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邲之战前的晋随武子（士会）的分析一样，申叔时着重从政治与民心向背方面分析了战争取胜的条件，进而指出楚国内政治与道义上的衰败和疲民以逞的恶果，说明此战不可打。申叔时这一番话，着眼于战略宏观上的剖析，而郑国大夫姚句耳对楚军精神面貌的分析，则明白地预言了楚国鄢陵之战必败的结局。我们再看城濮之战前的一番描写：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公（晋文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谷，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
林纾说：《左传》“或叙战事之规画，极力叙战而不言谋，或极力抒谋而不言战”。（林纾《左传撷华·序》）此段即“极力抒谋”之佳构。战争还未开打，但已可以详细地了解到作战双方，尤其是晋国阵营在这场战争中的“庙算”。（《孙子·计篇》）晋国君臣激烈的讨论，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之上，因此能针对楚人的挑衅，制定出一整套完整的连环计来，由此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取得了最后决战的胜利。
总之，作者这些战前曲尽其详的描写，刻意安排的篇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高屋建瓴地观照整个战争形势，又揭示“知己知彼者胜”的战术思想。那些对形势、道义、民心各方面剀切的分析，是形势的分析，也是知己知彼之论，据此制定的作战方案，多有取胜的把握。另一方面，这些分析无疑代表了作者的思想看法，代表了作者对战争形势的分析，也是作者给予读者的暗示，为作者的战争观与军事思想服务。
《左传》作者描写战争的第二个特征是重在写人，写出人在战争中的活动。这就使战争描写更具有小说意味。托尔斯泰在谈他写《战争与和平》时说：艺术家要写战争，就应“描写千万个人的动作”。《左传》作者正是这样的艺术家。在这些战争篇章中，作者描绘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性格，展示了人物性格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这样，就突破了史书专记历史事件的局限，而以写人为其主要内容，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
作者在描绘人物时，始终把握着人物性格同战争的关系。战争的胜负，在于政治、经济、人和诸因素，也决定于战争中双方君臣将帅军事指挥水准的高低乃至于个人性格等诸因素，于是战争成为刻画人物的一个极好的环境。据粗略的统计，在十四次大战之中，作者笔下出现的人物大约有二三百人。每个人物都是单个的“这一个”，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行动逻辑。有的人物固然只有简单的一两句话，也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在这些人物中，如重义戒慎的晋文公，用心深邃的秦穆公，深谋远虑的先轸、子犯，刚而无礼的子玉，忠心耿耿的庆郑，轻脱浮率的子反，审时度势的申叔时，自私偏激而又英勇顽强的郤克，儒雅而有君子风度的韩厥，机智而有心计的逢丑父，昏庸误国的子常，逞能冒进而肤浅短见的先縠，胸怀雄才大略的阖庐，皆跃然纸上，千载如生。这些人物都不是静止的，而是按照自己所处的地位行事。作者常作精炼之笔，勾画出他们的性格。例如韩原之战写晋惠公：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怒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
三败及韩，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对曰：“君实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孙。”卜右，庆郑吉，弗使。步扬御戎，家仆徒为右。乘小驷，郑入也。庆郑曰：“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唯所纳之，无不如志。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将与人易。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听。
……
壬戌，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公号庆郑，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韩简，虢射为右，辂秦伯，将止之；郑以救公误之，遂失秦伯。秦获晋侯以归。（僖公十五年）
晋惠公自私、贪婪，言而无信，因此国内弃之；对外，又背信弃义，与秦结怨，所以，韩原之战，晋惠公在道义上就已失去了基础。而其个人性格中的猜忌、固执、好胜、恩将仇报的一面，在韩原之战中恶性膨胀起来，导致了战争的失败，自己也成了俘虏。这就是人物性格与战争胜败的关系。同样的，城濮之战中，楚国的失败与子玉刚而无礼的性格有关。晋国的先轸、子犯恰恰是利用了子玉这一性格，不断地激楚决战。同是在楚国，令尹子常的狭隘、自私、贪鄙、信谗，先是造成了国内的混乱，削弱了楚国的国力。军事上的无知，使楚国屡失边邑；财货上的贪鄙，又失去了与国的支持。子常的这些劣行，导致楚国内政外交上的失败，直至柏举之战楚国失败，不能不由子常担负主要的责任（此时楚昭王年幼）。
战争的紧张时刻，正是人物性格表现最真实最充分的时候，《左传》作者抓住这个时机来描绘人物，常能穷形尽相，情态俱出，实乃写生之高手也。
《左传》的战争描写的第三个特征，是既有整体性的大场面的概述，又常常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来加以补充。这样，把对历史的整体勾勒与细节的工笔描绘结合起来，突破了记史的局限而使之兴味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