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看书，写文章，把研究工作一点点地做完。张允和在那个房间，她也看书，写文章。她搞她的，我搞我的。外面的活动，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恢复了昆曲研习社，她负责昆曲研习社的工作。他们自己唱，主要在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地方演出，里面有小的演戏设备。我的妈妈也喜欢昆曲，也常常去看。那时候我的工作很忙，交际很少，“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不敢交际，交际以后人家就说你们搞小团体。这样很好，可以在家里安安静静做学问。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可以出很多书，一本一本地出来，其实很多在那时候已经弄好，后来重新审读一遍。
我的《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再版了好几次，日本花了三年工夫，把它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日本一个专家翻译好以后，成立一个审定小组，五个教授审定，有好些问题不明白，特别到中国来问我。在香港，《汉字改革概论》有香港版，这本书里好多篇章翻译成德文、英文。这本书影响很大，因为文字改革在当时中国是作为一件大事情，全世界很注意中国这个工作。
我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成功了，现在许多大学都开现代汉字学的课程，都写了很好的教科书。汉字改革到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像信息处理、语文处理，信息处理跟文字有很多关系，到今天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现代汉字学是一门大学问，一个泱泱大国应该有这一门学问。
我提倡人类文字学、人类文字史，这俩我花的工夫最多，从五十年代一直到现在都在搞。我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文字史、文字学是一门功课的两个方面，文字史注重材料，文字学注重规律。这门学问非常重要，我提倡大学要开这门功课。中国古代就重视文字学，中国可以说是创造文字学的国家，不过我们只研究汉语的文字，不研究旁的，看不起人家的东西。后来欧洲的一些文字研究很成功，本来我们是世界领先，这样我们反而落后了。
人家问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书？其实我是把从前没有搞起来的重新整理出版，不是一下子研究那么多。《世界文字发展史》已经进入“世纪文库”，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
二十七重游欧美
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出国。一九七八年，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在美国大学里很有地位，他和另外几个大学有名的教授组成一个访问团，他代表耶鲁大学，来中国访问。他们来之前，我们不知道，来了以后通过关系找到我们。我和张允和就去看傅汉思。访问团团长是余英时，副团长是傅汉思。余英时的学问很好。他们知道中国没有录音机，就带了好多录音机，今天这个录音机已经过时了。
他们来了之后，文化生活开始恢复。大概到一九八四年以后，才恢复正常，这一年我受邀请出国。有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我去开会，领导突然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一下，下星期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我这里的工作还没有搞完，我的衣服也破光了。”领导说：“没有问题，你赶快去做最好的，开完会回来一概交给公家。”这样子就匆匆忙忙到巴黎，当时国家是不给钱的，因为有人帮我们出，我上飞机，一分钱都没有，上飞机前，他们说：“你的皮夹子要取出来。”因为国家规定不能带人民币出去的。我的皮夹子就交出去，口袋里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一分人民币。后来人家问：“一分钱都没有，你怎么敢上飞机呢？”我说：“已经到了飞机旁边了，不上也得上。”我倒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有困难，我在国外还是有些关系嘛。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从此，人家就知道我没有死掉，常常有人邀请我出国，有时一年出去几次。
有一年美国邀请我去访问，我和张允和一起去。到了美国，她就到大姐家去住几天，到四妹家去住几天，还到我们一个表弟家住几天，访问我们的亲戚。
大姐一个人住在旧金山，她是入了美国国籍，有养老金。美国养老待遇好，她有一套公寓房子，比我这个房子好多了。她平时不大去，住在公寓里太孤单，于是住在她的一个朋友家里，有孩子需要她帮着照顾。我要到七个大学讲课，讲完了我就到耶鲁大学旁边四妹张充和家里。张允和也从旧金山到四妹家里，讲了这些年经历的事情。胡适之到美国去讲学，也住在四妹家里。胡适之跟傅汉思是老朋友。在傅汉思家里，我看到许多重要的书，知道许多我不了解的情况。
那时候，我没有吃过麦当劳，傅汉思要请我吃饭：“你想到哪儿吃？”我说：“我想到麦当劳吃。”他说：“麦当劳不能请客的。”我说：“我没有吃过，去体会一下子。”他说：“好吧。”因为请客是不能到麦当劳的，麦当劳是普通吃饭的地方。我是去体会一下，看看这个麦当劳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次出国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安排的，我跟联合国中文翻译处一个朋友联络，由于他们的介绍，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请我到他们学会里演讲，因为他们要了解中国文字改革的情况，我带了录像带给他们看。这个会长是一位法国女士，很有水平，她请吃茶点，我就问她：“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种用得多，哪种用得少，有没有统计？”她说：“英文百分之八十，法文百分之十五，西班牙文百分之四，还剩百分之一是俄文、阿拉伯文、中文。”那么，我回来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不过最近情况怎么变化，不了解。
二十八家庭文化
晚年，我们和沈从文、张兆和往来比较多。
沈从文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在写，他的笔头快得很，一看什么重要的材料，立即记录下来，否则会忘掉。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材料，要人家画画，领导就帮忙，由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画画的、一个考古的帮他忙。
张兆和的工作是做《中国文学》杂志的编辑，她做修改文字这个工作很好。她离开《中国文学》时，主编说：“张兆和离开我们就很不方便。”张兆和的好处就是自己不写东西，为人家服务，这个精神很好。文学的东西需要加工，加工是很高的技术，加工得天衣无缝也不容易。沈从文去世以后，她就整理他的东西，他的儿子也帮忙，家里变成一个编辑部。
顾传玠跟我们家交流不太多。抗日战争时我们在四川，他们在上海，解放以后他们在台湾，我们在大陆。有时候我们在美国，他们在中国，往来不多。在顾传玠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顾传玠演小生风度很好，跟梅兰芳配过戏，梅兰芳觉得他很好。
顾传玠在台湾大概是受了凉，急性肺炎去世。在台湾初期生活还是比较艰苦。蒋介石死了之后，蒋经国领导下的台湾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均收入增加十一倍。今天，台湾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大陆。为什么闹独立呢？这也是原因。可是台湾早期很苦，打仗影响了台湾。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时代渡过了难关，蒋经国时代发展了。蒋经国在台湾名声很好，国际上也说他好，因为他把一党专政改为多党民主。这是一个世界的总趋势，这个改变弄得不好就会发生动乱，他能够做这个大的改变而没有发生动乱，这是不容易的。
顾传玠去世不久，张元和就到美国去了。他们结婚得很晚，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们结婚时，我们在四川，不在场，打完仗以后，人家把旧的报纸给我们看，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大标题“张元和下嫁顾传玠”。因为那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很看重演员的，那时候演员不被看重。时代变化太快。
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傅汉思非常钦佩沈从文，经常到沈从文家来。沈从文也在北京大学教书，所以大家熟悉起来。傅汉思和张充和是在解放前夜去了美国。那时候大的政治改变，美国大学希望傅汉思到美国去教书，他们走时，张元和已经在台湾。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张充和二00四年回来一次，在北京举行书法展览会。我本来想让她在国内住半年，休息一下，结果另外有人要陪她到美国去，怕她路上没有人陪，那个人急于要到美国，所以她很快就到美国。展览会结束以后，她没有留很长时间。
张家的父亲受“五四”文化影响很深，跟蔡元培、蒋梦麟这样的大教育家交朋友。我都弄不清楚他跟这些大教育家是怎么交朋友的，反正他交的这些朋友在当时都是很先进的，所以影响了他的家庭。我想，像这样的家庭在中国还是有一些的。
文化需要有优越的生活来培养。太穷了，文化就困难。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讨厌文化人的，现在，这种看法改变过来了。一般来讲，在外国，文化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生活要有一定的条件，我最近看到资料，发展中产阶级，日本搞得最好，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中产阶级，比例比美国高。
二十九“周百科”
张家四姐妹的夫婿中，沈从文最有名气。
“周百科”是沈从文给我开玩笑的话。到了后来就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一九八五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邓小平到美国访问，中美文化要合作，就要做好几种工作，一种工作就是要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中美合作项目之一。成立了一个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国方面领头是刘尊棋，他的学问很好，我在美国就认得他了，还有钱伟长和我，下面有一个编辑部。这件事情的翻译工作量很大，应当说条件太好了，因为我们在一九八○年开始的，许多大学的教授都是下放五七干校刚刚回来，没有工作做，可以请他们帮忙翻译。我们主要从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学请教授来，还有其他的专家。我们联络了五百个教授级的专家，他们都很高兴来翻译，觉得做这个工作有意义，不过稿费少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候经费很紧张。如果今天搞，就不这么简单了，这东西吃力不讨好，人家不愿意来工作。
三十本百科全书我们压缩成二十本，这件工作搞了好几年。大百科全书是一个国家应当做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一个欧洲小国到中国送一部百科全书，我们送他们一本小的《新华字典》。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百科全书在国民党时开了多少会，没有办成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要办百科全书，当中一个刺激就是美国希望中国翻译百科全书。我们是先有《不列颠百科全书》，后有自己的百科全书。这件事情的倡导者姜椿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是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局长，“文化大革命”当中他被关在东北的监牢里面，眼睛弄坏了。放出来以后遇到美国要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他一早就有搞百科全书的想法，回来以后就跟倪海曙和我等少数人商量，他一直希望倪海曙和我跟他一起搞大百科全书。倪海曙在拉丁化运动中是头头。我们“文改会”的工作推不了，没有去。
姜椿芳出来以后，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局长？”他说：“我不回去了。”不再搞翻译工作，后来这个事情得到胡乔木的支持，胡乔木就跟邓小平讲，邓小平同意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翻译百科全书，一件事情是自己编一部百科全书。姜椿芳就全力以赴编百科全书。当中的一个小问题，百科全书的条目怎么排，我和倪海曙积极支持姜椿芳改用拼音来排，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拼音，反对的人很多，现在反对的人少了，假如不用拼音，就不好查了。这部书出来，不会赚钱，因为中国人买不起。这部书的每一个分卷都有水平，出来以后学术界评价很高，现在正在重新编。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家必须有的。
三十晚年所思
“文化大革命”前后，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也停了十年，后来恢复了，我是政协教育组副主任。后来恢复“文改会”的工作，后来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我离休的时间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八八年对我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我有了电子打字机，这是一个改变。张允和对拼音不感兴趣，她会，但是不熟悉。后来有了电子打字机，她才知道自己不熟悉，就要自己查，因为拼音太容易，她在电子打字机上用拼音编《水》。《水》这本杂志是原来她们在家庭里玩的。改革开放了，家庭里的人在国内国外都可以往来了，原来是二十年亲戚朋友不能往来，连地址都不知道。她就想起恢复亲戚朋友的联络，于是恢复《水》，有了电子打字机，就比较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