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左传》之名称、作者及其他
在全面介绍《左传》的具体内容之前，有必要先将《左传》的名称、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作些介绍。这些问题，都是争论多年而难以统一的，所以只能简要地谈谈。
一、《左传》书名
《左传》，西汉人称之为《左氏春秋》或《春秋古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恐怕是有关《左传》的最早的正式记载。《汉书·河间献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也称为《左氏春秋》。又因为《左传》为秦火前遗书，所以又有“《春秋》古文”之称。《史记·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称：“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春秋》古文”即指《左传》。
到了东汉，班固撰写《汉书》，称“及（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汉书·楚元王交传·附刘歆传》），又称：“时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又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同前引）班固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时人又称为《左氏》、《左氏传》。在《汉书》中有《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混用的情况。它如何变成《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呢？沈玉成先生认为：“经过一段时期，人们逐渐觉得《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要比《左氏春秋》准确，于是就为学人所习惯使用，简称《左传》。”
这样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是左丘明（见前引）。班固基本上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班固此说并非盲目地附和司马迁。大家知道，《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来自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所以向、歆父子也是持此看法的。此外，两汉至魏晋的一些大儒硕彦如贾逵、郑玄、何休、桓谭、王充、许慎、范宁、杜预等人，皆无异辞。直到唐代以后才开始有人怀疑左丘明作《左传》。此后，持怀疑论者代不乏人。清代刘逢禄、康有为等人甚至认为是刘歆割袭《国语》伪造。但是，正如许多先秦典籍一样，由于时代变迁，聚散无常，加上古代转写流传印刷条件之限制，常有后人增损窜入，总会发现与原书抵牾矛盾之处。所以持怀疑论者虽然提出了一些证据，终觉文献不足征，难以使人信服。
三、《左传》的成书年代
《左传》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中前期。关于《左传》一书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应在春秋末期，有的认为应在战国中期。两说皆自古沿续至今。实际上先秦史书与诸子著作一样，有一个口头传诵的授受过程。一门之内，往往学传数代之后才开始写定。把一部近二十万字、包融各诸侯国史实和史料的巨著划定于一个短时期内甚至某若干年内编撰而成，是不符合古代的实际情况的。有的学者认为，最初传授《左传》的人应该是个史官，他不仅有条件看到大量史料，而且保留了史官传统的解说《春秋》的方式。而且《左传》的口头传诵，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传授过程中，随时加入一些解说《春秋》的书法、凡例。今天见到的那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史事和其中一些文字上的战国文风，也是在传授过程中加入的。这种看法，不妨可作为我们了解《左传》成书的时间和过程的参考。
四、《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即《左传》是否为《春秋》作“传”。司马迁、班固都认为《左传》是解经之作。东汉刘歆、陈元、韩歆、贾逵、郑众等古文经学家也都认定《左传》为解经之作。但是西汉末今文学家出于政治功利上和争立博士官的需要，否认《左传》为《春秋》作传（详见第七章第一节）。此后，传经与否的争论，便久讼未决。虽然桓谭、杜预、孔颖达以及近代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坚持传《经》之说。但是自两汉直至现当代，认定《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与《春秋》不存在互相依附关系的学者仍然大有人在。对于这种学术上的分歧，本来不足为怪，也不必作出强制性的统一。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今人杨伯峻先生研究《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时提出的意见，颇值得我们重视。
杨伯峻先生指出，《左传》解释《春秋》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引《春秋》原文作说明，如《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句，《左传》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二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如鲁隐公被杀，《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左传》却详细记载了隐公被杀的经过。三是订正《春秋》的错讹，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载：“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传》订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四是《左传》有时把几条相关的经文，合并成一传。五是《春秋》不载的，《左传》也加以补充记载，等等（《春秋左传注前言》）。杨伯峻是主张《左传》解经说的，以上几点可以说明他立论的根据。由此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左传》与《春秋》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与内在的关系。可以说，《左传》与《春秋》的确是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的。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取折中之说，认为《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它的体例编成的编年史。
其实，《左传》解经与否只是经学史上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之间的分歧，如果偏离了《春秋》与《左传》作为历史著作本身独立存在的价值而纠缠不休，意义并不大。《春秋》作为编年史，只是略具雏形，还未能建立起编年史的健全的体制；而《左传》，在历史编纂学上却有了长足的发展。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左传》的特色：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第二，其叙述不局限于政治，当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对于一时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类，亦采集不遗。故能写出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了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的著述，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源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这说明《左传》已经有意识地从某种历史联系的角度来统筹规划、取舍剪裁以编撰成书。所以，钱穆先生说：“《左传》是一部史学上更进一步的编年史，孔子《春秋》只是开拓者，《左传》才是编年史的正式完成。”（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春秋三传》）
（第二节 ）《春秋》三传
一、《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指的是《左氏传》、《公羊传》与《穀梁传》。《汉书·艺文志》所著录《春秋》传有五：一、《左氏传》三十卷，二、《公羊传》十一卷，三、《穀梁传》十一卷，四、《邹氏传》十一卷，五、《夹氏传》十一卷。《艺文志》序言曰：“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无师”，则无传授之人；“未有书”，则仅口耳相传，未著竹帛，所以唯存“《春秋》三传”而已。
三传之次第，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为《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大概也是依《汉志》之序。后人讲三传，多以此为序。“三传”之中《公》、《穀》为今文经学，《左传》为古文经学。旧谓《公》、《穀》传义不传事，《左传》传事不传义。前者以义理解说《春秋》，后者以史料阐述《春秋》，这就是《公》、《穀》与《左传》的最大区别。
二、《公羊传》
《公羊传》的作者，《汉书·艺文志》注为“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名高”，故旧传公羊高著。但是徐彦《公羊传疏》引东汉人戴宏《春秋说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如是，则《公羊传》著为文字，成为定本，或始于公羊寿及胡毋生。不过也有反对此说的。一是如崔适《春秋复始》中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则子夏生于定公二年。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在世代时间上有悖情理。二是《公羊传》本身于隐公十一年、庄公十年、定公元年三引“子沈子曰”，于庄公三十年引“子司马子曰”，于闵公元年引“子女子曰”，于哀公四年引“子北宫子曰”，又于庄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引“鲁子曰”，于文公四年引“高子曰”，且于桓公六年、宣公五年两引“子公羊子曰”，可证《公羊传》未必出于子夏的传授。托名子夏，大概是为了攀附孔门以抬高自身的地位。其传授亦非全出于公羊氏，沈子、司马子等均为传授之经师。不过，《公羊传》写定成书于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子都，则大致可信。
《左传》解释《春秋》，以叙事为主，通过历史事实的记述，让人们理解《春秋》的内涵。《公羊传》则不同，通篇设为问答体，着重开发《春秋》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不注重叙述史实。（《左传》中偶有释经文之微言大义的，如前章第二节 所述，但不以此为主。）《公羊》作者主要从文字上寻绎经文书法之异同，以发掘其义例，探求《春秋》之大义。如：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隐公元年）
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庄公三十二年冬）
将尊师众，称某率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隐公五年秋）
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僖公七年夏）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公羊传》作者认为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以一字为褒贬，寄大义于微言，尤其是对人物的称呼，亦含有褒善惩恶之意，所以《公羊》着力发掘《春秋》书法之义例，以揭示《春秋》之精蕴。不过应该说明的是，《公羊传》所阐释的大义，往往非《春秋》原有之义，后来又经过董仲舒的阐发与何休的“解诂”，偏离经文本意则更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