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芍药及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重庆《大公报》。
今天是一九四二年的七月十三日。
清早我一早起来去打开楼门，出乎意外的是发现了一个钱包夹在门缝里。待我取来看时，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两年前所失去了的那个小皮箧。
一种崇高的人性美电击了我。
两年前，央克列维奇还在做着法国驻渝领事的时候。因为他对于中国新文学有深刻的研究，又因为他的夫人尼娜女土会说日本话，我们有一段时期过从很密。
每逢有话剧的演出，我们大抵要招待他们去看，也招待他们看过电影的摄制，看过汉墓的发掘。
尼娜夫人是喜欢佛寺的，陪都境内没有什么有名的佛寺，还远远招待他们去游过斗次北温泉，登过缙云山，以满足她的希望。
他们也时常招待我们。在那领事巷底的法国领事馆里面有整饬的花园，有葱茏的树木，又因为地址高，俯瞰着长江，也有很好的眺望。他们在那儿飨燕过我们，也作过好些次小规模的音乐会和茶会。
五月以后，空袭频繁了起来。我们的张家花园的寓所在六月尾上被炸，便不得不搬下了乡。不久法国领事馆也被炸，央领事夫妇也就迁到清水溪去了。
我的日记还记得很清楚，是七月二十七的一天。我在金刚坡下的乡寓里接到尼娜夫人的来信，要我在第二天的星期日去访问他们，我便在当天晚上进了城去。
第二天一早，我便到了千厮门码头。雾很大，水也很大，轮渡不敢开。等船的人愈来愈多，把三只渡船挤满了，把趸船也挤满了，栈道和岸上都满站的是人。天气炎热得不堪，尽管是清早，又是在江边，我自己身上的衬衫，湿而复干，干而复湿的闹了两次。
足足等了三个钟头的光景，雾罩渐渐散开了，在九点多钟的时候才渡过了江去。
雇了一乘滑竿，坐登着上山的路。
路在山谷里一道溪水的左岸，一步一步的磴道呈着相当的倾斜。溪水颇湍急，激石作声，有时悬成小小的瀑布。两岸的岩石有些地方峭立如壁，上面也偶尔有些题字。最难得的还是迎面而来的下山的风。那凉味，对于从炎热的城市初来的人，予以难忘的印象。
约略有一个钟头的光景便到了清水溪。这是一个小小的乡镇，镇上也有好几百户的人家，好些都是抗战以来建立的。
央克列维奇是住在镇子左边的一座山头上。一座西式平房，结构相当宏敞。山上多是松树，虽然尚未成林，但因地僻而高，觉得也相当幽静。
主人们受到我的访问是很高兴的，特别是那尼娜夫人。尽管太阳很大，她却怂恿着她的丈夫，要陪着我出去散步。
在附近的山上走了一会，还把镇对面的黄山、汪山为我指点而加以说明。她说：那儿是风景地带，有不少的奇花异木，有公路可通汽车，住在那儿的人不是豪商便是显贵。我那时还不曾到过那些地方，听她那样说，仿佛也就象在听童话一样。
桐子已经有半个拳头大了，颇嫌累赘地垂在路旁的桐子树上。
——“这是什么果子树呀？”尼娜夫人发问。
我尽我所有的知识告诉了她。
对于什么都好象感觉新奇的外国夫人，她从树上折了一枝下来，说：“要拿回去插花瓶。”
被留着吃了中饭，嗑了葡萄酒。
尼娜夫人首先道歉道：本来是应该开香槟的，但都装在箱子里面还没有开箱，他们有一个誓约，要等到巴黎光复了，才开箱吃香槟酒。
听了这样的话觉得比吃香槟酒还要有意思，因为巴黎陷落已经一个半月了，巴黎的人连吃面包都在成问题的时候，代表巴黎的人能有这样悲壮的誓约，也是应该的。
同席的还有好几位法国朋友，但因彼此的言语不大相通，只作了些泛泛的应酬而己。
中饭用毕后我正要告辞了，突然发出了警报，于是便又被留着。
其他的人都进了防空洞，只央克列维奇和我两人在回廊上走着，一面走，一面谈。也谈了好些问题，主要的还是关于文学这一方面。
央克列维奇的关于中国文学的造诣是使我惊异的，他在中国仅仅住了六年，最初在北京，其次是海南岛，最后来到重庆。他不仅对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知道得很详细，而且对于旧文学也有相当的研究。尤其是他喜欢词，对于宋元以来的词家的派别和其短长，谈得很能中肯。这在一个外国人的确是可惊异的事情。不，不仅是外国人，就连现代的中国新文学家能够走到了这一步的，恐怕也没有好几位吧？
两点钟左右警报解除了，我又重新告别。
临走的时候尼娜夫人送了我一首用英文写的诗，那大意是：
这儿有两条蜿蜒的江水，
就象是一对金色的游龙，
环抱着一座古代的山城，
有一位诗人住在城中。
这诗人是我们的朋友呵，
他不仅爱做诗，也爱饮酒。
李太白怕就是他的前身吧；
月儿呀，我问你：你知道否？
用极单纯的字面表现出娓婉的意境，觉得很是清新，但这样译成中国字，不知道怎的，总不免有些勉强而落于陈套了。
我深深的表示了谢意。
坐着他们所替我雇就的滑竿，又由原道下山赶到了码头。码头上和轮船上，人都是相当拥挤的，因为是星期。
过了江来，又坐滑竿上千厮门，待我要付滑竿钱的时候，才发觉我的钱包被人扒去了。在江边购船票的时候，分明是用过钱包的，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扒去的，我怎么也揣想不出。
好在我在裤腰包里面还另外放有一笔钱，因此在付滑竿钱上倒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我感觉着十分可惜的却是尼娜夫人的那首诗也一道被扒了去。这是和钱包一道放在我左手的外衣包里的。
整整隔了两年，谁能料到我这小皮箧又会回来呢？
皮箧是旧了，里面还有十二块五角钱和我自己的五张名片。
诗稿呢？一定被扔掉了。
两年来我启已的职务是变迁了。住所也变迁了。
我现在住在这天官府街上一座被空袭震坏了的破烂院子的三楼，二楼等于是通道。还我这皮箧的人，为探寻我的住址，怕是整整费了他两年的工夫的吧？再不然便是他失掉了两年的自由，最近又才恢复了。
这人，我不知道他是年老的还是年青的，是男的还是女的，是本地人还是外省人，在目前生活日见艰难，人情日见凉薄的时代，竟为我启示出了这样葱茏的人性美，我实在是不能不感激。
两年前的回忆绵延了下来。
一位瘦削的人。只有三十来往岁，头发很黑，眼睛很有神，浓厚的胡子把下部的大部分剃了，呈出碧青的成色，只留着最上层的一线络着两腮。这是浮在我眼前的央克列维奇的风采。据朋友说：他本是犹太系的法国人；而他的夫人却是波兰籍。
尼娜夫人很矮小，大约因为心脏有点不健康，略略有些水肿的倾向。头发是淡黄的，眼色是淡蓝的，鼻子是小小的，具有东方人的风味。
究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故，就在一九四○年的年底，法国的贝当贝当（H．P．Petain，1856—1951），曾任法国元帅、陆军部长。一九四○年六月任总理，对德投降，组织傀儡政府。一九四五年八月被判处无斯徒刑。政府免了央克列维奇的职。
免职后的央克列维奇，有一个时期想往香港，因为缺乏旅费，便想把他历年来所搜藏的中西书籍拿来趸卖。他曾经托我为他斡旋，他需要四万块钱左右便可卖出。但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购买力，我所交际的人也没有这样的购买力，结果我丝毫也没有帮到他的忙。后来我听说他这一批书是被汪山的某有力者购买去了。
央克列维奇不久便离开了重庆，但他也并没有到香港，是往成都去住了很久，去年年底，在《棠棣之花》第二次上演的时候，我在中一路的街头，无心之间曾经碰见过他和他的夫人。他们一道在街上走，他们是才从成都回来，据说，不久要往印度去。
我邀请他们看戏，他们照例是很高兴的。戏票是送去了，但在当天晚上却没有看见他们。他们是住在嘉陵宾馆的，地方太僻远，交通工具不方便，恐怕是重要的原故吧。自从那次以后我便没有再和他们见面了。
皮箧握在我的手里，回忆潮在我的心里。
我怀念着那对失了国的流浪的异邦人，我可惜着那首用英文写出的诗……
但我也感受着无限的安慰，无限的鼓舞，无限的力量……
我感觉着任你恶社会的压力是怎样的大，就是最遭了失败的人也有不能被你压碎的心。
人类的前途无论怎样是有无限的光明的。
1942年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