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姐无语，没法解释。与诗人为生存而吃的那些实实在在的苦相比，她内心的那一场场风暴，那些真实的伤痛，仿佛有些失重，有些轻浮。
诗人刻意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与诗歌发生关系，用诗歌的高贵武装自己，也许潜意识里就是为了掩盖他的赤贫出身，他的零起点。毫无疑问，诗歌给诗人的赤贫镀了一层金。因为赤贫，诗人从小自尊心就特别旺盛，动不动就会感觉受到伤害，就与人发生摩擦，他的门牙就是少年时期为捍卫尊严跟人打架打断的。从中师保送到省城读大学时，他就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很洋气，故意吊儿郎当。喇叭裤，黄头发，抱着个吉他，却从不会完整地弹一曲，这是他惯常的样子。
诗人对富人充满了憎恨，可他多么想成为富人啊！
后来师姐给他分析说，你也赢在这个零起点上，这个零代表一无所有，你一无所有，两手空空，所以你胃口特好，拼命去攫取一切，可以说，正是赤贫使你富足。
诗歌虽然为诗人赢得了有限的尊敬和女人，但很显然，诗歌不能解决温饱，不能使诗人富足，诗人在报考硕士和博士时，都从没考虑过诗歌专业，或者说他考虑的不是专业，而是专业以外的东西。比如，导师手里是否有资源和阵地，导师是否位高权重，在学术圈内外是否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诗人考博前，经过反复比较权衡，最终确定了在校内外身兼数职的廖导。
考博前一天，诗人从老家长途奔波而来，怀里揣了个红包，里面装着借来的五千元钱，他打算在考前行贿廖导，期望这个不算重磅的炸弹能为他洞开博士招生这道坚不可摧的门防。
诗人事先通过他一个师姐的师姐，转弯抹角地打听到了廖导家的住址，坐了趟绿皮慢车去赶考，还是站票，在车上跟人聊天混熟后，在打工妹边上的座位搭了半边屁股。到S城的时候已是中午，在街边吃了碗桂林米粉，又买了半只菠萝解渴。
S城的物价比湘西老家贵多了，一碗桂林米粉五元钱，半个菠萝要两块五，他听出卖菠萝的口音是老家人，认起了老乡，人家才只要了他两块。在老家，五元钱可以炒一大盘够一家人吃的青椒肉丝了。
诗人一下火车就把行李先寄放在在S城打工的一个叔叔那里，想等把送礼这件大事办完之后再去找个便宜点的旅店住下来。叔叔所在的那个地方是个工地，很多老家人住在一个大棚子里，没法休息。
时间还早，估摸廖导一家人在午睡，他就到学校里四处转转，又去问了几家就近的招待所，贵得吓人，一晚就得两百块钱左右，最便宜的是学校的函授站，十人间，二十元一晚，但早已满员了，一问，都是考博的。
诗人在老家村小教书时，跟他的第一个女人——信用社的出纳在镇上还住过五元钱一晚的干店，上了二十元的都是单间了。S城这样高的消费，就是考上了，经济压力也大，公费还好，自费就麻烦了。
当然，自费也得读，车到山前必有路，他从一个乡村教师一步步地走到省会城市，又向S城这样的沿海地区发起进攻，哪一步不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自己硬闯出来的呢？他和老婆两大家子地地道道的乡下人还巴巴地等着他发达了好沾点光呢！
他赤手空拳，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对他这样起点低到零的人，只能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因此，在巨大的生活负担和精神压力下，在极低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相对较高的精神需求的巨大反差下，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我的起点是零，一切都是收获！这也是他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精神源泉，无论是读书、工作，还是追女人。
他想等他考过来后，也在学校附近开个小店，像他读硕士时一样，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学习、挣钱、养家，当然，还有谈恋爱，这是他的必修课，各方面都要兼顾。
然而，打通导师这一步却不那么容易，见面该说些什么，怎样把红包给成功地送出去，是明给还是临走悄悄放在导师家，五千元会不会少等这些细节问题都得考虑好。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对方收了礼就好办。
诗人在焦虑不安中信步到了学校的护城河边，放眼一看，哇，好美的诗境！一条飞虹横卧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头上是翻飞的柳絮，河对岸笛声悠扬，诗人不觉心旌摇荡，并萌生了强烈的想考上的愿望。
然而，路人的表情却很淡然，并没有诗人想象中那么陶醉。S城的人看惯了这样的风景，也就觉得稀松平常了，说不定倒觉得诗人的湘西老家好呢，人果真是生活在别处的。
对诗人来说，心生艳羡也许只是因大考在即，面对如诗美景却不能尽情尽兴，就像硝烟年代面对那如烟浩渺的芦苇风光。硝烟和考试看似杀风景，其实却使风景显得更美，美到了极致。
事实上，后来诗人如愿到了S城，感觉还是考试前那天的护城河最美。那种美因为被考试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阻隔在对岸，而美得凄婉，美得令人心痛。
诗人坐了一夜的火车，想在草坪上躺着休息一会儿，没想到一躺下来就睡着了。因心里有事，睡熟了一会儿他就猛地惊醒过来，不想边上有一美女正在观看自己的睡相，想必自己又打呼噜了，那一刻他感觉狼狈之极。诗人的呼噜声可真是如雷贯耳，硕士期间室友忍无可忍，强烈抗议，不到半年他就只好搬出寝室，在外面租房子住。他还多次在自习室、图书馆看书时睡着了打呼噜，被管理员给请出了门。
有次诗人的父亲生病住院，他们兄妹几个轮流看护，轮到他看护时，半夜里被父亲叫醒，他惊坐起来，以为出了什么事。骨瘦如柴的父亲用虚弱的声音说：“儿啊，打雷也有停下来的时候吧，你这呼噜都打了半宿了，你老爹身子弱，经不起啊！你还是回去吧，我好休息一会儿。”
诗人羞愧万分，为了不再呼噜，在父亲病床前硬生生地坐了半夜。
诗人没想到他在S城的第一呼噜这么早就吹响了，而且还被师姐的室友——阿美撞见。后来阿美当着诗人的面绘声绘色地跟师姐描述当时的情景，阿美说，她饭后到离她住的函授站不远的河边散步，听到不远处的草丛中发出一高一低、一长一短有节律的呼哨声，这种音响使人怀疑附近有个猪圈牛棚什么的，寻声望去，就见到一个乡绅似的男人正仰面躺在草坪上，半张着嘴，打着很响的呼噜，嘴角还淌着口水；一个黑色的帆布包枕在头底下，旁边还扔着一本英语书，封面上有“考博冲刺”的字样。阿美说她不好意思多看，转身要走，呼噜声戛然而止，只见乡绅翻身惊起，看看表，又警觉地四下里看看，发现她后，赶忙用手背擦擦嘴，不好意思地冲她笑了笑，起身拍拍身上的草屑，走了。走了一截又回头，冲她笑。
诗人痞着脸问阿美：“我那天全身上下加起来总共就穿了两件衣服，一件外衣，一件外裤，里面全都挂空挡，你一个大姑娘家盯着一个男人的身体看什么？老实交代，我睡着的时候你有没有猥亵我？”
诗人那天坐公交车坐错了线路，等好不容易摸到廖导家时，已快吃晚饭了。都说穷奔城市富奔乡，坐落在近郊的廖导家的两层小花园洋房真是漂亮，前后绿树环绕，中庭是造型别致的草坪、假山、喷泉，还有一排簇新的儿童游乐设施和健身器械。诗人想象了一下自己的儿子在这里玩耍的幸福场景，这辈子诗人爱过不少女人，但最爱的还是儿子。
诗人是老来得子，老婆倒是打过很多次胎，因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就没敢要孩子，后来诗人为考研八年抗战，辗转南北，条件更不具备，眼看老婆年龄一天天大了，说不定都提前进入更年期了，再不要就来不及了。在接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诗人就急忙播下了种子，因此儿子的小名就叫双喜。
一想起双喜那胖乎乎的小脸，诗人心口就发疼。忙着考博，诗人又有好久没抱过儿子了。一想到让儿子将来也能住上这样的别墅小区，诗人就更增强了要打赢考博这场硬仗的决心。
诗人按了按裤袋，红包鼓鼓囊囊地顶在那里，诗人就毅然按响了廖导家的门铃。
是师娘出来开的门。诗人自我介绍后，师娘说你早来一步就好了，廖老师刚出门，有个权威刊物的主编过来讲学，他陪人家吃饭去了。
师娘看诗人满头大汗，年纪也不小了，也就不顾廖导给她的考试期间不准考生进家门的训令，把诗人让进了屋，给他泡了杯绿茶。诗人天生具有女人缘，左一个师娘右一个师娘地叫得亲热，其实师娘看上去年龄也就跟他差不多。
师娘问起他家里的情况，这正中诗人下怀，诗人又开始了他最擅长的苦难叙事。从他小时候赤脚放羊，上中学了还没穿上过一双皮鞋，到最近老婆下岗，高龄老父身患重病也舍不得吃药，这段苦难叙事屡次在关键时候帮了诗人的大忙，师娘最后抹着眼泪把他送出了门。出门后他才想起红包忘了给，又回过头来，请师娘帮着给弟弟（师娘的儿子）买点礼物，他走得急，没来得及买。师娘坚决不收，说你自家这么穷，把钱拿回去给老父亲治病。
诗人见师娘执意不收，而且生气了，才罢了，这才觉得刚才的苦难叙事有点过火，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这五千块钱没送出去，这个考博的保险系数就要大打折扣。
结果那天师娘还因诗人挨了廖导一顿训。廖导是个非常理性的人，见的世面比师娘多，说师娘是妇人之仁，这些考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故事都编得出来。师娘是教英语的，没有这种重回历史现场的思辨意识，就是出生于沿海大城市的师娘，小时候的鞋袜也是补丁加补丁的，师娘是以现在的生活水平去体验诗人下雪天的赤脚，这里有一个时空的错位。
福柯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诗人说的是客观事实，只是诗人在叙述时充分地利用了修辞这门艺术，对善良的师娘产生了一个心理误导。
师娘的善良在高度理性的导师面前当然帮不上什么忙，但那一年诗人的运气特别好，导师招两名博士，诗人是第三名，没想到第二名经过了痛苦的抉择后，还是放弃了读博，出国了，诗人刚好补了这个缺。
那天师娘一大早亲自打电话告诉诗人这个消息时，诗人正在一个民办高校准备试讲。考博耽误了他找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好在他是男生，人家好歹同意给他一个试讲的机会。本来他紧张得很，知道考上博士后，特别放松，讲课时简直就是在手舞足蹈，听课的几位主管领导都频频颔首，第二天就通知他把协议带来准备签合同，他当然是毫不犹豫就选择了读博。
