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李远哲尽量增多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抽时间与孩子一起玩耍，带孩子在海边漫步，在野外游戏。他与孩子一边玩一边像朋友似的聊天，了解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以及情绪和思想。他从不批评教训孩子，喜欢用鼓励、启发、引导的办法让孩子自己悟出事情的道理，树立自信和自尊。
在孩子的学习专业和未来发展方面，他不搞专制主义，也不指手画脚，而是尊重孩子自己的意愿。在美国，一般家庭中父母都比较尊重小孩子的意见，他们在做很多事情时都会征求小孩子的看法，即便是很小的孩子也是如此。李远哲看到在这种开放、平等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完全没有东方专制家庭中孩子那种唯唯诺诺、拘拘谨谨，而是具有比较强的参与意识和独立思辨能力。他认为孩子应有自己的道路，自己的人生，而不必事事听从父母的意见。李远哲还从父母对自己的尊重以及自己一步步远离了父母的最初愿望中悟到，父母对孩子不必有太多的干涉。他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有完全的自由，他们想念什么的话，就念什么，应该不是我来决定他们的生命。”李远哲深知中国古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个中含义，兴趣和爱好是鼓励人前进的永动力。他充分尊重儿女自己的选择，让孩子在学习中有完全的自由，想学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安排自己的一生。但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正面引导，他说：“我可以提供一些意见说，念理的话怎么样，念工的话怎么样。”所以，李远哲的3个儿女都在母亲的教育和父亲的引导下，幸福地成长，充分地发展。长子以群从事新闻工作，次子以欣专攻生理学，小女儿以旋则读生物学。虽然3个孩子都没继承父亲的专业，但都学有所专，干有所成，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
从事科学工作是非常艰苦的，科学人员经常长时间在书斋或实验室里工作实验，对身体损害很大，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英年早逝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李远哲知道锻炼身体、保持身体健康对自己甚为重要。他中学时代那场大病曾使他不得不休学一段时间，病好以后的一个时期他的身体还比较虚弱，由此他认识到锻炼身体的重要性。身体是事业的本钱，上大学时他曾在给弟弟远钦的信中语重心长地写道：“希望你好好锻炼，不要再蹈我的覆辙，我的一辈子也许都会败在我身体上。我现在很后悔，当初不该把身体搞成这样子，像半残废一样。但希望你变成强壮的人。”以后他就把强身健体作为和自己追求事业成功的同等重要的大事看待，打垒球是他活动锻炼的主要方式，成为他工作生活的重要部分。李远哲荣获诺贝尔化学奖以后，一下子成了大名人，在研究、工作、社交忙得不可开交的日子里，打垒球是他休息放松的特有方式。他的秘书和学生都晓得，只要安排有打球比赛，无论多么重要的事情他都会取消掉，打垒球作为李远哲个人生活中的必修项目，可以说是雷打不动。
他多次对人说：“就是时间有限，对我而言，第一个优先就是打垒球。”并且讲了其中的道理：
“如果我每次系务会议、每个会议都参加的话，一天做24小时还是做不完的。我每次到了学校，信箱里面拿到的信件，单只答复这些信就够累人的！有时候是科学上的信，有些是教授升职等，有些要申请经费的。审查这些信至少要花3个小时才能够处理好。如果人家要你做的实验室里的工作你一天24小时是做不完的，因此要有一个安排，哪一个是优先的，哪一个第二。”
李远哲打垒球的时间，一般安排在星期五下午，在这个时间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打垒球是第一的……这对我是神圣的。”
可是当这神圣的、第一的事情受到冲击的时候怎么办呢？社会事务或其他事情就坚决推掉，一般的会议则让秘书代替自己。如果是必须参加的重要会议，李远哲又怎能鱼与熊掌兼得呢？请放心，他自有妙计。这一天是星期五，下午是安排的打垒球的时间，系里却有一个重要会议，身为实验室主任的他当然必须出席，垒球呢，自然也非打不可。下午开会的时间到了，李远哲准时进入会场。会议主持人宣布了会议主题内容后，与会者依次发言。20分钟后，有人来到他身边告诉他：“李教授，你的秘书打来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让您出去一下。”
李远哲起身走出会场，来到自己的车旁，秘书已在等候，车载着他们直奔垒球场而去。
李远哲把打垒球作为自己追求事业成功的一个方面，几十年坚持不懈，毫不动摇，表现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两点优秀品质：一是生活的计划性、规律性；二是实施计划的坚定性和追求目标的坚韧性。
5．给父母的最好回报
1962年，李远哲赴美留学时，哥哥李远川和姐姐李惠美都已在美国读书了，现在李泽藩先生与夫人李蔡配女士又把二儿远哲送出了国门。他们没有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观念，只望儿子有出息，能成为顶尖的人才。李远哲曾回忆说：“当我与锦丽同赴美国深造时，我带着满腔的热忱与信心离开台湾。我知道父母希望我能好好学习，做个顶天立地的人。他们并没有传统的‘反哺报恩’的期待，只希望我能努力上进，为人类社稷作出贡献。他们辛苦地培养我们长大成人，在我们生长的过程中，很难得地给我们那么多自由发展的空间。”
离开台湾以后，李远哲跟父母相聚的时间就很少了。开始几年，为了不耽误学业，他很少返家，只能用信件倾诉对父母的思念和牵挂之情。后来，回台的次数虽然多了，但每次回台的时间表上总是安排满满的工作和活动。李远哲一有间隙总要抽空回到父母身边，他向父母讲他的家庭、生活、儿女和工作。每听说儿子的实验研究出了新成果，老人脸上就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父母之慈爱，人子之孝心，充满了那座小小的院落。真是一幅“天伦之乐”的中国民俗画！
1986年6月李远哲返台，与父母坐在一起聊天，说起了自己最近时期的工作进展。母亲得知儿子取得的辉煌成就，高兴地问儿子：“远哲，你取得这么多成绩，会得到诺贝尔奖吗？”远哲理解母亲的心，对母亲说：“妈妈，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中国人要想得到这奖太难了。”他又宽慰妈妈说：“但是，得不得也无所谓，做事情尽力而为最重要了。”
“远哲说得对，只要对社会有贡献就好。不能把得奖看得太重。”父亲赞许地点头称道。
这年10月，李远哲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消息传到台湾，人们纷纷来到新竹市武昌街的李家，向李老夫妇两人表示祝贺、慰问。二位老人也是非常兴奋，母亲骄傲地说：“我感到远哲应该获奖，现在果然得到了。”说着竟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该年，正逢父亲的80岁寿辰，李老先生自然特别高兴，他把儿子获奖看成是献给自己的最佳寿礼，多次对儿女和他人说：“远哲这份礼最好最重，无价之宝哇！”老人在全中国人都在庆贺李远哲获奖的喜庆氛围中愉快度过了他的80岁生日。
李远哲获奖后，回台的次数增加了，社会活动也更多了，但再忙再累，李远哲也要在周末找机会和父母聚谈几个小时，李远哲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以此慰藉那颗深怀歉疚之情的心。
1989年，李老先生的身体大不如前，2月李远哲回台探望父母，见父母都还好，便商定年底大家回家一道庆祝母亲的80岁生日。离别的时候，父母送儿子到门口，看着儿子上车远去。
不久，父亲生病，他不愿儿子放下工作赶回来看他，所以没有对儿子完全说出病情。6月李远哲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准备回来之后便去看望病中的父亲，没想到父亲没有等到儿子回来就离去了。
没有能为父亲送终，李远哲感到深深的愧疚和遗憾，他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最近奔忙于世界各地，每每在头发花白的年长人脸上，看出他们一辈子努力奋斗的痕迹时，便又不禁想起勤俭的父亲，内心也泛起无比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