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先生认为，声调“在实用上不过是音调的变化，和外国文里的重音有些相同”，“用不着把那种很微细的分别表示在拼音上”（《字母》）。国语罗马字有复杂的字母拼调法，过分突出声调。拉丁化新文字完全不标声调，过分忽略声调。汉语拼音方案折中于二者之间，采用注音字母的标调符号。台湾修订国语罗马字，也去掉字母拼调法而采用标调符号，跟汉语拼音方案接近。声调问题在半个世纪中间经过了“正反合”的辩证的认识变化。
革命是发展社会的科学实验。实验可以失败，可以成功。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墨守教条。要在成功中找寻错误，不冲昏头脑。瞿秋白先生过早地为革命而牺牲了。可是他的科学实验的革命精神将长留人间。他昂然站立在历史的急流中，是新时代的先驱者。
注：一九八五年在瞿秋白家乡常州市举行“瞿秋白学术讨论会”，本文是作者参加该会议的论文，发表于河南信阳师范学院《语文知识》一九八五年第四、五、六期。
黎锦熙：语文现代化的先驱
黎锦熙先生（一八九0—一九七八）是现代语言学界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同时是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先驱和导师。他在语言学方面有许多贡献。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不仅重视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更加重视人民语言生活的现代化，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我国学术，向来重古轻今，重论轻用。黎先生是古今并重，论用兼顾。在国难当前的时期，他更积极于改革语文，启迪民智，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他所倡导的，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将来一定会成功。因为他所倡导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也是先进国家已经走过的成功道路。这里略谈一二，以纪念黎先生的百岁生辰。
从北洋政府时代到南京政府时代，黎先生持之以恒地为推广“注音符号”（原称“注音字母”）奔走呼号，遇到许多困难而百折不挠。经验告诉他，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缺少一套“注音字模”。于是他排除万难，呼吁制造“注音字模”。
一九三四年他发表的《建设的大众语文学》论文中说：“二十年来，国语界的人全都忽略了一件‘很小很小的大事’，就是差一套汉字带注音的铅字铜模。”一九三五年他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提案，要求铸造“注音汉字印刷字模”。其中说：“注音字母自一九一三年议定、一九一八年公布推行以来，为时则已经过念载之久，为效乃未及于一廛之氓。揆厥原因，主要是排版校字，须加五倍之工资。观于日本，人人读报，小如六号汉字，亦能旁注假名。可知注音字母之推行，必使固定联系于汉字，则属稿时既省逐字注音之劳，排字者更获一举兼得之效，印刷若早有此准备，推行何至成为空谈？”
这个建议后来获得实行：一九三五年开工，一九三六年三号字模铸成，一九三七年二号和五号字模也铸成，可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辛辛苦苦做成的注音字模，陷入日本占领区，希望又化成泡影。
黎先生未能看到他的倡议成为事实。在他身后，台湾实行了他的主张：《国语日报》和许多注音读物都利用注音字模，经常出版，大量销售。台湾是中国第一个普及国语的省份，在这里部分地实现了黎先生的理想。
大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掀起一个“大家来说普通话”的高潮，不久就否定知识、轻视教育、停止推普。但是近年重新认识了知识和教育的必要性。中文电脑登上日程，利用电脑已经可能做到给汉字文章自动分词、注音、标调，打出拼音和汉字对照的文本来。这跟注音字模的目的相同，而技术从手工业发展到电脑化了。黎先生说，注音汉字的妙用是：“属稿时不须注音，排字时不排注音，校对时不校注音”，“校印时不添成本，阅读时各尽所能，写作时各取所需。”（《文字改革论丛》）电脑已经实现了并且超过了黎先生的希望。黎先生可以含笑于泉下了。
“国语罗马字”公布以后，黎先生潜心于研究国语罗马字问题。他的杰出贡献之一是提出“词类连书”的理论。他在一九三二年《国语月刊》的“汉字改革号”上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其中说：罗马字必须“词类连书”；“语言中的单位乃是语词”；“语词大多数是双音构成的”，“‘词类连书’”是拼音化的一条大路”。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语词”的发现宣言书！
黎先生又说：“汉语决不是单音语”，“汉字却不理会它，偏要把无穷的形体，来表示有限的单音。”汉字文章既不分词，又不连写；学习汉字，养成“文白不分、以字为词”的习惯，忘记了活的语言以“词”为表意单位的事实。“词类连书”摆脱汉字的迷惑，恢复汉语的词感。这不仅是拼音化的一大发现，也是汉语教学的一大进步。知“字”而不知“词”，是我国语言生活现代化的一大障碍，黎先生是第一位铲除这个障碍的先驱和导师。
在一九三四年国语会的“规定极详备的《词类连书条例》案”中，钱玄同先生说：“黎锦熙先生对于词类连书已经有十多年的尝试，经验宏富，可以请他担任此事。”黎先生在《国语运动史纲》中说：“词类连书，在民九国语会已有规定。近来以山东《民众教育月刊》和《民众周刊》的贡献为最多，尤以最近萧迪忱《怎样连写复音语词》一文为能荟萃众说，折中分合，确定条例；且《民众周刊》自身即已实行，而山东《民众报》和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新出版的平民读物，则连汉字带注音都排成了词类连书的形式。这事在国语罗马字方面更为重要，因为汉字已经有方块儿的字形，而国罗就专靠这写定的‘词形’为字形。近来用国罗写文章的人最感到彷徨的，一是声调如何拼法，一是词类怎样连书。声调已有‘国音常用字汇’可查，词类则尚待国语标准词汇为据。”
在黎先生的理论指引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对“词形”问题继续进行研究。认识在发展，术语跟着更改，“正字法”改说“正词法”，“词类连书”改说“词儿连写”，又改说“分词连写”。《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发表，体现了黎先生《词类连书条例》的倡导。《汉语拼音词汇》的出版，以及《汉语拼音正词法词汇》的准备，可以看作是黎先生“国语标准词汇”倡议的实行。在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黎先生的开创性理论永远是后辈的指路明灯。
语文现代化运动开始于清朝末年，先后包括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拼音化运动、汉字简化运动、民族语文运动等。各时期有各时期的侧重点，并且受各时期的时局影响，波涛起伏、进退无常。
黎先生说，从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一短短八年间，“政治潮流，波谲云涌，国语运动，随环境而异其方式”，每两年多即成一小段落，构成啼笑皆非的“四步曲”：
（一）“螳战”（一九二四—一九二六）：这时候，内战有钱，教育无钱，国语运动（包括新文学和新文化）奄奄一息；忽然来了一位反对国语的司法兼教育部长章士钊，他办的《甲寅杂志》以不收白话文为标榜，他做部长大张反对国语的气焰。当时反对国语的理由是：语体采俚词俗语，不及文言之能行远，文言简而能赅，非语体所能及；古书概用文言，习语体不能读古书；社会通行文言，习语体不适用于当前。白话和文言发生“螳臂当车”之战。苏浙皖三省的教师代表在无锡举行焚毁初级小学文言文教科书的仪式。北京教育部中少数国语派对多数读经派关于小学应否“读经”进行口头和笔头的斗争。
（二）“蛰伏”（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复古风大作，好些省区强迫读经、严禁白话，甚至兴复礼乐，行“投壶”古礼。国语运动者只能蛰伏自保，不声不响地做些具体工作：议定国语罗马字和修订国语标准音。
（三）“龙飞”（一九二八—一九三一）：情况好转，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虽然改名为“注音符号”，可是继续推行，这也就算差强人意了。飞虽不高，也是“龙飞”！
（四）“龟走”（一九三一—？）：历史的道路崎岖，不可“兔逸”，只宜“龟走”：黎先生做了一首“龟德颂”：“任重能背，道远不退，快快儿地慢慢走，不睡！”这是知识分子为国效劳的困难处境的写照。
国语运动的“四部曲”后来不断循环往复，直到今天依然在起落浮沉。黎先生有先见之明，早已看到，这是语文现代化的行进规律，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行进规律。
（北京师范大学《纪念黎锦熙先生文集》）
黎锦熙先生和语文现代化
语文现代化开始于清朝末年。民国成立之后，运动的理论水平大为提高，具体措施逐步得到实现。这期间，黎锦熙先生（一八九○—一九七八）发挥了先知先觉的先驱作用。
语文现代化的目标有四个方面：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注音的字母化、文字的简便化。在这四个方面，黎先生都不断提出卓越的见解和具体的措施。
《黎锦熙先生年谱》（黎先生女公子黎泽渝编，载《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扼要地记载了黎先生的一生业绩。下面根据《年谱》，简略地温习一下黎先生的有首倡性的主要贡献。
关于语言的共同化，黎先生的主要贡献有：
一九一五年：应聘赴北京教育部编辑语文教科书，得到参与革新语文的机会。
一九一六年：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宣传国语统一、言文一致。
一九一八年：促成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
一九二六年：参加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发表重要演讲；始定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
一九三二年，参加编辑出版《国音常用字汇》，这是第一本现代汉语注音字汇。
一九三四年：担任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出版《国语运动史纲》。
一九四四年：创办国语专修科，培养后来到台湾推行国语的骨干。
明清时代有“官话”，清末开始称“国语”。“官话”主要是官吏的行政语言，老百姓大都不学不用。官话缺乏严格的语音标准。“国语”要求有严格的语音标准，是沟通全国人民的国家共同语，是全民义务教育的教学媒介。从“官话”到“国语”，标志着时代的变革。黎先生对推行国语，从民国初年直至台湾光复，一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于文体的口语化，黎先生的主要贡献有：
一九一五年：提倡白话文，反对小学“读经”，提倡“国文科”改称“国语科”。
一九二0年：促使教育部改定小学至初中“国文科”为“国语科”，小学教材取消“读经”；始创并讲授国语文法课，回击“新文学无新文法”的反对白话文的意见。
从“国文”到“国语”，一个字的改变，改变了我国“重文轻语”的传统，开始了“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的科学认识。这一点，直至今天还有人不理解，甚至不接受。如果这一点都不明白，还有什么现代语言学，还有什么现代教育学呢？黎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创见，今天还需要认真学习。
白话文运动在“五四”之后较早得到成功，所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当前文改任务”不再提这一方面。可是“半文半白、不文不白”的文章今天到处可见，有人甚至以为“带点文气”才算文雅。“言文”能否“一致”、应否“一致”，似乎还是一个疑问。黎先生的“言文一致”思想，对今天进入“信息化”时代，依旧是指路明灯。
关于注音的字母化，黎先生的主要贡献有：
一九一八年：促成教育部公布一九一三年拟订的“注音字母”（后称“注音符号”）。
一九二三年：参加拟订“国语罗马字”；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提出“词类连书”原则。
一九二六年：国语会通过并发表“国语罗马字”。
一九二八年：大学院（教育部）公布“国语罗马字”，编辑出版《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
一九三五年：设计并由中华书局制成注音汉字铜模，提倡大量出版注音读物。
一九三六年：编辑出版《国语辞典》，实行按音序排列词条。
“注音字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套法定的汉语字母。从此结束了笨拙不堪的“反切”注音。黎先生对推行“注音字母”真是不遗余力。有人说，黎先生以教授身份而去推行“注音字母”是大材小用。殊不知，黎先生重视知识的普及，不以身居象牙之塔为满足，这正是黎先生的过人之处。黎先生率先提出“词类连书”（现称“分词连写”）原则，这对今天拼音的应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在电脑上输入拼音、自动变成汉字输出，必须实行“分词连写”。又如：电视上“新闻联播”的拼音，应当分为两个语词，不应当分为四个音节。不合规范的拼写法，要按照黎先生的原则予以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