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果常见昨天的因。
知青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隐喻。
国民经济的濒临崩溃，精神世界的崩析混乱，社会生活的歇斯底里，把一代青年放到火炉上炙烤。精神和肉体在那场火浴中东奔西逃寻找寄存而不能，即使家庭也几乎不能成为佑生的暖巢，每一个人都在期冀他根本不可预知的出路的出现。
也正因为如此，当那个上山下乡的时代结束后，知青题材的小说便如春风吹过遍地生长，经过十多年的繁荣才渐趋平静。然而，正如乌纳穆诺说：“从悲剧的深渊中可以跃现新的生命，并且也只有饮尽精神的悲愁，我们才能啜尝生命根底的甜蜜。身心的极度摧折痛苦引导我们走向慰藉。”（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对参与了那场悲剧性的肉搏的人来说，有些东西是生命中的芒刺，时时在意识的深处发出隐隐的痛，会伴随生命的全过程。唯一的抒解是用某种方式陈说那种痛。如此，曾经担当的苦难，才有了意义。
陆立明先生《飘飞的风筝》是众声说话之后的一篇知青题材的小说。
黄浦江边伫立的杨振华正经历着灵与肉的折磨。眼前是滔滔不绝的大河，他看见了15岁以前自己的身影，嬉闹、扎猛子、玩伴、调皮捣蛋，身后是上海，含辛茹苦的老母、兄嫂生活在这里。15年前，他也属于这里，现在只有他的根还在这儿，灵魂还时时盘桓在这儿。一只寄居蟹被生活的浪带到了遥远的大兴安岭，灵魂时时牵引他回来，脚步又带他一次次离开。从大兴安岭到大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变化，引起了什么样的后果，他有能力反顾检省，没办法改变。找到新的工作和新的住房直接扑灭了他归巢的冲动，像所有被压在底层又血性的年轻人一样，他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回来。但严苛的现实对不屈的灵魂说，你的路线是规定好的。不信？那你看看———你的恋人杏芳为什么在上海蒸发两年了，她没法儿面对你。志英在反复受辱后又拖累了别人，也畸零在上海。国良，与你最是惺惺相惜的哥们儿，你没看得成天憋得难受吗。阿斌呢，最快活的也是最暗淡的。
六七十年代有太多的人呢喃于苦难困顿中。那是一个“人虚无于大众”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存在积淀了之后理性回归的酵母，之后在灾难和苦难混合的沃土上生出了自由之树。
杨振华选择了担当苦难。偕志英回了东北。担当苦难其实是为了更为深入地沉潜到生存的底部真实中，探寻一个适合自己的选择的基点。生命也就在这悲剧性的担当中走向独特性的生存顶峰。
审美是一回事，生存是另一回事。
生存中没有审美，过程和结果无异于一头牛，在生命力旺盛时，是出力混口草料，好保持活着。生命力衰竭了，拉来屠宰。人的能动在于通过审美，引导生存路线。但是，人又是一种容易遗忘的动物，需要反复给予审美刺激。
这样的需要在1980年代的大学当代文学课堂上就出现了。讲当代文学的老师用悲愤的语气对“新三级”（“文革”结束后1977年到1979年录取的大学生）说，他们（80级以后的大学生）不相信我说的。他们说我在骗他们。知青不就是几年前的事吗？哪里有那么多锥心刺骨的事情。
在那个时代，许多讲当代文学的老师常常泪流满面“，新三级”的课堂上有许多“老三届”，他们有人一边听课一边流泪，有人神情肃然，像参加追悼会的神情。这时候叶辛的《蹉跎岁月》、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都已发表。
人原来是如此容易冷漠，如此容易遗忘。大概只有上了山下了乡的知青的心灵上的烙印被不断地展示出来，才会让人明白：人没有做好担当苦难的准备，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苦难临头。苦难临头而不知如何担当就变成一头牛。
在草原上，小羊会被打上耳记———用剪刀剪去耳朵一角———羊长多大，耳记终身相伴。陆立明从集体健忘、集体冷漠中，拉出来一只羊，把这个印记展示出来，说，请你们看吧，在我们的人群中，许多人都有这个印记，它是一个群体的符号。这个群体中的人，今天有的已经死去，有的坐在办公室的皮椅上，有的是官员，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失业工人，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农民，他们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永远在山上在乡下。
美感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最高的境界是悲悯。
写小说的本事，终归是讲故事的本事。有人故事写完了，怕别人不重视或重视了却很快又忘记了，便在形式上下工夫。这一点做得最好的是詹姆斯·乔伊斯，他的《尤里西斯》之所以难读，是因为他不按人们习惯了的方式———时间、空间、情节或者情感脉络———去结构，而是将这一切都撕成碎片，杂乱无章地洒得满地都是，他让读者按照这样的方式读书：把一地鸡毛收拢再拼成一只鸡。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因为设置了这个难度，乔伊斯面对全世界的读者咧嘴笑了。而那些完成了拼图的人也笑了。永远都无法完成的人就心生沮丧、畏惧和崇拜。
《飘飞的风筝》写的传统。风筝的上天和断线看得清楚，落到了哪里也看得清楚。在形式上没有玩迷藏玩玄虚，直白简洁，没有草蛇灰线，更不是羚羊挂角，它重视人物的命运痕迹，重视各个人物的情感过程，所以和当下许多已经“登堂入室”的蛇皮小说———皮囊看上去很吓人，里面是零———不一样。
那里有一股悲天悯人的气息常常勾起人对往事的回想，发出阵阵对生命的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