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有一肚子的话要问他。可是他已经领先向屋后的橡树林欣然出发了。我端着枪跟上去。两人绕过黄白相间的耿西牛群的牧地，走上了小木桥彼端的小土径，在犹青的乱草丛中蜿蜒而行。天气依然爽朗朗地晴。风已转弱，阳光不转瞬地凝视着平野，但空气拂在肌肤上，依然冷得人神志清醒，反应敏锐。舞了一天一夜的斑斓树叶，都悬在空际，浴在阳光金黄的好脾气中。这样美好而完整的静谧，用一发猎枪子弹给炸碎了，岂不是可惜。
“一只野兔也不见呢，”我说。
“别慌。到前面的橡树丛里去等等看。”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努力向野草丛中搜索，企图在劳悌芬之前发现什么风吹草动；如此，我虽未必能打中什么，至少可以提醒我的同伴。这样想着，我就紧紧迫上了劳悌芬。蓦地，我的猎伴举起枪来，接着耳边炸开了一声脆而短的骤响。一样毛茸茸的灰黄的物体从十几码外的黑橡树上坠了下来。
“打中了！打中了！”劳悌芬向那边奔过去。
“是什么？”我追过去。
等到我赶上他时，他正挥着枪柄在追打什么。然后我发现草坡下，劳悌芬脚边的一个橡树窟窿里，一只松鼠尚在抽搐。不到半分钟，它就完全静止了。
“死了，”劳悌芬说。
“可怜的小家伙，”我摇摇头。我一向喜欢松鼠。以前在艾奥瓦念书的时候，我常爱从红砖的古楼上，俯瞰这些长尾多毛的小动物，在修得平整的草地上嬉戏。我尤其爱看它们躬身而立，捧食松果的样子。劳悌芬捡起松鼠。它的右腿渗出血来，修长的尾巴垂着死亡。劳悌芬拉起一把草，把血斑拭去说：
“它掉下来，带着伤，想逃到树洞图去躲起来。这小东西好聪明。带回去给我父亲剥皮也好。”
他把死松鼠放进夹克的大口袋里，重新端起了枪。
“我们去那边的树林子里再找找看，”他指着半英里外的一片赤金和鲜黄。想起还没有庆贺猎人，我说：
“好准的枪法，刚才！根本没有看见你瞄准，怎么它就掉下来了。”
“我爱玩枪。在学校里，我还是预备军官训练队的上校呢。每年冬季，我都带侯伯去北部的半岛打鹿。这一向眼睛差了。隐形眼镜还没有戴惯。”
这才注意到劳悌芬的眸子是灰濛濛的，中间透出淡绿色的光泽。我们越过十二号公路。岑寂的秋色里，去芝加哥的车辆迅疾地扫过，曳着轮胎磨地的咝咝，和掠过你身边时的风声。一辆农场的拖拉机，浓着齿槽深凹的大轮子，施施然辗过，车尾扬着一面小红旗。劳悌芬对车上的老叟挥挥手。
“是汤普森家的丈人。”他说。
“车上插面红旗子干吗？”
“哦，是州公路局规定的。农场上的拖拉机之类，在公路上穿来穿去，开得太慢，怕普通车辆从后面撞上去。挂一面红旗，老远就看见了。”
说着，我们一脚高一脚低走到了好大一片刚收割过的田地。阡陌间歪歪斜斜地还留着一行行的残梗，零零星星的豆粒，落在干燥的土块里。劳悌芬随手折起一片豆荚，把荚剥开。淡黄的豆粒滚入了他的掌心。
“这是汤普森家的黄豆田。尝尝看，很香的。”
我接过他手中的豆子，开始吃起来。他折了更多的豆荚，一片一片地剥着。两人把嚼不碎的豆子吐出来。无意间，我哼起“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
“嘿，那是什么？”劳悌芬笑起来。
“二次大战时大家都唱的一首歌……那时我们都是小孩子。”说着，我的鼻子酸了起来。两人走出了大豆田，又越过一片尚未收割的玉蜀黍。劳悌芬停下来，笑得很神秘。过了一会，他说：
“你听听看。看能听见什么。”
我当真听了一会。什么也没有听见。风已经很微。偶尔，玉蜀黍的干穗壳，和邻株磨出一丝蟋窣。劳悌芬的浅灰绿瞳子向我发出问询。
我茫然摇摇头。
他又阔笑起来。
“玉米田，多耳朵。有秘密，不要说。”
我也笑起来。
“这是双关语，”他笑道。“我们英语管玉米穗叫耳朵。好多笑话都从它编起。”
接着两人又默然了。经他一说，果然觉得玉蜀黍秆上挂满了耳朵。成千的耳朵都在倾听，但下午的遗忘覆盖一切，什么也听不见。一枚硬壳果从树上跌下来，两人吓了一跳。劳悌芬俯身拾起来，黑褐色的硬壳已经干裂。
“是山胡桃呢，”他说。
我们继续向前走。杂树林子已经在面前。不久，我们发现自己已在树丛中了。厚厚的一层落叶铺在我们脚下。卵形而有齿边的是桦，瘦而多棱的是枫，橡叶则圆长而轮廓丰满。我们踏着千叶万叶已腐的，将腐的，干脆欲裂的秋季向更深处走去，听非常过瘾也非常伤心的枯枝在我们体重下折断的声音。我们似乎践在暴露的秋筋秋脉上。秋月下午那安静的肃杀中，似乎，有一些什么在我们里面死去。最后，我们在一截断树干边坐下来。一截合抱的黑橡树干，横在枯枝败叶层层交叠的地面，龟裂的老皮形成阴郁的图案，纪录霜的齿印，雨的泪痕。黑眼眶的树洞里，覆盖着红叶和黄叶，有的仍有潮意。
两人靠着断干斜卧下来，猎枪搁在断枝的杈丫上。树影重重叠叠覆在我们上面，蔽住更上面的蓝弯。落下来的锈红蚀褐已经很多，但仍有很多的病叶，弥留在枝柯上面，犹堪支撑一座两丈多高的镶黄嵌赤的圆顶。无风的林间，不时有一张叶子飘飘荡荡地堕下。而地面，纵横的枝叶间，会传来一声不甚可解的窸窣，说不出是足拨的或是腹游的路过。
“你看，那是什么？”我转向劳悌芬。他顺我指点的方向看去。那是几棵银桦树间一片凹下去的地面，里面的桦叶都压得很平。
“好大的坑。”我说。
“是鹿，”他说。“昨夜大概有鹿来睡过。这一带有鹿。你住在湖边，就会看见它们结队去喝水。”
接着他躺了下来，枕在黑皮的树干上，穿着方头皮靴的脚交叠在一起。他仰面凝视叶隙透进来的碎蓝色。如是仰视着，他的脸上覆盖着纷沓的游移的叶影，红的朦胧叠着黄的模糊。他的鼻子投影在一边的面颊上，因为太阳已沉向西南方，被桦树的白干分割着的西南方，牵着一线金熔熔的地平。他的阔胸脯微微地起伏。
“Steve，你的家园多安静可爱。我真羡慕你。”
仰着的脸上漾开了笑容。不久，笑容静止下来。
“是很可爱啊，但不会永远如此。我可能给征到越南去。”
“那样，你去不去呢？”我说。
“如果征到我，就必须去。”
“你——怕不怕？”
“哦，还没有想过。美国的公路上，一年也要死五万人呢。我怕不怕？好多人赶着结婚。我同样地怕结婚。年纪轻轻的，就认定一个女孩，好没意思。”
“你没有女朋友吗？”我问。
“没有认真的。”
我茫然了。躺在面前的是这样的一个躯体，结实，美好，充溢的生命一直到指尖和趾尖。就是这样的一个躯体，没有爱过，也未被爱过，未被情欲燃烧过的一截空白。有一个东方人是他的朋友。冥冥中，在一个遥远的战场上，将有更多的东方人等着做他的仇敌。一个遥远的战场，那里的树和云从未听说过密歇根。
这样想着，忽然发现天色已经晚了。金黄的夕暮淹没了林外的平芜。乌鸦叫得原野加倍地空旷。有谁在附近焚烧落叶，空中漫起灰白的烟来，嗅得出一种好闻的焦味。
“我们回去吃晚饭吧。”劳悌芬说。
那年的秋季特别长，似乎，万圣节来得也特别迟。但到了万圣节，白昼已经很短了。太阳一下去，天很快就黑了，比圣经的封面还黑。吃过晚饭，劳悌芬问我累不累。
“不累。一点儿也不累。从来没有像这样好兴致。”
“我们开车去附近逛逛去。”
“好啊——今晚不是万圣节前夕吗？你怕不怕？”
“怕什么？”劳悌芬笑起来。“我们可以捉两个女巫回来。”
“对！捉回来，要她们表演怎样骑扫帚！”
全家人都哄笑起来。劳悌芬和我穿上厚毛衫与夹克。推门出去，在寒颤的星光下，我们钻进西德的小车。车内好冷，皮垫子冰人臀股，一切金属品都冰人肘臂。立刻，车窗上就呵了一层翳翳的雾气。车子上了十二号公路，速度骤增，成排的榆树向两侧急急闪避，白脚的树干反映着首灯的光，但榆树的巷子外，南密歇根的平原罩在一件神秘的黑巫衣里。劳悌芬开了暖气。不久，我的膝头便感到暖烘烘了。
“今晚开车特别要小心，”劳悌芬说。“有些小孩子会结队到邻近的村庄去捣蛋。小孩子边走边说笑，在公路边上，很容易发生车祸。今年，警察局在报上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穿深色的衣服。”
“你小时候有没有闹过节呢？”
“怎么没有？我跟侯伯闹了好几年。”
“怎么一个捣蛋法？”
“哦，不给糖吃的话，就用烂泥糊在人家门口画个鬼，或者用粉笔在汽车上涂些脏话。”
“倒是蛮有意思的。”
“现在渐渐不作兴这样了。父亲总说，他们小时候闹得比我们还凶。”
说着，车已上了跨越大税路的陆桥。桥下的车辆四巷来去地疾驶着，首灯闪动长长的光芒，向芝加哥，向托莱多。
“是印第安纳的超级税道。我家离州界只有七英里。”
“我知道。我在这条路上开过两次的。”
“今晚已经到过印第安纳了。我们回去吧。”
说着，劳悌芬把车子转进一条小支道，绕路回去。
“走这条路好些，”他说。“可以看看人家的节景。”
果然远处要着几星灯火。驶近时，才发现是十几户人家。走廊的白漆栏杆上，皆供着点燃的南瓜灯，南瓜如面，几何形的眼鼻展览着布拉克和毕加索，说不清是恐怖还是滑稽。有的廊上，悬着骑帚巫的怪异剪纸。打扮得更怪异的孩子们，正在拉人家的门铃。灯火自楼房的窗户透出来，映出洁白的窗帷。
接着劳悌芬放松了油门。路的右侧隐约显出几个矮小的人影。然后我们看出，一个是王，戴着金黄的皇冠，持着权杖，披着黑色的大髦。一个是后，戴着银色的后冕，曳着浅紫色的衣裳。后面一个武士，手执斧钺，不过四五岁的样子。我们缓缓前行，等小小的朝廷越过马路。不晓得为什么，武士忽然哭了起来。国王劝他不听，气得骂起来。还是好心的皇后把他牵了过去。
劳悌芬和我都笑起来。然后我们继续前进。劳悌芬哼起“出埃及”中的一首歌，低沉之中带点凄婉。我一面听，一面数路旁的南瓜灯。最后劳悌芬说：
“那一盏是我们家的南瓜灯了。”
我们把车停在铁丝网成的玉蜀黍圆仓前面。劳悌芬的母亲应铃来开门。我们进了木屋，一下子，便把夜的黑和冷和神秘全关在门外了。
“汤普森家的孩子们刚来过，”他的妈妈说。“爱弟装亚述王，简妮装贵妮薇儿，佛莱德跟在后面，什么也不像，连‘不招待，就作怪’都说不清楚。”
“表演些什么？”劳悌芬笑笑说。
“简妮唱了一首歌。佛菜德什么都不会，硬给哥哥按在地上翻了一个筋斗。”
“汤姆怎么没来？”
“汤姆吗？汤姆说他已经大了，不搞这一套了。”
那年的秋季特别长，似乎可以那样一直延续下去。那一夜，我睡在劳悌芬家楼上，想到很多事倩。南密歇根的原野向远方无限地伸长，伸进不可思议的黑色的遗忘里。地上，有零零落落的南瓜灯。天上，秋夜的星座在人家的屋顶上电视的天线上在光年外排列百年前千年前第一个万圣节前就是那样的阵图。我想得很多，很乱，很不连贯。高梁肥。大豆香。从越战想到韩战想到八年的抗战。想冬天就要来了空中嗅得出雪来今年的冬天我仍将每早冷醒在单人床上。大豆香。想大豆在密歇根香着在印第安纳在俄亥俄香着的大豆在另一个大陆有没有在香着？劳悌芬是个好男孩我从来没有过弟弟。这部翻译小说，愈写愈长愈没有情节而且男主角愈益无趣，虽然气氛还算逼真。南瓜饼是好吃的，比苹果饼好吃些。高梁肥。大豆香。大豆香后又怎么样？我实在再也吟不下去了。我的床向秋夜的星空升起，升起。大豆香的下一句是什么？
那年的秋季特别长，所以说，我一整夜都浮在一首歌上。那些尚未收割的高梁，全失眠了。这么说，你就完全明白了，不是吗？那年的秋季特别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追忆
地图
书桌右手的第三个抽屉里，整整齐齐叠着好几十张地图，有的还很新，有的已经破损，或者字迹模糊，或者在折缝处已经磨开了口。新的，他当然喜欢，可是最痛惜的，还是那些旧的，破的，用原子笔画满了记号的。只有它们才了解，他闯过哪些城，穿过哪些镇，在异国的大平原上咽过多少州多少郡的空寂。只有它们的折缝里犹保存他长途奔驰的心境。八千里路云和月，它们曾伴他，在月下，云下。不，他对自己说，何止八千里路呢？除了自己道奇的里程计上标出来的二万八千英里之外，他还租过福特的和雪佛兰的；加起来，折合公里怕不有五万公里？十万里路的云和月，朔风和茫茫的白雾和雪，每一寸都曾与那些旧地图分担。
有一段日子，当他再度独身，那些地图就像他的太太一样，无论远行去何处，事先他都要和它们商量。譬如说，从芝加哥回盖提斯堡，究竟该走坦坦的税道，还是该省点钱，走二级三级的公路？究竟该在克利夫兰，或是在匹茨堡休息一夜？就凭着那些地图，那些奇异的名字和符咒似的号码，他闯过费城、华盛顿、巴铁摩尔；去过蒙特利奥、旧金山、洛杉矶、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