，你该抹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了！”我就像让她打了一个嘴巴似的，使劲地挣脱了，气促地说：“我永远也不会抹上口红……”我一口气跑到门外去，后面是枭鸟似地磔磔的笑声：“中国女孩子脸皮真薄，一说交男朋友就羞得那样子！”
我不想去找祥哥，我也更不想进展，我在院子里找到了自己的车子，坐到车子里去。我脑子里风车似地在转：够了，这就是我的前途！“搽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野蛮人”，“没出息”……
客厅里灯光零乱，声音嘈杂，侍者同下女们通过院子，在客厅和厨房门口匆匆地进进出出。我听见他们咕哝着低声地诅咒：“每次都得躺倒几个人，都醉死完事！”
最后，天色大黑了，这些醉鬼们才拖着拉着地、一溜歪斜地出来上了车，一拨一拨地走了。我听见姑姑在叫我，找我。接着父亲和母亲、姑姑都出来了，姑父跟在后面也喝得醉醺醺的。父亲开了车门探头进来，看见了我，就回头对姑姑笑说：“找到了，这孩子这些日子怪得很——你们进去吧，我们走了。”
一路上父亲开着车，母亲默默地坐在他旁边，我们谁也没有开口。
到了家，林先生的破车子已经停在门前了。我不大喜欢林先生，他是台湾籍的华侨，我们的下女说他是搞黑市的。他每次来总带走我们攒下的几瓶洋酒、几罐咖啡或是几包白糖，来的时候也总是鬼鬼祟祟地同父亲在书房里关着门说话，也许是算黑市帐！
父亲和母亲都进书房里去了。我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望着隔壁渡边家纸门后面透出来的灯光，刚要迈步，忽然又缩回来了。自从我们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了以后，玲子对我也冷淡了！
渡边玲子的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玲子的母亲前年去世了，从广岛接回来的、玲子的寡姐惠子，在替他们管家。玲子和我同岁，也只比我大几天。她姐姐惠子有二十多岁了，不论晴天雨天屋里屋外，头上总是包着头巾；夏天也总是穿着长袖子的衣服，而且轻易不到门外来，碰见人总是把头脸俯得很低，或是掉转过去。
我们搬到她隔壁来住以后，我和玲子渐渐熟识了。有一次她悄悄地告诉我，她的姐夫是被原子弹炸死的，她姐姐也受了一身的伤。姐姐本来是不愿意到东京来的，她不愿意见人，后来因为这边需要人帮忙，而且她身体越来越坏，不能再继续做整天的工作了，才勉强回来的。一提起这事，玲子就咬牙切齿地恨美国人，说：“你没有看见她一身的创疤呵，你没有听见她讲过那年八月六日早晨八点十五分以后，广岛的人间地狱的情形呵，你说，美国人还是人吗？”她还说：“我父亲到你们中国华北作战过，作过八路军的俘虏，他到现在提起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心里还惭愧。他说：‘帝国主义就不是好东西！帝国主义使得日本人杀害中国人，又使得美国人杀害日本人，帝国主义不消灭掉，世界就没有和平。’”她说着就拉起我的手，紧紧地握着。这时我真是从心底感到日本人民的可爱！
我们这条巷里，有两家的女孩子是“嫁”给美军的，常有美军的吉普车停在门口，院子里晒着美军的衣服。这两个女孩子先后都跟着美军回国了，玲子谈起她们时就气愤地说：“我多恨她们又多可怜她们呵！她们等着在美国受罪吧，没出息的人！”我说：“玲子，你再也不想到外国去吧？”她笑说：“那也不一定，比方说，到中国去，那里有你，有我的朋友呵。你什么时候回国呢？”
几天以前，我父亲忽然说我们就要到美国去了，台湾的签证已经来了。母亲还跑到学校去替我办转学书。我们的校长，美国天主教的姑奶奶，高兴得很，对学生们夸说我多幸运，能够到美国去上学，多少中国和日本的同学都羡慕我，但是，我看到，向我投来艳羡的眼光的人，都是我平日所最看不起的人，而对我显出失望的神色的人，都是我平日所最喜欢的人，譬如祥哥和玲子，虽然他俩都不是我的同学。
我的心情压得很沉重，我一定要对我父亲母亲表示我的态度——我不到美国去！
我跑进房子里，砰地一声把书房的门推开了。这是这座房子里唯一的一间洋式屋子，墙上安着壁炉，父亲和林先生坐在炉前，正在烧些什么，母亲站在桌边清检着一些信件。屋里没有开窗，还放下帘子，空气又热又闷，我就敞开门站在门边。
他们三个人同时回过头来，林先生只抬头看了一下，仍旧烧他的纸，母亲看着我的脸，说：“你要做什么？有话进来说。”我关上门，双手反握着门把，背靠着门站着，我心跳得厉害，急急地说：“我们去美国的事情，你们好好地想过没有？不能改变计划吗？人家都在笑话你们呢，说像你们这样的人，最后还是到美国去——多没出息！”父亲看了林先生一眼，忽然很高兴地大笑了起来。他们毫不在乎的态度使我气愤，我大声说：“你们没听见冯？就是和你们一块喝酒的那班美国醉鬼，那个牛金，要用原子弹炸死我们中国人，他对中国人有多大的仇恨呵，我们还要去仇人的国家吗？你们自己去吧——我是不去的！”母亲的眼睛里忽然充满了欢喜的泪光，说：“孩子，你不明白……”这时林先生站起来了，他的脸上忽然现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慈爱和庄严，他向我伸出手来，我不由自主地顺从地走了过去。林先生把我拉到身边，抚着我的肩头说：“你爸爸妈妈不是到美国去，是回到北京去——”我喜出望外地望着父亲母亲的脸，林先生又接着说：“不说到美国去，他们能拿到台湾的签证吗？能离开日本吗？这事情你可不能说出去呵！现在你放心了吧？明天晚上我带你去看一个中国电影，现在上楼睡觉去吧。”
这一夜，我躺在“它它米”上面，望着敞开的纸门外的满天星斗，我向灿烂的星空伸出双臂，仿佛要把即将看到的那个巨大的头像，和他背后的密密层层的波浪式的人流，抱到我充满了欢乐的胸怀里。
第二天，我经过再三的考虑，同母亲商量，要把我们回国的消息悄悄地告诉祥哥，并且和他一块去看中国电影。母亲想了一会，说祥哥是个很有主意的孩子，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姑姑和姑父的，她答应了。
我快乐地跑到姑姑家去。正好姑姑和姑父都不在家。祥哥开始还是不理我，当我笑着跳着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十分惊讶而又高兴地看着我。他用两只手使劲地握住我的手，难过地说：“你们回去了，我呢？”我急不能待地跑来告诉他，原想让他知道我们不是没有出息的人，等到他难过起来，我又后悔不该让他晓得了！
我安慰他说：“祥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有心，将来你一定可以回去的！——不要难过了，晚上林先生要带我去看一个中国电影，你跟我回家吧。”祥哥默默地跟我下楼，在这很短的时间里，他仿佛变了一个人，冲天的怒气没有了，但是同时头也垂下了，眼光也忧郁了，我从心里同情他！
林先生带我们去的地方，是东京的苏联大使馆，一座高大的白色楼房。楼下大厅堂皇得很，里面坐着不少的人——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大家仿佛都很熟悉，笑语纷纭。我们夹坐在林先生的两边——电灯灭了，奏出中国的音乐，银幕上闪出发光的大字，是“中华民族大团结”。这彩色的影片上，祖国的河山多美丽呵，祖国的人民多兴奋多快乐呵，尤其是其中的天安门前国庆节游行的一段，伟大的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向着快乐的人快乐地笑，兴奋地招手。他的笑容是那样爽朗，那样慈祥，那样豪迈，那样充满了鼓舞的力量！下面广场上红旗的海沸腾了，花朵的海沸腾了，人流的海沸腾了！我多感动多高兴呵，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我看我们周围的人的脸上，在明亮的影片反射的光亮中，也闪着欢喜的泪花。祥哥呢，他双手直直地紧握着座位的两边，双肩耸起，脸上严肃极了，说不上是悲还是喜……
从这以后，就是一路回国的经历了，这经历可以说是十分顺利的，那时正是东京一班熟人都出去避暑的时候，连姑姑一家也因为去了轻井泽，而没有来送我们，这样更好。因为我们坐的是印度船而不是美国船，是往西而不是往东！
第二年的国庆节，我已经是北京学校里的初中生，而且参加了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仪仗队。我激动的心情是你们想象得到的。当我笔直地站在整齐的青年队伍里，望着四围的彩旗和鲜花的海，一簇一簇的人群，一架一架的巨大模型……上面是响晴的北京蔚蓝的天空，前面是高大雄伟的天安门楼，我们亲爱的毛主席和他的忠实的战友，都站在那里，等着我去向他们捧上我的一颗喷发着火花的炽热的心！
这时我的心还真切地忆念到许多的奋斗着要投到祖国怀抱的中国青年们，我所知道的不止一个两个——像祥哥——而是有千千万万个。我是个过来人，虽然我的经历比起别人来，是不值得一说的，比如说，从新加坡回来的同学，是只要一离开新加坡，就永远不能回去，永远和家里人断绝了联系，而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逃出那黑暗的环境，欣然地投入光明的、充满了前途的、能以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的祖国怀抱中来——在万众欢腾的国庆节，我永远记念着海外的那些中国青年，希望这一天的响彻云霄的祝贺的声音，会像海波似地卷到地球的每一片岸边，给他们以莫大的激励和鼓舞。
前面阅兵的仪式已快完毕了，人民解放军各兵种的整齐威武的队伍，已经浩浩荡荡走过天安门，向着庄严的西山走去。
歌唱祖国的乐调奏起了。我挺起胸膛，昂起头，眼睛注视着前方，和千千万万的祖国青年们在一起，迈开脚步，开始了我在天安门前的第一个国庆节。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9年10月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